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細讀《論語》，我們就會發現，孔子是一位具有多彩多姿性格的人，有時還很可愛。以《論語》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能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裡產生重要影響，當然是源於它博大精深的思想，但與孔子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有莫大的關係。

關鍵詞：學者；智者；仁者；通者；人格魅力

孔門弟子親眼目睹了孔子的人格魅力，並為其所吸引。《論語·述而》稱：“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這是對孔子人格的一種輪廓式的描述。顏淵對孔子更是讚佩不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

即使站在今人的立場上，孔子在很多地方同樣讓人讚賞。

一、孜孜不倦的學者

孔子是自學成才的典範，勤奮不倦的學習是貫穿孔子一生的主題。正是通過刻苦的學習，孔子才掌握了淵博的知識，並授徒講學，成為一位大教育家、大思想家。

孔子自己承認：“吾十又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正是通過學習的積累，在不斷的學習中，孔子一步步得到提高，從而達到了“從心所欲”的境界。孔子學習如饑似渴，不斷的尋找機會充實自己，“入太廟，每事問”（《論語·鄉黨》）。孔子認為學習要有正確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孔子以學習為樂，並對學習有很深的體會。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論語·學而》）還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論語·述而》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對這一事件，《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略有不同：“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太史公多了“學之”兩字。綜合這兩段記述可以看出，孔子在齊國與太師討論音樂，欣賞了《韶》音之後被其所吸引，然後孜孜不倦的學習，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從中得到了極大的樂趣。這正符合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的精神。孔子對學習要求極其嚴格，“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泰伯》），他常常擔心自己的學習不進則退，因此時時策勉自己。孔子好學，而對外界要求不高，“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論語·學而》）、“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孔子把學習作為終身的事業，在學習上不斷修養自己，他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孔子極力讚賞勤勉好學、心無旁騖的人。他說：“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論語·泰伯》）

孔子同樣教導自己的兒子孔鯉好好學習，特別要學習《詩》、《禮》。陳亢以為孔子對自己的兒子孔鯉可能有私心 ，或許暗裡傳授一些成才的“秘訣”給他。他一問孔鯉才知，孔子除了叮囑他好好學習以外並沒說什麼（《論語·季氏》）。可見，孔子把好學的精神也傳給了自己的後代。

孔子滿有信心的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孔子以學為樂、以學為榮的精神一望便知。

對於孔子學習的最終目的，有人有過比較好的論述：“孔子注意學習傳統文化，其目的並不僅在學習一些知識，而是通過學習來認識生命的意義，端正人生的態度，成就偉大的人格。因此，那種將孔子視為守舊主義者的觀點，是頗值得商榷的。”[ii]

二、知人論世的智者

孔子看人不從片面出發，而是詳細的考察一個人，作出綜合評價。因此，孔子能看到一個人的不足，同樣也能看到一個人的長處，不把人一棍子打死。所以，孔子對一個人的評價往往很恰當。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論語·為政》）其中，最典型的是孔子對管仲的評價。

孔子曾不滿的說：“管仲之器小哉！”並批評他不節儉、不知禮，批評的分量是很重的（《論語·八佾》）。但當子路認為管仲不仁時（因為管仲未死公子糾之難，反而做了糾的政敵公子小白的相），孔子極力為管仲辯誣，認為管仲有仁的一面。並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莫之知也。”（《論語·憲問》）既有批評，又有讚美，可見孔子知人論世的視界是開闊的，眼光是較高的。在對管仲的評價上，孔子也批評了無條件忠君不知變通的行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據此可以知道，孔子看問題不是從一家一姓的興亡為出發點的，他看得更遠，注意到了從大局利益考察問題。

顏淵是孔子非常欣賞的學生，孔子曾多次褒揚他。但孔子也指出：“回（顏淵）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論語·先進》）孔子含蓄批評了顏回缺乏懷疑態度的精神，此中可以看出，孔子看一個人是深刻的，不因自己欣賞而去回護他。這也表明孔子知彼知己、謙虛謹慎、不驕不傲。

季康子是魯國的權臣，他貪慾很盛而又專權，治下盜賊很多，他就此事請教孔子。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不竊。”（《論語·顏淵》）意思是說，如果你季康子沒有貪慾，就算賞賜人民讓他們為盜，他們也不會去盜竊的。這句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指出正是季康子本身的原因才有下面人們的為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孔子的見識是非常敏銳的，對貪權逐利的當權者是嚴厲的抨擊。我們也可以從新出土的郭店楚簡材料來考察孔子對類似問題的認識。郭店楚簡中有一篇名為《緇衣》的文章，它其中有一句話說：“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以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詩》云： ‘赫赫師尹，民具而瞻。’”[iii] 孔子看到了在上位者的行為對平民百姓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孔子特別強調在上位者應該以身作則，對自己嚴格要求，為普通人樹立良好的典範。孔子的這段話與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iv]有異曲同工之處。這段話也見今本的《禮記·緇衣》，只是文句略有差異，今本也缺少“《詩》雲”一句。

