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
送交者: 林思雲 2003年08月01日11:16:3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近讀趙無眠先生的大作《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很受啟發。特別是關於汪精衛政府的一節,趙先生提出汪精衛是愛國者的嶄新論點,讓人耳目一新。讀完趙先生的文章感想很多,因此也想談一下自己對汪精衛政府的看法。 一、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向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國發動戰爭,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為。但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後諸葛亮”。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決於“物”的方面,還取決於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戰爭總是“物”的方面占優勢的,人多、槍多、錢多的一方取勝的話,人類的歷史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比比皆是。這些戰例的成功都是依靠發揮“人”的優勢來彌補“物”不足。 赤壁之戰時,孫權以5萬兵力向曹操71萬大軍挑戰,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為?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清國、俄國宣戰時,日本的國力都遠遠遜於中國和俄國,日本是依靠“人”的優勢取得了以弱勝強的勝利。二戰時日本的國力固然遠遠遜於美國,但絕不是說日本就沒有戰勝美國的可能,只能說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發動對美偷襲,其實就是現在中國所謂的“超限戰”思想,弱者要想戰勝強者,就不能遵守強者們制定的所謂“戰爭規範”。 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裡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貫的闊佬,只能採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著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裡。當然“德意日”的確有戰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於緊張的對峙中,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並不是什麼賣國行為。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免要作為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併入日本的一個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成為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轉變 汪精衛是1905年發起成立同盟會的元老,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孫中山逝世後接任國民黨主席。雖然被掌握軍權的後起之秀蔣介石奪取了實權,但汪精衛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蔣介石之上。汪精衛並不是一開始就主張對日講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衛是主張抵抗的主戰派。當時的愛國學生把汪精衛當作愛國領袖,1931年12月5日全國愛國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請當時正下野的汪精衛還政,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收復東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衛在接見全國高校學生代表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進一步闡述他的對日方針說∶“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汪精衛在高呼抗戰的民意之下,再次還政擔任行政院長。 汪精衛上台後公開發表講話,AZTGB主張懲罰不抵抗而退卻的張學良,蔣介石等人卻不同意懲罰張學良。汪精衛一怒之下提出辭職,但國民黨中委會不同意汪的辭職。由於汪精衛不掌握軍隊,無法插手軍事方面的“抵抗”,此後汪只好專門負責“交涉”的方面。汪精衛批評張學良的不抵抗退卻時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當時汪精衛本指望中國軍隊的積極抵抗,會引起英美法等列強的出面干涉,譴責日本違反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頭上譴責了一下日本,並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這也變相地鼓勵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使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此後汪精衛開始對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失望,同時中國軍隊在“九一八”後的怯戰表現,也讓汪精衛深深失望,使汪精衛的對日方針從“主戰”一百八十度轉變為“主和”。 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被刺受傷後,暫時離開政壇出國療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應國民黨中央之邀緊急歸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英美法等國不但沒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為,甚至還拒絕向中國提供武器。由於中國是窮國,沒有現錢買武器,只能通過借款的方式買武器。當時只有德、意和蘇聯肯向中國提供借款,賣給中國武器。 1938年汪精衛在對某軍事院校的師生演講時說∶“外交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說起來又很簡單。有人懷疑我們和德、意的關係,對於這種懷疑,值得去解釋,也不值得去解釋。我的說明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已足夠我們對付了,我們不必再惹第二個。如果墨索里尼願意幫助我們建立空軍,希特勒肯賣軍火給我們,我們為什麼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開一下,各位不要以為有錢就可以向民主國家買到軍火。上次國聯開會之後,我們拍電報派郭泰祺、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向歐美各國接洽,結果並沒有得到收穫。有人告訴我們的外交官,說他們現在沒有軍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後,他們自己準備齊全了,再讓一些給我們。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嗎?羅斯福更是滑稽,他說他可以賣軍火給我們,但是要現錢。我們的大使說∶中國是個窮國呀,哪有金子呢?羅斯福說∶沒有金子,拿白銀來好了。咳!白銀不是錢嗎?” 抗戰爆發後英美法對中國的冷漠態度,以及中國軍隊的屢戰屢敗,使汪精衛產生了只有對日妥協才能救中國的思想。在1938年,中國的抗戰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影子。當時誰能預料到1940年美國會經濟制裁日本?誰能預料1941年美國會向日本宣戰?誰能預料1945年日本會戰敗投降?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今後不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蔣介石則宣布抗戰到底。此後汪精衛屢屢試圖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講和,連續給蔣介石寫了十幾封信,力主對日講和。其實蔣介石也並非絕對不願意和日本講和,只是客觀形勢不允許他唱講和的低調。蔣介石在舉國上下高唱抗戰到底的愛國風雲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還要把愛國的調子比別人唱得更高。