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紅領巾執政

今天，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打開電視，這邊廂，昆明湖上陽光燦爛，“讓我們盪起雙槳，小船兒隨風飄蕩”的歌聲繚繞。那邊廂，“紅旗渠”的展覽古色古香，“艱苦奮鬥的集體主義精神”讓糖罐子裡成長的獨生小皇帝們大開眼界。如果人們把花枝招展的盛裝，換成上白下藍或全身灰藍的毛服，又恍惚回到那個只能用黑白二色來描繪世界的青澀年代……

五十五年前，胡錦濤主席一代，大都是年方六、七歲，一群幼稚園大班或剛跨進小學的幸福小朋友。當胡主席紮上紅領巾的時候，“讓我們盪起雙槳，小船兒隨風飄蕩”的歡愉歌聲正把樸實天真的“六億人民”帶進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那個時代，急風暴雨的征戰殺伐剛剛過去，你死我活的內鬥風暴還未來臨，共產主義的理想還讓“六億人民”如醉如痴，那是中共建政五十五年中最短暫的美妙歲月。

鄧小平復出之初，他打出的旗幟並不是“改革開放”，而是“撥亂反正”。鄧小平要返之“正”，就是想返回這個中共的兒童時代。可惜，一個成年人不能再穿開襠褲。童真時代穿上開襠褲，露出那兩個白白嫩嫩的小屁股蛋多可愛！一個成年人再返老還童穿上開襠褲，露出的東西就不堪入目啦。所以，當年的鄧小平無法“反璞歸真”，只能“改革開放”。沒有當年的“改革開放”，哪有今天的花枝招展！鄧小平的可愛，就在於他老人家敢於摸着石頭過河，不斷地修正自己，完善自己。

當年的紅領巾今天已經成才，而且成為“青出於藍勝於藍”的擎天之材。就以這次胡溫親政而言，就顯出了紅領巾非凡的智慧和掌控全局的能力，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古英雄出少年！

這次江澤民下台，種種說法中可以歸納為兩種，一種是官方新聞，另一種是坊間傳言：

官方新聞當然是權力的和平轉移，老的讓賢，小的謙恭，穩定壓倒一切，一片祥和景象。證據一是全會結束後，你看老江，丹田氣滿，英姿勃勃，無下台之戚戚，有回光之嵬嵬。二是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老的站完最後一班崗，手把手的交出槍桿子。小的誠惶誠恐接下衣缽，誠心誠意歌功頌德。

坊間傳言則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變，因為老鄧交權給江時，僅半年時間，就主動繳槍。而老江交權兩年後，仍然戀棧不去，不僅壞了傳統，也壞了體制。胡等不可等，溫忍無可忍，才採取果斷措施，讓戲子老江變成老江戲子。在這場成功的政變中，胡不僅有用一人（徐才厚）而鎮三軍之威，且有除一人（江澤民）而容孽子之量，還有留一人（曾慶紅）而穩天下之智。證據一是這場全會，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神秘也是最保密的一次全會，如果是歌舞昇平，何必如此戒備森嚴，殺氣騰騰？二是如果是和平交權，就如同應當年老鄧辭軍委主席一般，何必大動軍委？三是徐才厚任軍委副主席倒不是十分奇怪，奇怪的是對這位新任副主席的宣傳尺度非比尋常，在中共五十五年的歷史中首次刊出一位新任軍委副主席的標準像。四是在五十五華誕中，遍尋不到老江的影子。

上面所說的官方民間兩種說法雖然差異極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不論是文是武，是明是暗，是和平交權還是軍事政變，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都是胡溫全面掌控的一個“在重要關頭的重要會議”。在這次會議後，兩個中心變成一個中心，胡溫已經掌控全局，一個胡溫親政的新時代已經來臨。

二、胡溫與江朱

胡溫和江朱是兩個政治氣質、治國方略、個人風格有極大差異的政權。胡果斷，江陰柔。朱剛直，溫平和。從搭配上來講，江朱配與胡溫配都剛柔相濟之妙。但從主從關係上來講，江朱配就不如胡溫配。因為在江的位置上，江應當剛而不剛，所以對內強橫，對外懦弱，不但被對岸的老李小陳上下其手，大吃豆腐，而且隔洋的老美小日，對其也是軟硬兼施，不屑一顧。朱為首輔，宰臣貴在海量。朱嫉惡如仇，樹敵過多，功高蓋主，又分分鐘被一平庸之徒摯肘，無法大展身手。如果讓朱與江對換一下位置，歷史發展可能會快得多，不會十幾年來這樣不死不活，粘粘糊糊。這是朱的不幸，也是江的悲劇。