孔子考察人一生的行事之後，提出了忠告，認為“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這是孔子對人們心理與生理的細緻分析，對今人還有警世作用。

孔子用世屢次受挫，他認為這是外在環境造成的，外部環境能夠深刻的影響一個人的發展，甚至束縛人的發展。孔子認為外部環境時有惡劣是正常的情況，有才能的人會經常受到不利情勢的歷練。對於不好的處境，不是抱怨嘆氣，而是要努力從各方面修養自己，提高應對環境的能力。他說：“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v]孔子認為對於多樣的外部世界，要取隨機應變的態度，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調整自己的行事方式，從而達到人生目的。他說：“君子之行己，其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vi]當然，孔子所說的能屈能伸是有鮮明的行事原則的，那就是“不毀其節”、“不犯於義”。

三、兼善天下的仁者

儒家是講究積極入世的，在現世做出一番事業和貢獻是儒家夢寐以求的，孔子當然也不例外。可以說，孔子的所有作為都是以在社會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為目的的，通過個人的努力來改造社會是孔子的理想。他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論語·陽貨》）意思是說，我怎能像匏瓜一樣只待在一處而不被飲食？表達了積極用世的思想。而儀封人認為“天將以夫子（孔子）為木鐸”（《論語·八佾》），就是說孔子必定要像“木鐸”那樣，用學問來發揮自己宣傳和教化世人的作用。不管是為“木鐸”還是不為“匏瓜”，意思是一樣的，就是必須要在現實社會做出一番事業，使個人的才學得以為社會服務。

孔子有時提出“天”來支撐自己及自己的事業。孔子周遊列國時曾被匡人圍困，當時形勢非常緊急，他的弟子產生了恐懼的情緒。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vii] 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此處兩次提到“天”，當然不是宿命論的意思，而是孔子藉此表達自己無論如何艱難都要繼續自己事業的信心，從側面表現了孔子兼善天下的志向。同時，也是孔子在遇到挫折時對自己的安慰與鼓勵，是一種自我調適的做法。

“仁”是儒家的中心學說，孔子把“仁”從人性與人際關係的立意上引申到了兼善天下這一層次，強調要把內在的精神修養擴展出來而為他人、為天下做出貢獻。“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論語·顏淵》）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孔子不光這樣說，他也這樣做了，如周遊列國，授徒講學等等。孔子為此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他是真正的仁者。他對自己的“仁學“抱有極堅強的信念，矢志不渝。他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論語·里仁》）他還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孔子還自信的說“：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孔子對自己的“仁學”不但有堅強的信念，甚至可以為此獻出生命也再所不惜，“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這與孟子“捨生取義”的思想正相對照。雖然孔子沒有親眼看到自己的主張變為現實，有時還很落魄，但在他身後有一大批人繼續發揚光大他的學說，使他的學說在中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並且，他的這種思想深刻的影響了中國的士人，使他們懷着極大的責任感積極服務於社會，為中國的治平與進步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孔子“仁”的學說對中國士人學有所用、積極用世的思想影響是深遠的。

基於以上原因，楊伯峻才說：“在春秋時代，除鄭國子產等幾位世卿有心救世外，本人原在下層地位，而有心救世的，像戰國時許多人物一般，或許不見得沒有，但卻沒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這從所有流傳下來的歷史資料可以肯定。”[viii]

有論者指出，孔子一心想着入仕，沒有官做就惶惶不可終日。孔子入仕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只把入仕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作為一種目的，他的最終目的是兼善天下，在這一點上他是沒有私心的。因此，我們不能因為要求他積極入仕而有什麼苛責，況且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也是比較可能實行的方法。

四、樂天知命的通者

孔子一生不得志。早年奔波於列國，嘗盡辛苦，晚年退而修書講學。雖然孔子不得志，所歷艱難，但孔子不畏懼，不逃避，以一種達觀的態度對待人生。在樂天知命、通達自得上孔子並不比老莊差。“孔顏樂處”是對這種處世態度的概括。

孔子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這句話是對顏回的肯定，實際上也是孔子自己追求的一種人生境界，正所謂“夫子自道”。孔子還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若浮雲。”（《論語·述而》）這種淡泊明志、寧靜自得的精神支持了孔子，使他能在各種厄難中站住腳，努力追求着自己的人生境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正因為對事情看得比較開，所以當在陳、蔡被圍時，子路已經不耐煩了，而孔子卻可以“講誦弦歌不絕”。[ix]

