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貼：（清華）一個50年代留美歸國學者的人生道路 |
| 送交者: 求真知 2012年01月01日12:30:4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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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既可以為清華學子所讀，也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一個層面為所有關心的人來讀） 我們的父親高聯佩 -- 一個50年代留美歸國學者的人生道路* 高一虹 高義舟 執着求學路 我們的父親高聯佩1919年5月21日生於湖北江陵縣，現在88歲了，住在 美國波士頓。關於他和媽媽過去，小時候我們姊弟知道他們是從美國留學回國的，但細節知道得很少。文革後期他們恢復自由後，媽媽在香港的親戚寄來了一些老照 片。在以後的三十多年裡，包括寫這篇回憶的過程中，我們逐漸地熟悉了爸爸和媽媽的過去。 爸爸出生在江陵縣的高家口鎮，小名少卿。他的父親是工商地主，三個姐姐早年 夭折，上面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少卿六歲時母親就去世了，父親很少顧及他，他是由奶奶和嫂子帶大的，很受她們的寵愛。小時他念了私 塾，背了許多古文，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薰陶。他小時的理想就是讀書，再長大一點，是當大學教授。 1938年，在日本人占領上海和南京，進軍中南的情況下，一心想上大學的父親輾轉赴長沙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志願依次是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後來他以優異成績被中央大學物理系錄取。1943年，他從中央大學畢業，並考取了該校研究生。
（圖1，1943年，中央大學部分研究生和教師在重慶沙坪垻校址松林坡一教室前合影。左起王鋼道、楊澄中、高叔科、湯定元、高聯佩、吳椿、范章雲、王韶華、張宗燧、錢驥。）等 待入學時，他先在一家中學代課，後來又在一留英醫生家做家教。念研究生期間，他接受了物理系主任王恆守教授交給的一個任務，摘集英文學術刊物《科學》、 《自然》上介紹最新科技進展的文章，油印後由校方出售。這一閱讀和宣傳最新科技成果的習慣，他一直保持至今。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他在隨學校由重慶遷 至南京前回家探望父親，表達了以後希望出國留學的願望。父親認為“父母在，不遠遊”，對他的出國想法並不讚賞，不過還是支持他到南京上中央大學，給他出錢 買了去南京的船票。 1948年，蔣政府鼓勵學生出國留學，實施了“留美官價外匯”政策：留學生 去銀行換取外匯時，自己只需出原價的20%。爸爸當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錢不夠，米來湊；他把自己在鎮江兼課掙的每月兩斗米也換成錢，買了官價外匯赴美國 留學。先在奧克拉荷馬大學上夏季班，秋天到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進物理系固體物理專業讀研究生，師從Katz教授。就學期間他洗碗打工，省吃儉用。直到晚 年，他仍以洗碗工的身份自豪，每頓飯後樂此不疲。入學不久，他認識了同校醫學院的香港女生許健生，也就是我們的媽媽。兩人都在密大的中國同學會服務，媽媽 是副會長，爸爸負責財務。儘管爸爸開始接觸這位香港小姐時有些顧慮，恐怕她太“洋里洋氣”，不過很快被她的能幹和大方直爽所打動；媽媽也為被爸爸的真誠和 魅力所吸引。那時他們經常一起看橄欖球，一起為本校球隊吶喊增加凝聚力的同時，兩個年輕人的心也越靠越緊了。1955年5月21日爸爸36歲生日那天，與 媽媽在Ann Arbor的聖公會教堂舉行了婚禮。
