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之多人所皆知，就是不搞政治經濟的人也能隨意列出一籮筐。作為專家，尤其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為國出謀劃策，也算系國家之安危於一臉，只會批評是不夠的。重要的是，他們在發完牢騷後，要有解決問題的具體實施步驟，及其對實施步驟的各種危險性評估。這些人說，中共不接受他們的意見，筆者認為不一定。如果你將他們當作你的諮詢客戶，卻無法消除他們的疑慮，連危險性的評估也不做，你罵了你的客戶，卻還指望這位客戶按你的諮詢去做。朋友，這樣的好客戶不多啊。

筆者說的意思，大概不難聽懂，是否同意則不得而知。因為表面的批評比較容易，筆者建議將之留給普通的老百姓去做，海內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們開政治經濟會議還是少發牢騷為好。要發牢騷，也要發完一通後，拿出具體的解決方案來，看看你的方案是否比別人正在用的強。專家們經常發牢騷，卻拿不出具體改進方案的。筆者建議媒體取消他們的“專家”頭銜，至少將他們的頭銜換成 “時事評論員”，別讓他們扛着專家的頭銜招搖撞騙還神氣活現。你見過只會說別人作品不好的優秀作家嗎？你見過只會說別人設計不好的優秀建築師嗎？你見過只會說別人不聰明的優秀科學家嗎？君不見，卻有許多不知如何得了響亮大名的，只會說別人不好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因為美國人將自己的國家治理得不賴，儘管常常連台灣西藏在地圖哪角落都找不到，更別扯這些地皮上的歷史，白臉皮的言家政客們好象也有本錢對中國指手畫腳，還相當理直氣壯，黃臉皮的海內外高談闊論者亦步亦趨。換了一個沒國家本錢的人說同樣的話，中國人要竊笑了。美國人說中國問題，中國人幽默不起來。

業餘的政經愛好者，沒事時罵罵街亦無不可，可連業餘的言家，都覺得污水吐多了嫌自己髒。可筆者看到的不少所謂的專家們卻是罵不絕口，樂此不疲；罵完一通後，除了立刻開出“民主改革”這個方子，別無它法。俄國已經推行民主十二年有餘，可政府的腐敗，世界上可以輕易拿獎牌，自然官商勾結比起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因為是民主國家，沒有太多西方人去批評，最多不去投資，不做生意罷了。朋友，請別誤會，筆者不是借用俄國來抬高中國，因為這般“抬高”只能為中國的貪官們找藉口。

筆者的一位朋友跟筆者說，“台灣問題要儘早解決，拖不是辦法”。筆者問，“你會不會讓你的兒子現在去前線”，他沉默少許說，“那要看情況”。筆者接着問，“如果你是中國最高決策者，你會不會現在下令打台灣”。他落人筆者設的圈套說，“嗯，我不會。我會先將國內的事辦穩了再說”。

要辦穩國內的事，可要費些周折。朋友，民主的事很重要，總的來說筆者羨慕美國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它是否是中國當今第一要事，則難有定論。如果我從知識分子和有產階級的角度考慮，我會要求中國立刻推行民主制度。但老實講，如果讓我現在做了最高決策者，這不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因為那不是十三億中國人中大多數所關心的。因為，如果我是尊紀守法的一員，我會強烈要求嚴懲腐敗者，要求各級官員象我一樣尊紀守法；如果我是農民，我會強烈反對各種苛捐雜稅；如果我是國企工人，我會要求減緩國企改革以保障我的可憐家庭收入；如果我是政府雇員和官員，我會要求政府在改革時考慮我的利益；如果我是軍隊一員，我會強烈要求加大軍費以防患於未然；如果我是股民和小商人，我會要求政府立刻完善和嚴格執行各種金融規章制度來保障公平性；如果我是老年人，我會要求政府加大醫療投入；如果我是落後地區的一員，我會要求中央政府加大撥款脫離貧困，如此等等。這些都需要精力，更需要金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不就是這一個一個人的利益堆積起來的嗎？考慮這些人民的利益，難道本身不是民主先生們要追求的目標？這些人的要求，用抽象的“民主”二字又如何去解決？

如果我是最高決策者，俄國的前車足以讓我鑒，喊錯口號、開錯藥方的學者並無需負任何責任。我會問我自己，俄國為什麼有了民主制度竟然比中國腐敗，且那些壟斷富商已經開始壟斷國家政策了？而且這是在俄國的人均收入高出中國一倍多，教育水準高出中國很多的情況下發生的。就是進行了幾十年的東南亞民主國家和南美洲的民主國家，一場經濟或金融風暴不也常常輕易吹垮他們嗎？朋友，我如果吃了這付良藥，最後死在手術台上，有人關心我為什麼會死嗎？我想不會，落井下石的人會很多，各式各樣的事後諸葛亮也很多，少不了一些靠賣我失敗故事當上教授專家學者頭銜的人。

有人問，中國的盛漢、盛唐和盛清，何以沒有民主怎麼也可以國富民強而光彩奪目？新加坡和香港在當爆發戶時好象民主不咋的，就是他們現在的民主在亞洲好象也排不了太靠前，怎麼他們就富得可以流油，而且也不腐敗？那些腐敗的民主國家隨便一提可以拎出一蘿，民主幼童俄國自不待言，混得有做爸爸和爺爺年齡資格的民主國家不在少數。看來要寫發達與民主、廉政與民主的公式挺不容易寫。不過要容易寫，要這些專家幹什麼？專家不寫出一些“公式”，不說清楚這些“公式”的內在關係，只會以“之乎者也”地引經據典為最高目標，還常抱怨別人不虛心接受他意見的。朋友，你說那是稱職的專家麼？

