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已經沒有人去思考一個失敗了的改良運動對於這個飽經憂患民族究竟有何意義。大多數的中國人對這位戊戌變法的領袖仍然充滿了誤解。他們寧願相信，變法之推動社會的前進，一定不如革命徹底。他們寧願相信，推翻政府是改革政治的最佳方式，變法只是革命產生以前的權宜之計。

但是中國近代史上持續一百多年的戰亂，分裂，國土淪喪。給了這些造反派憤青們一記響亮的耳光。慈禧太后駕崩，清王朝轟然崩潰，使中國大地徹底失去了制約。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廣東等省先後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軍閥內戰，不計其數的百姓流離失所，死於戰亂。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場失敗的革命，直接後果就是各省獨立，國家分裂，內戰。外蒙古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的罪魁禍首就是辛亥革命。

今天重讀康有為的文章，對照二十世紀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不能不驚嘆於他對歷史的深刻洞見。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歷史，在一切細節上都沒有逃出康有為的預測。

在《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中，康有為以縝密的邏輯論證了中國只能改良決不能革命的觀點，並天才地預見了實行革命的最終結果是暴民的統治。他指出：

“夫革命非一國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獲成矣，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為黃巢之破長安矣，且為劉、項之入關中矣。然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眾，各省各府，語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會不相通，各懷私心，各私鄉土，其未大成也，必州縣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擊，各自統領，各相併吞，各省屠城，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復見於今日。”這段話說的再明白不過了，推翻大清國，就意味着分裂和內戰。

康有為周遊列國十六年，尋找救國救民的方案。他在《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序》中說過：“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他在西方世界及其他被壓迫民族世界的親歷見聞，敦使他思考，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持久的民族災難尤其令他警醒，在《論革命書》中，他寫道：“今歐、美各國，所以致富強，人民所以得自主，窮其治法，不過行立憲法、定君民之權而止，為治法之極則矣。……統計歐洲十六國，除法國一國為大革命，實與俄之一國為專制者同，皆歐洲特別之情。其餘十餘國，無非定憲法者，無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而所言革命民權之人，旋即藉以自為君主，而行其壓制，如拿破崙者，凡兩世矣。然使法國之制獨善，法國之力獨強，法民之樂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國之憲法，以法為最不善，國既民主，亦不能強，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貪酷壓民甚至，民之樂利反不能如歐洲各國。此則近百年來，歐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驗矣。”

康有為未必知道經典自由主義的一個有名的觀念：“通過暴力建立起來的政權必然要繼之以暴力的統治。”但他卻完全依靠經驗推論出這一點。戊戌變法失敗後遍訪東西方各國的逃亡經歷，使康有為親眼目睹了民主共和的弊病。從此，康有為變成了一位理性的改革家。戊戌變法後，慈禧太后四處通緝康有為，甚至在有生之年從未停止派刺客追殺他，但是康有為始終沒有提出反清口號。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以“亡國臣民”自居，面對新生的中華民國帶來的沉重災難，他更加堅定了在中國恢復專制統治的決心。1917年康有為參加了張勳復辟。與此同時，康有為毫不留情地揭露所謂“民主政府”。他在《復教育部書》中指出：“今吾國生民塗炭，國勢搶攘，道揆凌夷，法守掃蕩，廉恥靡盡，教化榛蕪，名為共和，而實共爭共亂，日稱博愛，而益事殘賊虐殺，口唱平等，而貴族之階級暗增，高談自由，而小民之壓困日甚，不過與多數暴民以恣睢放蕩，破法律，棄禮教而已。”

康有為在民國元年作的《十不忍》更是淋漓盡致地表現了“民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睹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綱紀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睹政黨之爭亂，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紛亡，吾不能忍也。”清帝失位、朝廷被廢、孔子學說退出歷史舞台，給中國帶來災難性後果。這些都令康有為痛心疾首。中國需要改革，但獨裁政治本身沒有錯。康有為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

歷史實踐證實了康有為的判斷，主張民主政治的狂熱青年，不負責任地把中國糟踏一番之後，他們沮喪地發現，民主思想帶給中國的並不是民主，而是戰亂、飢餓、國土淪喪。當年振振有詞與康有為辯論的鄒容、陳獨秀、章太炎等人最終一事無成，鬱鬱而終。章太炎的追隨者們從革命中撈足好處後，革命的北伐軍竟然抄了革命先驅章太炎的家，這真是歷史的絕妙諷刺。還有那個大名鼎鼎的孫中山，異想天開地搞民主政治，結果輕易就被袁世凱奪了“大總統”的權。如果沒有後來蔣介石的獨裁鐵腕，國民黨恐怕也早就亡了。

康有為一生從未停止對理想政治的追求，晚年時他已經很有點共產主義者的味道，他在《大同書》中，就描繪了一個東方式的烏托邦：“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毛澤東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稱譽他為“先進的中國人”，並說，康有為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一個真正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人，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會輕言推翻一個政府。因為推翻過程中，人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一個真正懂得政治的人，也不會輕言反對獨裁。因為民主根本就是不符合人性的空想。

中國近代史上，有兩個人物我比較欣賞。一個是康有為，另一個就是慈禧太后。後人總喜歡把歷史責任都推到慈禧身上，一提起慈禧就是“愛己而不愛國”，“賣國”之類，其實這個說法大有值得商榷之處。那大清國是慈禧太后的私有財產，每一寸土地，一草一木都是她的，所有大清國民都是她的子民，她不愛國誰愛國？我認為，所有中國人里，慈禧是最愛國的，而且最有資格愛國。滿清體制的弊病在於世襲，在於政權的家族私有。但是如果中國歷史上沒有慈禧太后這個人物，中國恐怕在二戰前就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完畢了。

今天共產黨的體制，與清廷大不相同。政權不屬於某個家族私有。中共也不搞世襲，政權能者居之。普通出身的平頭百姓都有可能當上主席、總理。領導崗位競爭也趨於完備，一個慈禧下台後，另一個慈禧跟着接班。中共也不懼怕變法維新，歷史上幾次主動修改憲法，以及經濟體制改革都表現出了共產黨的活力。今天位居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國力與大清國更不可同日而語。戊戌變法後，內憂外患的大清國尚且搖搖晃晃了十四年才倒下。中共短期內滅亡根本不可能。

一百多年來，中國積貧積弱，被帝國主義欺凌。共產黨好不容易統一中國，經過幾代人努力，不斷強大。但是偏偏有一些攜洋自重的民運分子，不顧大局，鼓吹推翻共產黨。這些自私的人只顧自己發泄，全然不管自己行為的後果。看着他們在論壇上的表現，我就想起那個高談闊論“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的鄒容。一個個活脫脫的歷史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