坎坷歸國路 四、五十年代，在美國有許許多多爸爸這樣的中國留學生，其中不少人都盼望有 一天能用自己學到的知識為祖國服務。新中國成立後，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府一度不准中國留學生回大陸，並對學成歸國特別是攜帶先進技術歸國的留學生進行監視 和刁難。儘管如此，一批愛國學者1950年、1951年前後就突破封鎖，輾轉回國。爸爸的同學和朋友朱光亞，就是在拿到密執安大學物理系的博士學位後，於 1950年春回國的。後來成為我家對門的鄰居的張禮，剛到美國就放棄了學業回國了。另一位同學王明貞辭掉了工作與丈夫一起回國，途中遭到阻撓，滯留於加 州。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與美方談判成功，美國政府同意放行中國留學生歸國，這使大家歡欣鼓舞，中途受阻的同學也得以繼續歸國行程。當時 爸爸拿着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資助（Economic China Aid, EAC）在攻讀學位，他試圖說服媽媽，在1955年拿到博士學位後雙雙回大陸工作。媽媽不同意，她的計劃是拿到博士學位後，繼續留在美國做住院醫，完成整 套醫學教育。但爸爸堅決而誠懇，承諾說回國後的工作地點隨媽媽先挑，她去哪，他就跟去哪。媽媽終於被他說服，首選了北京協和醫院，爸爸於是也將目光投向北 京。 回國之路並不平坦。1954年，鍺晶體管已經在美國上市，爸爸的朋友張文 裕、王承書夫婦回國時，想帶一些回中國科學院。張先生是知名學者，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監視，購買科技產品不大方便。爸爸一直感佩於他們的愛國 熱情，就慷慨地請他們用自己的名字購買了鍺晶體管，帶回大陸。張王夫婦在返國的航程中一直受到FBI監視。當時冰箱也剛上市不久，張王夫婦想買一個送給科 學院，爸媽通過香港的親戚幫助他們買到了冰箱，實現了計劃。可能是由於協助張王夫婦購買儀器，爸爸受到了FBI的注意，被懷疑是中國派遣的特務。 1955-1956年他歸國前，受到了FBI的調查。 在排除種種干擾後，1956年底，爸媽從密執安乘火車到舊金山，又坐了三個 星期的海船抵達香港，後乘火車回北京，在北京度過了1957年新年。圖4是他們回國路過香港時，爸爸與媽媽家人的合影。照片上沒有姥爺，由於不贊成媽媽去 大陸安家和工作的計劃，他迴避了與女兒女婿相見
熱情投身 1957年春，爸爸進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工作，任副教授，後調入無線電 系，參加半導體專業的工作。清華的崗位使他能夠發揮自己的特長，教授自己鍾愛的固體物理課程。他使用的主要教材是國內外物理學界至今仍在使用的經 典，Charles Kittel所著《固體物理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Solid State Physics，1953年首版，2005年8版）。爸爸堅持讓學生讀英文原著，促使他們早日在學術上與國際接軌。今天看來，這也是很時尚的教學思路。他還將A.J.Dekker所著《固體物理學》一書譯成中文，1965年由北京科學出版社出版。 