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能否為張欽禮平反昭雪是真學假學焦裕祿的試金石

焦裕祿的名字與張欽禮的名字是分不開的。在習近平要求全黨學習焦裕祿的革命精神時，枉加在張欽禮身上長達35年之久的沉冤能不能得到平反昭雪，自然就成為是真學還是假學焦裕祿的一塊試金石。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實地指導河南省蘭考縣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要大力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使焦裕祿的名字和事跡在神州大地上能夠重新傳揚。

如今60歲以上的人大概都記得焦裕祿這個震撼人心的名字。他是黨和毛主席、周總理在1960年代樹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縣委書記的榜樣。這次習近平以總書記身份要求大力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使我想起了焦裕祿的親密戰友、另一位深受蘭考人民熱愛的好幹部——張欽禮，因為焦裕祿的名字與張欽禮的名字是分不開的。在習近平要求全黨學習焦裕祿的革命精神時，枉加在張欽禮身上長達35年之久的沉冤能不能得到平反昭雪，自然就成為是真學還是假學焦裕祿的一塊試金石。

張欽禮是毛澤東思想培養起來的忠誠堅定的共產主義革命戰士。他1926年出生在蘭考縣南彰鄉張莊，1942年16歲時就參加了抗日游擊隊，1945年入黨，1954年任蘭考縣縣長。1962年焦裕祿到蘭考任縣委書記時，他擔任縣委副書記兼縣長。從此以後，張欽禮的名字與焦裕祿的名字就緊緊連在一起了。在焦裕祿在蘭考工作一年多直至病倒期間，是張欽禮最堅決地支持焦裕祿帶領全縣幹部群眾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團結一致抗擊災荒，奮不顧身與風沙、內澇、鹽鹼這“三害”開展鬥爭。作為分管全縣除“三害”工作領導人的張欽禮，義無反顧地站在了鬥爭的第一線。1964年5月，焦裕祿因積勞成疾去世後，張欽禮全面主持蘭考縣的工作，是積極宣傳焦裕祿事跡的第一人。1965年，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和記者周原、馮健到蘭考採訪焦裕祿的事跡，是張欽禮頂着壓力和阻力，全力支持、帶領和配合他們在蘭考的採訪活動，最終穆青等人著名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得以成稿，使焦裕祿的光輝事跡在1966年2月，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傳遍全國。

在隨後全國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中，張欽禮的命運與焦裕祿的事跡一起上下沉浮。當張欽禮得到正確路線的領導和支持時，學習焦裕祿的活動就能轟轟烈烈地展開;當張欽禮受到錯誤路線的打擊和迫害時，學習焦裕祿的活動也就偃旗息鼓，甚至受到詆毀污衊。

1966年文革剛剛興起的時候，開封地區和蘭考縣的一些原來反對宣傳焦裕祿事跡的領導幹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着“造反”的旗號渾水摸魚，唆使不明真相的群眾污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一株修正主義的大毒草”，砸壞焦裕祿的墓地，焚毀10萬多冊宣傳學習焦裕祿事跡的材料，同時把張欽禮打成“三反分子”、“政治扒手”;1967年初，某些人又借軍隊“支左”之名把張欽禮打成“現行反革命”，開除黨籍，關進監獄，同時把跟隨焦裕祿、張欽禮堅決走集體化道路、除“三害”的1260多名基層幹部和積極分子也抓進監獄，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面紅旗被砍倒。當周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後，親自指示釋放張欽禮和其他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進行平反，恢復張欽禮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晉級，再次肯定了焦裕祿的先進事跡。張欽禮回到蘭考，帶領幹部群眾繼續實現焦裕祿的遺願。

1970年，正當張欽禮在蘭考幹得紅紅火火的時候，林彪路線在河南的忠實執行者對張欽禮搞突然襲擊，污衊說“蘭考的方向道路錯了”，先是強令蘭考各級幹部揭發批判張欽禮28天，後又集中各級幹部兩次辦學習班揭發批判分別長達52天和100多天。他們整張欽禮，目的是為了否定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砍焦裕祿這面旗幟。1972年4月，河南人民出版社計劃再版《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蘭考縣委以“張欽禮是個政治騙子，大通訊有嚴重問題”為名，不同意再版。接着在蘭考縣，把凡是帶有張欽禮名字的宣傳焦裕祿的材料通通清理銷毀，關閉了焦裕祿展覽館，再次推到了焦裕祿的墓碑，又一次扼殺了學習焦裕祿的活動。1972年11月，周總理再一次解救了張欽禮，他在接見河南省委常委和省軍區黨委常委時，指着那個林彪路線的追隨者說：“……蘭考人民為改變窮困面貌那樣艱苦奮鬥，你下恁大的勁整他們，你的感情到哪裡去了?你為什麼要砍林縣、蘭考這兩面紅旗?……”