在一次弟子們的言志中，曾皙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聽後，喟然嘆曰：“吾與點（曾皙）也！”（《論語·先進》）這種詩化生活觸動了孔子的心弦，並深深為之嚮往，但又被諸事阻絆，因此才有“喟然”一嘆。

孔子有時也開開玩笑，露出了幽默、可愛的一面。一次孔子到了他的學生子游主管的武城，聽到了弦歌之聲。夫子莞爾一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小小的武城還用得着行禮樂教化嗎？）子游對曰：“昔者言偃（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從這種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性格中很本色的一面，特別是“莞爾”一詞，讓人想見孔子和子游開玩笑的情態。

孔子對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知道自己的主張可能得不到時人的認同，在積極用世的同時，也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這樣實際的思想出現。所以說，孔子抱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度做事，但也顧及到了實際情況，他不是不知變通的人，否則他晚年也不會回到魯國去修書教學了。孔子的這一思想，可以說影響了以後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觀點。孔子對自己所從事事業的態度是達觀的。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x]面對鄭人的揶揄，孔子不但沒有生氣，而且還非常高興，因為“喪家之狗”正道出了孔子奔波列國的辛酸，孔子可以藉此以解嘲，也表明孔子不怨天尤人的達觀態度。因此，孔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xi]

錢穆說：“中國的人生觀是‘人心’本位的”[xii]、“孔子講人生，常是直指人心而言。由人心顯而為世道，這是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亦可說是中國人的宗教。”[xiii]隨着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郭店楚簡新材料的發現，我們越來越清楚的看到孔子樂天知命思想的發展情況。馬王堆漢墓帛書發現了屬於易學系統的《要》、《繫辭》、《易之義》、《二三子問》等文章，證明孔子晚年曾經非常重視易學的研究。[xiv]換句話說，孔子晚年更多的重視形上學的思考，因為易學是打通天道的。馬王堆帛書中還有一《五行篇》的文章，是孔子關於人的身心修養的言論，探討人心與外物的關係，其中有語云：“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若（諾），莫］敢不［若（諾）。心］曰進,莫敢不進。［心曰退,莫敢不退。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淺莫敢不淺。”[xv]這是一種高揚主體性的哲學，有“將‘心’升華至一種世界精神或絕對理性的境界”的傾向。[xvi]可見，孔子對心性問題是非常重視的 。所以說，孔子有自己對天道與人道的認識。陳鼓應先生根據自己的研究和馬王堆帛書的新材料，提出了《易傳》的哲學思想屬於道家而非儒家的觀點，認為這一觀點“不僅打破了學界公認的看法，也推翻了二千年來經學傳統的舊說”。[xvii]筆者對此不敢苟同。因為這就完全忽略了孔子晚年對易學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易學所作的發揮。不能因為孔子在《易傳》中也講形上學，即將它歸為道家作品，因為孔子有自己的一套對天道與人道的認識。孔子講天道最終還是強調人的社會責任，這與老子講天道強調人內心自發性的東西是有區別的。[xviii]對這一問題，郭沂駁正甚詳，可參看。[xix]關於心性問題的論述，在郭店楚墓竹簡之中發現的就更多了。郭店楚墓竹簡中屬於儒家的篇章有《緇衣》、《成之聞之》、《性自命出》、《窮達以時》等，越老越多的學者傾向於認為這些著作屬於注重心性問題的儒家子思學派的作品。[xx]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孔子的思想對子思的思想應該是有影響的。我們可以通過子思學派的思想反觀孔子的思想。其《窮達以時》篇說：“有天有人，有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難之有哉？”[xxi]作者考察了客觀環境與人的主觀行為之間的關係，特別強調客觀環境對人的行為有很大的制約作用。這就可以與孔子所說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相互發明。其《性自命出》篇說：“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xxii]這種天、命、性、情、道依次而下的心性學說是很有特色的，特別是“道始於情”一句，可以看出儒學對人的性情是很重視的。所以，龐朴先生說：“情的價值得到如此高揚，情的領域如此寬廣，都是別處很少見的。……這種唯情主義的味道，提醒我們注意：真情留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內容。真情流露就是率性。”[xxiii]從子思學派的思想我們可以反觀孔子對心性修養肯定也是有所議論的，前面的論述就是極好的證明。所以，孔子樂天知命的思想有其淵源所自。

以上撮取幾方面談了孔子的人格魅力，我們看到了一個性格豐富的、有聲有色的孔子。從孔子身上，我們也可以約略觀察到儒學之所以能產生重要影響的一些原因。誠如太史公所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