爸爸回國後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了。一天有人告訴他，學生貼了他的小字報。爸 爸不以為然，坦然地去看，而且當着眾學生做了答辯。小字報批評他“恐美、親美、崇美。”對此爸爸並不否認，他說：“恐美，美國有原子彈；崇美，美國有先進 的科學技術，全世界都在向它學習；親美，我看美國的月亮很圓。可無論怎樣恐美崇美親美，我不是回中國來了嗎？”爸爸說的是他的心裡話。這倒也並非是勇敢地 反潮流，主要是作為滿腔熱忱、頭腦單純的書生，尚不知曉中國政治的厲害。所幸的是在反右運動中，當時剛回國的父母都躲過一劫。 不久，我們姊弟先後來到這個家庭。1959年一虹出生時，爸爸已經40歲 了，不惑之年做了父親自然十分欣喜。聽他的學生說，當時爸爸在他的單位的黑板上出了一條新聞：“高家小妹出世了！” 弟弟義舟是62年出生的，先天不足，且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生活條件相對艱苦，他出生不久全家都得了肝炎。我們從小在清華園長大，住在九公寓的鄰居有張禮、 汪家鼎、戴志昂、吳良鏞、張子高、周華章伯伯等。樓前樓後，是慷慨撒下綠蔭的梧桐樹，還各有一片核桃樹和柿子樹的園子。媽媽在離家很遠的協和醫院上班，周 末才回家。每到周六黃昏，爸爸常帶着我們倆去藍旗營的31路公共汽車站接媽媽回家，有時要等好長時間，淘氣的姐姐一虹就攀爬馬路邊的路牌。媽媽工作辛苦但 也非常會享受生活，常常從城裡帶回一些好吃的，比如在清華很少見到的淡水魚。一虹上幼兒園的時候，爸爸媽媽經常帶她去公園玩
小時家裡常來許多客人，有的是爸爸的同事，有的是他的學生，有的是父母在美 國留學時的同學。我們也常常被帶着去見許多伯伯、伯母、叔叔、阿姨，有時還要當眾表演節目。來我家比較多的有童詩白伯伯，那時我家的唱機壞了，爸爸常請他 來修。去得較多的是朱光亞伯伯家，大人在大桌子上吃飯時，兩家的孩子在小桌子上一起吃。小時我們記憶里的爸爸總是開心的，喜好交往，愛說愛笑，家裡也很熱 鬧。 “美國特務”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從西方國家留學歸來的學者幾乎無一倖免 地受到了衝擊，北大、清華等高校首當其衝。爸爸變成了一隻驚弓之鳥，緊張地看着一個個同道被“揪出來”。那時清華園裡時而看到有人被戴上高帽子遊街批鬥。 一天晚上又有人被揪出來批了，從八公寓那邊由西向東走過來。爸爸沒讓開燈，跟我們從北屋的窗往外看，他緊張的表情是我們記憶中從來沒有過的。與我家一牆之 隔的周華章伯伯，在一天晚上從家裡的後陽台跳下，自殺身亡，血流滿地。第二天清早，一樓的保姆用水刷洗着水泥地上的血，把血水掃到旁邊的一叢灌木下，用一 只瓦盆扣上。這片水泥地正是一虹和小夥伴時常坐地耍“拐”（那個年代時興的一種骨頭遊戲）的地方。目睹血腥之後，她沒有再在那裡玩過，每次走過那隻瓦盆時 心裡有些發怵。不過，自殺在清華園裡很快成了家常便飯。我們小孩子聽到有人跳樓跳煙囪了就會去現場圍觀看熱鬧，竟然好像還蠻興奮刺激的。現在回想起來真是 不寒而慄，不免想起魯迅的《藥》中那些麻木的屠殺看客。 在那段山雨已來風滿樓的時間，爸媽關起門來處理了家裡的一批東西，說起來不 過是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以及跟美國留學經歷有關的普通文件。有一件東西媽媽無論如何捨不得，那便是圖2上她的婚禮旗袍。爸爸無法說服媽媽，最後這件旗袍 被沿着縫紉邊拆成布片，保留起來。爸爸還蹩腳地示範，教一虹做窩頭，說是有一天他不在家了，要學會照顧自己和弟弟。終於，1968年1月的某一天，清華園 的大喇叭終於傳來了“美國特務”高聯佩被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紅衛兵團揪出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們回家沒有見到爸爸，他被強制隔離審查了。