打那以後，張欽禮重新回到蘭考的領導崗位，在四年多的時間裡，發揚焦裕祿精神，領導全縣人民艱苦奮鬥，極大地改變了蘭考的面貌，實現了焦裕祿生前留下的“活着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們把沙丘治好“的願望。從1973年開始，結合農業學大寨運動，全縣幹部群眾以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利用冬閒翻淤壓沙、治鹼、平整土地、引黃灌淤、挖井提灌、植樹造林，湧現了無數先進模範人物和事跡。到1976年底，全縣打井6000眼，建設大中型提灌站16座，26萬畝沙荒鹽鹼地變成了良田，全縣農作物產量成倍增漲，許多老災區、貧困隊成了餘糧隊、富裕村。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在張欽禮和縣委一班人的領導下，蘭考縣、社兩級實行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大力發展工業，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到1976年底，全縣建成了五個國營廠，各社鎮共建成五十多家集體工廠，產品有磚瓦機、變壓器、電動機、深井泵、潛水泵、四輪拖拉機等等，行銷全國二十多個省區。縣酒廠生產的紅、白葡萄酒銷往香港，每年上交國家利稅雙百萬。全縣人民意氣風發，形勢一片大好。天有不測風雲。1977年的“清查”運動又一次把張欽禮拋到政治漩渦的深淵。那些長期反對焦裕祿、張欽禮的政治勢力捲土重來，在1979年底把張欽禮逮捕入獄，接着判他13年徒刑。在強加給他的三條莫須有的罪名中，其中一條是“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的欺騙罪”，公然把矛頭對着焦裕祿和樹立焦裕祿這個榜樣的毛主席、周總理和黨中央。廣大蘭考人民群眾和革命幹部，無不為張欽禮受到的莫大冤屈憤憤不平，他們指問蒼天：“毛主席、周總理走了，咱蘭考張書記再遇冤案，有誰來解救呀?”蒼天不答，大地不應，張欽禮這次被滔滔洪水徹底淹沒了!連新華社社長穆青也愛莫能助。從此，焦裕祿的名字也在神州大地上沉寂了。直到1989年，中央才又提起“全黨要學焦裕祿”，但是沒有人出頭給張欽禮的冤案平反昭雪。這就在人們的心中升起了疑問：張欽禮因為支持焦裕祿、宣傳焦裕祿、學習焦裕祿、踐行焦裕祿的精神而坐牢，卻得不到平反，“學習焦裕祿”真能學起來嗎?這麼多年來的事實對人們的疑問已經做出了明白的回答：學不起來!不然的話，為什麼在焦裕祿、張欽禮之後，就沒有聽說有哪個縣委書記像他們那樣，“心裡只裝着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呢?

張欽禮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一貫忠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最大利益，以黨和人民的原則為最高原則，為了這些利益和原則，即使受到錯誤打擊和迫害，歷盡坎坷，也在所不惜，表現了共產黨員的徹底革命精神。在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中，他針對省委某領導坐鎮蘭考，違反黨的政策，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做法提出意見：我縣幹部教師絕大多數是跟黨走的，右派是很少數，把這麼多幫助黨整風提意見的幹部教師打成右派，應該糾正。結果張欽禮被定為“中右”，撤銷縣委副書記職務，限制使用。1958年，面對省委某些領導人大刮共產風、浮誇風，張欽禮在全省縣長會議上直言各地報的產量數字有假，並如實匯報了蘭考的實際產量和計劃數字，當即遭到批鬥，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一年，工資降三級，下放農村監管勞動。張欽禮在下放勞動期間，看到省委領導人的“左傾”錯誤給廣大群眾帶來深重苦難，造成了嚴重的後果，1960年底便冒着危險到北京向周總理反映實情，被周總理稱讚為全國第一個向黨中央反映下邊真實情況的縣長。周總理立即指示新上任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給張欽禮平反，恢復工作。這是周總理第一次給張欽禮平反。加上以後文革中的兩次，周總理一共三次解救張欽禮，在河南傳為佳話。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張欽禮一回到蘭考，就投入到糾正“五風”、恢復生產的工作。他還把被撤職後少發的一千二百四十元補發工資，全部捐給了縣救災辦公室。那時的一千二百四十元，是多大的一筆錢啊!

就是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和幹部、人民的好公僕，從1979年蒙冤受難至今，雖然他已去世10年了，期間無數的幹部群眾為他鳴不平，呼籲為他平反昭雪，但是從省委到中央，依然一如既往，沒有動靜。

可是，人民心中有桿秤!2004年，10多萬蘭考百姓，男女老少奔走於道，跪拜在側，綿延不斷，悲痛欲絕迎接張欽禮魂歸故里。那種感天地、泣鬼神、空前絕後的場面給了張欽禮一個公正的歷史評價。張欽禮的骨灰在他的家鄉張莊安葬以後，蘭考縣的，河南別的市縣的，以及全國其它地方的幹部群眾自發為他修建了一個墓園。如今，有50多塊墓碑矗立在張欽禮的墓園裡，其中，沒有一塊是他的子女和其他親屬建立的。上面的文字，記載着張欽禮一生的業績和風範，昭示後代，與世長存。

廣大幹部群眾對張欽禮的評價和1979年河南司法機關對張欽禮的判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習近平總書記到蘭考蹲點抓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倡全黨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與張欽禮的冤案如石沉大海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為了取信於民，取信於全黨，是到了黨中央為張欽禮平反昭雪的時候了!這是對新一屆黨中央的一個很大考驗，也是一塊靈驗的試金石。我相信，習近平總書記必定還會去蘭考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也許還會再次深入張莊看望那裡的群眾，包括張欽禮的後代。我希望蘭考縣與河南省的群眾和幹部，能充分利用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讓習總書記能聽到群眾的心聲，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真真切切地添把火，加把油，把學習焦裕祿的活動實實在在地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