汪精衛認為蔣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為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願走的道路。 周佛海後來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戰是倒蔣的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尖。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在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1938年6月武漢廣州陷落後,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開始公開批評抗日派,他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汪精衛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地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當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提案時,汪精衛爭辯說∶“總理(孫中山)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就是漢奸國賊,那麼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汪精衛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游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條“和”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決心和勇氣來講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台,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12月18日以外出演講為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 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愛國氣氛下,走高唱抗戰的道路當然比較容易,而走與日本講和的道路就比較艱難。所以汪精衛對蔣介石說∶你去領導容易的抗戰吧,我來承擔艱難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為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因為貪生怕死,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汪精衛本來已和蔣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後方重慶。如果汪精衛和蔣介石一起高唱抗戰的話,絕不會有任何生命危險。相反汪精衛要逃出重慶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險。汪精衛逃到河內後,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打死了他的秘書。如果不是汪精衛的秘書主動要求和汪對調房間的話,汪精衛早就喪命河內了。所以汪精衛的“和平工作”,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賭博,絕非一般貪生怕死之徒敢為的。 三、汪精衛政府的客觀作用 汪精衛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維新政府,使中國在國際處於非常絕妙的位置。一半中國人參加英美法陣營,另一半中國人參加德意日陣營。如果英美法取勝,蔣介石代表中國作為戰勝國,接受汪精衛政權;如果德意日取勝,汪精衛代表中國作為戰勝國,接受蔣介石政權。中國是二戰中唯一的無論如何都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這使中國避免了萬一戰敗而陷於割地賠款、甚至被分割亡國的絕境。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才能想出這種絕頂聰明的生存之道,讓洋人們嘆服。 汪精衛的維新政府除了使中國成為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外,還從側面拯救了蔣介石和共產黨。因為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滿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戰條件,才使日本沒有繼續向蔣介石發動進攻。如果沒有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軍不可能找到一個有面子的停戰理由,必須繼續進攻直到消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後再沒有對退居重慶的蔣介石政府發動大規模進攻,就是因為汪精衛已經代表中國與日本講和。 有人說1939年後日本沒有發動大規模對華軍事行動,是因為日本的戰線太長,兵力不足。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幾百萬兵力全線出擊,大舉進攻東南亞。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華戰爭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過七、八十萬。只要日本再投入200萬軍隊,打下重慶延安根本不是什麼問題。正因為汪精衛代表中國與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關係,日本才沒有繼續進攻重慶。蔣介石和共產黨能在8年抗戰中生存下來,靠的並不是國共兩黨軍隊的頑強抵抗,而是靠汪精衛的“賣國”解圍。 另外汪精衛政府除了“雙保險救國”方面的意義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為。戰後國民政府號召敵占區老百姓“憶苦思甜”,揭發汪精衛政府為虎作倀,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實在沒有找到什麼值得搬上桌面的東西。相反敵占區人民在汪精衛政權下的生活還過的去,基本生活物質供應穩定,市場物價平穩,沒有聽說老百姓吃不上飯,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蔣介石“還都”以後,倒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衛時代還下降了一塊。後來共產黨在文革時搞“憶苦思甜”的訴苦大會,也很少聽說有人控訴日偽時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衛統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證,沒有出現發行糧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沒有“知青”市民下放農村的拆散家庭,比共產黨政府的政績還要好一些。沒有汪精衛政府和日本人爭物資,保證敵占區人民的吃飯穿衣,敵占區人民怎麼可能捱過八年的漫長歲月?假如當時沒有汪精衛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敵占區的物資全部搶光燒光,敵占區老百姓即使逃過日本兵的子彈,也逃不過餓死凍死的命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人爭物資,至少拯救了上千萬中國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從來沒有人主動要求當別人的奴隸,也沒有人會主動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為奴隸,成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於迫不得已。如果認為汪精衛是自願主動地、心甘情願地當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將是對普遍人性的錯誤理解。 客觀地講,汪精衛成為漢奸是他把賭注壓錯了地方。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勝利的話,汪精衛就會把蔣介石作為美國走狗漢奸推上審判台,我們今天也要認真學習《汪主席文選》了。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客觀地評判歷史人物,一定要本著一個最基本原則∶“不以成敗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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