不久，媽媽也被隔離 了。爸媽關在哪裡，我們並不知道；他們也一直彼此不知道相互的消息。隔離解除後得知，他們先被關在清華大學甲所審問，以後分別轉入北京半步橋監獄。 文革期間，九公寓的獨家單元都分給了幾家合住，我們那個單元最多住過三家， 但在大約二十年的時間，大多時是兩家。跟我家共一個單元的是一個工人家庭，李起鵝、盛開英夫婦（均已離世）一家七口。現在看來，四口人住的100平米左右 的單元，忽然擠住、兩三家十幾口人，共用一個廚房、一個廁所，簡直難以想象。但我們兩家相處得很好。在父母被關期間，他們對我們姊弟給予了關照。爸爸在關 押期間曾被紅衛兵押回九公寓抄家，找“特務”證據。他們把爸爸壓着低頭靠牆站着，一面抄一面大聲審問。一虹放學回家時，抄家正在進行中。李家為了保護一虹 不直接看到刺激的場面，讓她在廚房待着不要進房間，又打發她出去拿牛奶。爸爸押走後，一虹看到家裡的東西狼藉一地，散落的東西中有一張印有許多人小人頭照 片的硬紙，好像是爸媽在美國拿到學位時的畢業生錄。爸爸被抓走後的某一天，義舟和李家大姐登珍偶然在清華校醫院附近遠遠看見爸爸被幾個紅衛兵帶着從甲所走 來，爸爸臉上有傷。爸爸也看見了義舟，他們打了個照面，沒敢打招呼。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紅衛兵搞疲勞戰式的逼供，很久沒讓爸爸睡覺，後來爸爸支撐不住暈 倒了，臉磕在鐵爐上受了傷。 爸爸被抓走後，井岡山紅衛兵還對我們進行了“教育”或“誘供”。他們問當時 上三年級的一虹，爸媽是否半夜裡給美國發電報？答：不知道。又問：半夜裡是否聽到爸媽的房間裡傳來嘀嘀嘀的聲音？答：沒聽見過。再問：爸媽晚上是否睡得很 晚，而且臥室的門是關着的？答：是的。紅衛兵說：你爸媽是美國特務，他們晚上很晚睡是在給美國發電報。在那個年代，我們竟然輕信了“革命組織”的話，在不 明真相的情況下“與狗父狗母劃清了界限”，姐姐一虹還把名字改成了“衛黨”，連爸爸的姓也沒要，為的是擺脫“特務崽子”身份，認同於“可教育好的子女”。 在遞上第五次申請書後，才被批准加入紅小兵。爸媽隔離審查期間，我們跟所有親戚失去了聯繫，先是由保姆帶着留住在九公寓，後來由於保姆的玩忽職守--曾酒 後把義舟丟在城裡，先後被清華大學安排寄居於三個陌生的工人家庭
1971年，林彪墜身溫都爾汗，其狂熱的極左風潮也冷卻下來。1972年2 月，尼克松訪華，中美簽署了《上海公報》，雙方關係走向正常。同年五月，爸媽結束了長達四年四個月的隔離審查，恢復了自由。上初一的一虹和三年級的義舟也 回到了九公寓的家裡。政治運動對家庭氛圍造成的災難性的破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化三尺之冰，也非一日之功。進入青春期且深受極左思想影響的 一虹，有很長一段時間感到很難張嘴稱呼“爸爸”、“媽媽”。性格直爽的媽媽並不掩飾深深的失望和氣憤，強硬地要求她叫爸。爸爸卻始終沉默着，容忍着。現在 想來，剛剛從政治迫害和牢獄之苦中掙脫出來父母，該是多麼需要親情的溫暖！而親生骨肉的無情，又該是多麼讓他們心寒啊！ 為了恢復身心，恢復親情，爸媽帶我們出去遊玩，除了北京的公園外，還去了北戴河、大連等地。那時為了讓一虹更願意跟全家一起出行，爸媽還經常允許她帶上鄰居的小夥伴，容忍她們遠遠地尾隨在後面。 對於隔離審查中那段被關押的日子，爸爸很少談起，問他時，他總是說“不記得 了。”“隔離審查就是隔離審查。”我們知道回憶這一段歷史一定是痛苦的，特別是作為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他有權利選擇性地遺忘。不過我們記得，爸爸出來 時，帶回十分舊而不破，打了許多補丁的《毛選》四卷，還有全身浮腫的身體。 