胡溫配就沒有江朱配的致命弱點：該剛的不剛，該柔的不柔。胡果斷，敢於擔責任，這正是他那個位子所需，也是江所缺的。而溫的平和，又彌補了朱的不足。在一個有擔當的領袖下工作，溫完全可以放手放腳去干，無後顧之憂。而胡溫配勝過江朱配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胡溫兩人理念相同，同氣相求，不像江朱那樣南轅北轍,同床異夢。

可以預見，胡溫政權，不論其走向是開明的，還是保守的，其執政能力將大大超過江朱。其施政風格，決不會如江朱政權一樣拖拖沓沓，而是明快決斷。胡溫政權，將是一個強勢作為的政權。氣候會日趨明朗，歷史會因此加快腳步。

三、鳥籠經濟與鳥籠政治

五十五年來，中共經歷了毛周、鄧陳、江朱、胡溫四個時代。毛周時代，是一個完全封閉的螺絲釘時代，鄧陳時代，是鐵幕破了一個口的鳥籠經濟時代，江朱時代，是一個鳥籠被衝破的市場經濟時代，而剛剛親政的胡溫時代，是一個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鳥籠政治時代。

鄧陳的鳥籠經濟時代，是中國大陸社會轉型的開始。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準確點說是從“三自一包”開始的。“三自一包”挽救了瀕於破產的大陸經濟，也就是從根本上挽救了即將滅亡的中國共產黨。但“三自一包”在挽救中國共產黨的同時，也衝擊了共產黨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制度——“公有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共產黨把“公有制”當成社會主義，當成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共產黨把自己與“公有制”打上等號。誰反對“公有制”誰就是反對共產黨。共產黨的一個基本錯誤，就是以為共產黨只能靠“公有制”吃飯。沒有“公有制”就沒有飯吃。結果恰恰相反，“公有制”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沒有飯吃的農民為了要吃飯，偷偷地砸爛了卡在他們脖子上的“公有制”。鄧小平的聰明，在於他敢於承認現實，用實踐來檢驗真理，首先破除自己對“公有制”的迷信，對農民的各種各樣衝破“公有制”枷鎖的創舉予以讓步。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的鄧小平，為了挽救中共而不得不採取的的讓步政策是一種權宜之計的話，那末嘗到甜頭的鄧小平，一旦明白離開“公有制”的共產黨可以活得更好後，就採取了許多大膽的改革開放的措施。

在鄧採取這些大膽的改革開放的措施之初，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因為當時的共產黨人還沒有經驗，法制也不健全。而人民群眾也沒有經驗，守法意識也很淡漠，更何況中國是一個有着幾千年人治傳統的社會。一旦出現錯誤的時候，老鄧就會去改正錯誤。但由於當時政府和人民還沒法弄清楚何為錯誤，何為正確，在改正錯誤的時候，也會把一些不是錯誤的當成“錯誤”改掉，把一些不是正確的當成“正確”來追求。這樣，就出現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現象。

為解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問題，鄧小平採納了陳雲的“鳥籠經濟”的思想。這個“鳥籠”先是公有制，也就是所謂“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以後隨着歷史的發展，這個“鳥籠”又改變為計劃經濟，也就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當市場經濟這支鳥兒一旦發育起來後，那個越來越大的鳥籠就關不住這隻強健的鳥兒了。當市場經濟這隻鳥兒衝破計劃經濟的籠子的時候，中國騰飛了，隨着這隻關不住的鳥兒自由騰飛了。中國的社會轉型，先在經濟領域實現了。這種轉型，是一種中國式的低成本的轉型，如果她有政治改革來保障，來鞏固的話，她將是一種帶動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成功轉型。

所以，今天胡溫政權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以穩健的切實的政治改革來保障、鞏固和發展經濟改革的成果。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實際上是一個啟動政治改革的決定，是胡溫新政，也就是“鳥籠政治”的一份宣言。所謂“執政能力建設”，實際上是“政治改革”的另一種風險較小、較容易得到中共黨內的原教旨主義者接受的一種中性說法，或者說是政治改革的先聲。