不過筆者知道古中國的這三個黃金時代，好的政策制度是通過嚴格的法律執行得很徹底而成功的。這些沒什麼高深莫測的東西在裡面，尊紀守法靠上行下效；不尊紀守法也可以上行下效。朋友，看看創造黃金時代的文景二帝、唐太宗和康熙，哪一位不是勤政愛民，哪一位不是以至高無上的權力卻行尊紀守法而使之上行下效通達，又有哪一位是靠說“理想”、“主義”和空話大話而讓他們各自的國家達到大治的？其實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如此，他們行的是尊紀守法上的上行下效，他們有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好法律制度和守法精神，不一定有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民主制度。我們注意到，世界上的發達民主國家，哪一個沒有好的法律制度和守法精神？糟糕的民主國家，卻不然，最多只有空的、好的法律制度，卻而無好的守法精神。這麼說，是否好的法制和守法比民主本身重要？是否如此，讓專家們發言論證，筆者無言。

有些學者說得不錯，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會自然形成西式民主，否則中國的三個黃金時代後應該有民主的結局才對呀。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在他的訪談“不學好的資本主義，中共遲早會垮台”中提及英國的“光榮革命”，即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創立，他呼籲中共要自覺放權和行多黨制，否則中共的要員們將來連普通公民都沒得做，給人的感覺好象英國當初的皇上是多麼的偉大。其實那不完全是“光榮”，至少開始時不是。楊先生可能沒有時間說明，英國國王是被人政變趕走後，君主立憲制才出來的。能趕走皇上，本身已說明那皇權的沒落，那皇上算不上自覺。君主立憲制的確偉大，但更偉大的是尊紀守法和維護法律尊嚴的英國人。美國的華盛頓先生因是英國人的後裔，有些民主精神；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同文同種的關係，儘管華盛頓先生在他著名的《獨立宣言》中牢騷滿腹地費了不少口舌罵英國，我們都知道，實際上北美洲的各種制度繼承了英國的制度不少。很多人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都不提一個讓其隱退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厭倦了看兩黨的爭鬥。有人會不相信，你有沒搞錯？華盛頓這樣的偉人會看不慣兩黨爭鬥，那他到底還有沒有民主意識？

所以，如果你認識人的本性，或許你會同意筆者的看法：民主不會自己走到中國。中國人最終需要自己在機會適當的時候要分寸地把握，要溫和有序地穩步爭取。等錢掙得差不多了，人民不爭取更多的精神生活和公平制度是不大可能的。畢竟時代不同了，中國雖行一黨制，但與封建王權的控制力比起來，差很遠，與先帝在位時二十多年的嚴厲荒唐控制差更遠。這二十多年來，雖不盡人意，在言論和民主方面還是有不少進步的。有人不以為然地說，要是先帝活到現在也會如此；我說不會，看看中國的鄰居金家吧。朋友，看見中國可怕的過去了吧？

不過比起來，筆者更喜歡楊小凱的說法，至少他象一位學者，指出問題後也同時比較具體地直接指出，“中國要學好的資本主義”，“不需要自己創新，比較後拿來用就可以”。這樣間接地論證了各種的危險性評估。比如他說，要學英國的較公平的商業競爭制度，而非西班亞的王室壟斷經濟制度（即批評中國的國家壟斷和官商勾結），筆者同意這種說法。這是他比其它學者高明的地方。其它的一些不少海內外中國政經學者大都只能空喊口號，空有同情、熱情和憤情，搶着做憤青們的事，連憤青們都快失業了；他們卻連最基本的數據都拿不出，有了數據也不知道如何比較，開起什麼國際學術會議，大概只能賣口水。

不過楊小凱的話說的容易，做起來卻不易。“拿來主義”也很好，可好東西抄到了中國人手中常會走調。好似部隊急行軍中傳口令鬧出的笑話：營長傳的是“加快步伐，注意周圍情況！”，傳到了最後一個兵可能是“注意了，周圍有很多好吃的！”。

依筆者看，中國的法律並不算太差，好歹不少也是抄列強的，差的是有法但無律，至少是執行得不好，變通性太大。這是不是中國文化的深層問題，自然見仁見智。十年前，一位台灣學法律的人告訴筆者，台灣的法律以模仿德國的法律為主，貫通英、法、美的優點，他認為自然比他們的都好，但就是因為“人治”問題，執行起來有問題，遠不如別人。大陸的是否有同樣問題，筆者無言。

當然不難做到，可以在一夜之間，將中國的執政黨改姓換名，也可以行多黨制而輪流坐莊。但中國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少，恐怕一些目前不太嚴重的問題還會來得更急更快，中國人的素質也依然如故，至少不會在一夜間升華了。不過也有不同之處。那就是，至少執政黨和領導人的負擔不必如此之重；因為政策搞錯了，罵還是照樣請罵，下次別選我就是，我已盡力了。而現在，國家的榮辱興亡總繫於一身，還屢負罵名，真是太累。這到底是太負責還是太不負責，或者其它什麼原因，筆者依然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