再次投身 爸爸返回清華前，他原來所在的無線電系半導體教研組已經遷到四川綿陽。他隔離審查釋放後被安排到計算機系的半導體車間。後來該車間同從四川綿陽回來的無線電系半導體教研組合併，成為與系平級的清華大學微電子學研究所。 從學生時代起，爸爸就養成了閱讀科技雜誌，學習和介紹科技發展 的習慣。70年代至80年代初，他發揮了這個特長，熱心翻譯介紹國外先進的科技成果。例如，半導體領域中的場效應晶體管技術是美國在1970年發明的，清 華大學在其傳播上占國內領先地位。70年代中，一位華人科學工作者從美國帶回三份場效應晶體管的生產流程，其中一份給了清華。同事們在琢磨這一工藝流程 時，對一道工序原理不清楚。當時國內已經能看到一些影印的英文學術雜誌，爸爸到圖書館查閱了相關英文資料並翻譯出來，使大家弄明白了這道工序的功能。他還 採集了一系列場效應晶體管製作工藝的文章，編譯成《與高質量氧化層有關的一些問題》的油印冊，供同行學習。當時許多相關單位來清華參觀學習半導體技術，爸 爸翻譯的文章成為對外介紹的重要參考材料。
媽媽重新工作後也投入了巨大的熱情，且煥發出科研青春。1977年她調入中 科院生物物理所，並開始從事核磁研究。對此爸爸非常支持，並利用自己的物理專業知識和漢語寫作功底，助媽媽一臂之力。1980年，許健生、高聯佩合作的 《活細胞與活組織核磁共振文獻綜述》一文，分兩部分分別刊登在《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進展》35卷第5、6期。這是生物醫學核磁共振領域的第一篇綜述文章。 此後媽媽在核磁共振的醫學研究領域一發不可收拾，她和團隊所作的研究目前已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受到同行矚目。爸爸一路緊跟並支持媽媽的研究，他閱讀相關 文獻、以志願者受試的身份接受腦核磁實驗、四處宣傳媽媽他們的科研成果，…….甘當綠葉扶紅花。 1985年，在密執安大學校友、密執安大學福林特分校物理系主 任Donald DeGraaf 教授的建議和聯繫幫助下，爸爸赴美參加美國物理學會年會，發言講述自己在中國教物理的經歷，以及教學指導思想。他的發言主題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 也。”發言還批評美國的教授被科研所異化，“從會議奔向會議”，疏於教學。這篇文章是儒家“全人”教育思想在科技教育中的體現，也是爸爸整個教學生涯指導 思想和教育情操的概括。發言受到聽眾好評。會後，他應邀到De Graaf 教授所在的學校，就同一主題再次演講。
爸爸生活非常規律，愛好也很廣泛。清晨總要就着清茶或咖啡吟誦唐詩、宋詞、 英詩；中午習慣在施特勞斯圓舞曲的陪伴下進入午休。他喜愛傳統京劇和西式歌劇，也擅長橋牌和交誼舞。對於鍛煉身體，爸爸更是十分重視。重獲自由後，為了盡 快恢復身體健康，他堅持每天打乒乓球。後來因為場地原因打乒乓不再方便了，就改打籃球。這一愛好一直堅持到最近幾年80多歲時。1984年，常來清華大學 採訪的一名記者拍攝了一張他與球友羅棣安老師打籃球的照片，刊登在6月11日的《體育報》上。家存的這張照片背後有爸爸自己的題照：“O’er sixty-five not old at all/In shrill delight he jumps on balls/And like a thunderbolt he falls. 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老無再青；老子猶堪絕大漠，何嘆燕然未勤銘。摘放翁句題照”