在這份《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胡溫勾畫出一幅“執政能力建設”的藍圖，也就勾畫出一個“政治鳥籠”。這個“政治鳥籠”是這樣的：

1、用“六個堅持”為鳥籠的立柱。這“六個堅持”就是“第一，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第二，必須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第三，必須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第四，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第五，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第六，必須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

2、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傳統美德作鳥籠的橫欄。這就是“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弘揚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在全社會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範，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消除封建主義殘餘影響，抵禦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

3、用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作鳥籠的基座。這就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4、用和諧社會作鳥籠的空間。這就是“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和“堅決破除各種障礙，使一切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創造願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

換一句簡單的話來說，胡溫就是以共產黨的領導，或曰共產黨的體制為鳥籠，關住民主政治這隻鳥。

四、筆者對“鳥籠政治”的看法

筆者認為，“鳥籠政治”是“鳥籠經濟”的發展。是中共的進步。這是難能可貴也是差強人意的一種進步。

說它難能可貴，是從鐵幕政治到鳥籠政治的五十五年間，不知道多少中共黨內及黨外的有識之士為此丟掉了自己的烏紗，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犧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送掉了自己的性命。為一種高尚理想而犧牲青春和生命並不困難，困難的是面對失敗與挫折而改變自己出於高尚目的的錯誤信仰，比如對“階級鬥爭”的迷信，對“公有制”的迷信，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迷信，等等。更困難的是面對同志的誤解，在原教旨主義者的心目中，改革創新者都是叛徒，都是異教徒，他們喪失原則，丟掉立場，十惡不赦，應當一把大火燒掉。如果這些有識之士僅是中共的一般黨員，一般幹部，那也就罷了，如果這些有識之士是中共的領袖，他們每做出一點改革，就要考慮如何不要動搖共產黨的根本，如何保證共產黨的利益，如何穩定億萬人口的社會，如何向前輩解釋，如何搭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橋梁。中國人活得很累，中國共產黨人活得更累，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領袖們，活得更是累上加累。

說它差強人意，是這個籠子可能很大，大得可以讓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籠子畢竟是一個籠子。胡是果斷的，但不能把果斷解讀為大刀闊斧。從中國目前的發展來看，是到了大刀闊斧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了，因為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基礎，需要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這個上層建築不是別的，就是能保障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民主憲政。但在這種大刀闊斧的改革來臨之前，胡溫給它設置了一個過渡階段，也就是鳥籠政治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民主憲政這隻鳥，也許會像市場經濟這隻鳥一樣，最後衝破這個鳥籠，帶動中國又一次的騰飛，從一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騰飛。但也要注意到，這個籠子可能越來越大，也可能越來越小，嚴重地妨礙中國民主憲政的健康發育，甚至開歷史的倒車。

筆者理解胡溫設置這個政治鳥籠的無奈。十六大以後，胡溫新政的“鳥籠政治”就已見端倪。在體制內，也就是在鳥籠內，胡溫給了人民較大的自由，例如允許人們對收容審查制度的討論。十六屆四中全會後，可以看見，胡溫不斷擴大這個鳥籠的空間，例如最近與香港民主派的接觸。在今後一段時間，還可以看到，胡溫還會對願意回到體制內，也就是願意飛回籠子裡的政治異見分子釋出善意。如果這一天來臨，筆者希望那些願意飛回籠子去的鳥兒們，一旦飛進這個籠子後，不要把自己設定為一隻僅會低聲吟唱當擺設的金絲鳥，而要保持搏擊長空的英雄本色，帶領籠中眾鳥大喊大叫，向胡溫要更大的空間。而鳥籠外的朋友，則不斷地給鳥籠施加壓力和影響，內外一起用力，早日衝破這個鳥籠，飛向自由的藍天。

在這裡，有朋友會問，如果胡溫一直邁不開徹底政治改革的步子，甚至如老江一樣平庸，怎末辦？筆者的回答是，我們應當把胡溫推向歷史的英雄。如果實在推不動，胡溫不能成為創造歷史的英雄，我們完全可以創造一個可以產生英雄的歷史。

胡溫的時代，已經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人為螺絲釘的時代，也是鳥籠經濟進步到鳥籠政治的時代。因此，我們更期望胡溫能帶領中國人民開創民主憲政的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