中美貿易順差，歷來是熱門話題。關於2002年的這一數據，中方公布為427億美元，美方公布為1030億美元，其間差距，是因為中方的公布中，沒有包括從香港轉口到美國的貿易。同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繼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後美國的第三大進口國。 於是，中美之間在2002年度的貿易順差同時創下了兩項歷史記錄：是世界上任何一國與美國之間從未有過的最大貿易差；是世界上國與國之間從未有過的最大貿易差。一時全球注目，輿論譁然。美國業界人士對此表示“吃驚”；強烈批評美中貿易不平衡。也有專家預測：美中貿易大戰一觸即發。另一方面，當2001年9月，美國發生了“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次年，即2002年，外資對美國裹足，更大幅度地轉向流入中國，當年，中國以吸吶外資527億美元的記錄，首次超過美國，位居第一。極不相稱的是，在外資和外貿連年大幅增長的同時，中國國內市場卻連續十餘年處於蕭條局面：內需不足，物價下滑。連北京當局都承認：中國經濟增長並非由內需帶動，而由外資牽引。足見國際資本的厲害：能夠拱起一個國家的表面繁榮；也足見國際資本的盲目：惘顧外需與內需之間的落差和陷阱。或許有一天，外部世界的人們，一夜醒來，才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財富，盡都轉移到中國去了，被中國“套牢”了。說得白一點，所謂中國經濟“增長”，就是賺了外國人的錢。巧合的是，2002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約占中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1.2億美元的8％，與國民經濟增長率8%剛好吻合。即：國民生產總值里，2002年比2001年多出的一千億美元，恰恰就是中美貿易順差。於是，這8%、或一千億美元的國民經濟增長，就象是從美國人口袋裡“挖”過來的。就這一點而言，所謂中國經濟“增長”，就是賺了美國人的錢。從統計上看，美國為中國提供了高達40%、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市場，中國對美國市場依賴之大，一目了然。於是，當人們高談闊論“中國市場”的時候，事實上卻不是“中國市場”，而仍然是“美國市場”，成為世界經濟巨大的磁場。縱觀二次大戰後崛起的後起之秀，無一不是不是因為利用了美國的市場而“鯉魚翻身”，日本如此，德國如此，“亞洲四小龍”如此，其他東南亞或南美國家也不例外。

如今，中國也終於搭上了對美貿易的“末班車”，美國對世界經濟貢獻之大，對中國經濟貢獻之大，實在不可估量，不可抹煞。為此，我們理應捫心自問：民族主義者“逢美必反”是否妥當？飽經“大躍進”、“文革”洗禮，至今兇悍遺風猶存的中國人，是否應該重新學會感恩？是否也應該大聲說一句：讓中美兩國“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在民族主義（這無疑也是集權統治者賴以為繼的最後一面旗幟）的高聲喧譁中，人們陷入困惑：中國人到底應該反美還是親美？必須清楚：中美貿易順差如此巨大，並非中國經濟更強勢，並非中國人更具經商手腕。要害在於：人民幣匯率。中方以行政手段強行管制人民幣匯率（1994年還人為地將人民幣大幅貶值）。儘管，人民幣的低匯率已經與當前的中國經濟成長極不相稱；除此之外，中方將人民幣和美元掛鈎，保持在8.3比1左右，無論美元怎樣波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都將不變，死守8.3比1的低兌換率。人民幣匯率低，有利於中國出口和引進外資，但對他國而言，則意味着：中國廉價產品占領該國市場，該國資本加速流向中國。越來越多的美國和日本業界人士都指責北京有意壓低人民幣匯率，使價格低廉的中國產品在他們的國家暢行無阻，而當他們國家的產品進入中國時，卻因價格高而無法與中國產品競爭。他們認為，這是中方人為製造的“優勢”，是不公平的競爭。比如，2002年，由於中國對美國的機械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就直接造成美國許多中小企業的倒閉。 除此之外，中國製造的手機、玩具、及其他低值易耗產品，大量湧入美國，也是導致美國製造業連續30個月大幅裁員的原因之一。以低廉勞動力為主的低廉成本，保持了中國的競爭力。中國，以其“世界工廠”的形象，確立於世，不僅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也生產高科技產品。

近年來的日本，就倍受廉價中國產品的衝擊和困擾，以至於忿而多次對中國產品徵收保護性關稅。日本財政部長甚至斷言：世界經濟不景氣，禍根在人民幣。許多經濟學者認為，儘管中國加入WTO已經一年多，但中國並沒有對外開放足夠的市場，比如農產品市場。按理，加入WTO，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就意味着：全球市場就是中國市場，中國市場就是全球市場。沒有理由再進行選擇性地市場屏蔽。據說，在東南亞許多國家，人民幣已經取代美元的“霸主地位”，成為當地人最樂意接受的“硬通貨”，問其原因，回答卻讓人哭笑不得：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不會貶值。此時，面對巨大如天文數字的中美貿易順差，一些國人或許心下暗喜：“韜光養晦”之策大見成效。然而，強行維持人民幣低匯率，對外大肆傾銷，對內封鎖市場，未免損人利己。如此短期行為，未必長期獲益。國人亦當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