苦心教子 七、八十年代，也是我們姊弟從青少年到成人的過渡期。繼親情的恢復之後，子 女的前程成為家庭的主題。爸爸年輕時的理想就是上大學，作為知識分子，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兒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七十年代，一虹還沉浸於當時的“讀書無用” 思潮，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各種勞動和政治活動。爸爸急在心裡，又難與時代的政治話語對抗。為了引導女兒讀書，他煞費苦心，先是要求讀《毛選》章節，然後推薦 《桃花源記》等古典名篇，要求女兒讀。可惜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女兒對他的教育敷衍以對。一虹從清華附中高中畢業時，文革已是尾聲，但她仍然報名去延安插 隊落戶。在爸爸的默許下，媽媽悄悄背着女兒扣了她的戶口，使她不得不放棄延安之行。1977年初，一虹下鄉至昌平縣大東流公社知青農場。由於勞動出色，不 久被評為優秀知青，參加了縣裡的優秀知青代表會。這一年恢復了高考，但她並未所動，對父母的勸說很反感。1978年，老兩口為了勸說女兒參加高考，從清華 雙雙騎自行車到昌平，半路上累了就停下來坐在路邊啃幾根黃瓜。到農場後，他們直接與女兒所在的農場領導交談，希望同意女兒返城複習。此時，知青返城已是大 勢所趨，一虹仍執着於“紮根農村幹革命”，是出於政治上的幼稚愚昧，也與對父母命令式教育的反抗有關。當年公社有少量知青回城參加一個月高考複習的指標， 農場領導將名額給了一虹，說是優秀知青優先考慮。這次一虹順從了。其實當時已有許多同學不理會農場管理規定，已自行回城複習去了。那一年在爸媽的強力勸說 下，一虹參加了高考，報了生物等理工科專業，但差了十幾分未上分數線。第二年，她再次參加高考。這時知青運動已經結束，她的思想也終於轉彎。上大學是自己 的意願，並依據自己的興趣改報考外語專業，以優異成績考取北京大學西語系。若干年後她從國外留學歸來，任教於北京大學，對此媽媽開始反對，但爸爸一直是支 持的。 義舟的成長道路充滿了坎坷。由於先天不足，文革時又受到了創 傷，他的發展一直很不平衡。爸媽恢復自由後，他仍然經常在學校和社會上受欺侮，被人愚弄。對此爸爸着急又惱火，對義舟百般呵護，也經常為他向外人辯解。上 高中的時候，在爸爸的精心陪練下，義舟終於學會了騎自行車。1981年，義舟作為應屆生參加高考落榜。為了能讓他上大學，爸爸沒少費心思，多方搜集材料， 找了解情況人，平衡各種因素決策，為義舟報名高考補習班。最後義舟於1985年考入當時由清華大學傅正泰老師負責創辦的海淀走讀大學（現改名北京城市學 院）。義舟畢業後求職未果，在幾經周折後，1988年，媽媽在爸爸的配合下將義舟辦理到美國；一年後爸爸退休後也到了美國。從那時起，義舟就一直跟父母一 起住在波士頓。
爸爸在教養子女方面是慈母般無微不至的；教導“示範”、呵護包辦有餘，放手 探索、信任依靠不足。這或許是由於像許多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一樣，刻板地堅守“惟有讀書高”的信條，注重“正確”的結果而非決策的過程；或許是由於自己年 幼喪母，十分缺少也急於傾泄父母之愛；或許是由於文革時未在孩子身邊，把歷史的責任不恰當地扛到自己肩上，對孩子遲滯的發展心存歉疚而過度補償；又或許是 因為老年時渴望自立，不願給子女添麻煩。在成年之後，我們姊弟發現自己身上都有着真誠善良、認真執着、好善樂施的品質，這是爸爸在潛移默化中給予我們的， 也是我們成長的那個混亂年代悖論般造就的。而一虹的倔犟叛逆和義舟的順從依賴，與父母的教養方式和成長的歷史環境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對爸爸的教育 方式我們無法完全認同，也難以改變，但對他的一片教子苦心，我們深深地感激。 晚年生活：“家庭主夫” 媽媽1979年返回香港，後到美國工作。1982年，她查出患乳腺癌，獨自做了手術。爸爸是1983年去美國探望她的時候才得知的。
退休後爸爸馬上奔赴美國波士頓，陪伴正在重續事業的媽媽。如果 說五十年代的歸國決定是“夫唱婦隨”，二十餘年曾是“香港小姐”的媽媽陪着爸爸經歷了大陸政治的變遷，那麼從1989年爸爸退休後的近二十年，則完全是 “婦唱夫隨”，爸爸以“家庭主夫”的身份，全心全意陪伴在美國攀登科研高峰的媽媽。媽媽到美國後，從二十年前未完成的計劃開始做起，跟20幾歲的醫學院畢 業生一起做住院醫。癌症更是加快了她奮鬥的步伐，每天不知疲憊的工作。她近年來在哈佛醫學院下屬的一家醫院從事用腦成像技術考察針灸效應的研究，將先進的 科學技術應用於傳統中醫醫術的考察。這一世界領先的攻關課題需要她全力投入。出於對媽媽的敬佩，或許也帶着對她的一份歉疚，爸爸給予了媽媽幾乎是無我的奉 獻。他每天的生活以清晨打掃衛生、清理垃圾、做早飯開始，然後處理家庭的賬務、上街購物，午休後去公共圖書館看科技雜誌，鍛煉，做晚飯等媽媽回家，晚飯後 還要認真地清理廚房。如果媽媽回家晚一點，他會坐立不安；媽媽回家脫下的鞋子，他都要仔細刷乾淨鞋底後才放好。88歲的他尚能開車，周末他會駕車和媽媽去 附近的Wilson’s Farm，購買新鮮的蔬菜水果。媽媽的成就，有一半是爸爸的功勞。
身在美國，爸爸還是惦記着自己在清華的同事和學生。1995年11月至 1996年10月他回國探親，得知同事和學生王水弟受微電子所委派，負責接受美國IBM公司贈送的14台貴重設備。在此過程中，水弟老師感到自己的英文不 夠用。爸爸便義務給王水弟等幾名清華微電子所的中青年教師開辦了一個英語學習班，他把自己搜集的英文科技文章複印分發給學員，幫助他們儘快提高英文水平， 以便工作儘快與國際接軌。這個英語學習班一直辦到他離京前幾天。在此後的很多年裡，他繼續把他在美國圖書館裡收集到的最新科技成果的文章寄給王水弟等老 師。 爸爸也一直惦記着湖北老家的親人。很多年來，他一直在經濟上幫助有困難的多家親戚，定期和不定期地給他們寄錢。1998年夏，在得知湖北遭遇水災後，他又向家鄉政府捐助了數百元美金，以幫助故鄉的災民。 爸爸，我們想對你說 爸爸是一位篤信科學救國的愛國知識分子。在湖北鄉下念私塾長大的他，有着非 常傳統的中式思維和道德準則，海外留學的體驗又加深了他對祖國的情感，歷經磨難痴情不改。但作為崇尚先進科技的科學工作者，他也的確“恐美崇美親美”。在 美國、中國分別被當作“特嫌”的經歷，似從對立的方向戲劇性地嘲弄了他的痴情和崇拜。六十年來他在中美之間的來復往返，述說着一群中國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 年代深刻的文化認同掙扎。爸爸，我們想對你說，我們理解你。 爸爸算不上是優秀的研究者，在清華工作三十年餘年，他也一直沒有提過職稱， 最終也未當上自己年輕時憧憬的正教授。但作為一名執着於向中國年輕學子傳播世界先進科技的教師，他耕耘講壇的激情是火熱的，數十年曆淒風冷雨從未降溫。他 津津樂道的座右銘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爸爸，我們想對你說，我們敬佩你。 爸爸樂於喋喋不休地給他人講道理，但訥於表達自己的情感。他的情感多是通過 細微的行動傳達的。80多歲的他，還一大早開車送兒子加班，在兒子晚上回家時熱好飯菜，並把兒子愛吃的菜多留一些；每次女兒從北京來探親時，他會準備好床 墊、被單、毛巾和洗漱用具，每天在她於客廳睡覺前，在與客廳相連的廚房微波爐背後，點亮一盞光線很柔和的小燈。爸爸，我們想對你說，我們懂得你的愛；我們 深深地愛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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