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和鄧小平，兩個隱藏中共內部的漢族精英-客家人，聯手光復華夏文明：

當初中英談判，中國為了說服英國和平移交香港，中共領導人絞盡腦汁費盡思量，終於想出一個既能讓歐美國際勢力體面退出，又能夠滿足中國領土統一需求的方案，就是“一國兩制”。當時中央向國際社會鄭重承諾給予香港高度自治，還不嫌畫蛇添足地補充說要給予“港人治港”，意思本來是強調香港人終於“當家做主”，可以自己推選地區領導人，再也無需被英國指定的總督殖民統治了。

“一國兩制”說明了國家對香港毫無利益索求，體現了中央純粹從民族團圓國家統一方面考量，滿心只有“父母對兒女”一般的真摯感情和無私奉獻。從設計構思方面看，“一國兩制”也可謂是破天荒地，無疑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具政治智慧的制度獨創，也是華夏文化包容性，共享性，親慈性與和平性的最好表現，她的橫空出世對東西方社會都頗具衝擊震撼力。

對於西方文明來說，民主分權的社會本質就是爭權奪利，自由競爭已經是他們唯一適應的生活方式，而『一國兩制』讓他們領略了東方社會充滿家庭親和概念的權力分享模式，令他們耳目一新大開眼界，難免好奇又羨慕。

數千年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正統的東方文明，政治權威一直是建立在社會成員內心的“理想使命”基礎上，即以“天命道德”為代表的精英主義結合全民共享權力的管治觀念。比較西方民主制度區區數百年的感召力，中華文化千年傳統正宗古典，對全球社會的綜合貢獻和吸引力，其實一點都不遜色。

自從孔子時代開始，中國社會的天命思想就已經是道德主流，致力於培養個人積極向上的人生樂觀態度，鼓勵全民和諧共同建立維護公義的社會責任感，敦促統治官僚要以德治國仁政愛民，因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顯然，古典的儒家思想是聯絡促使官民良性互動的紐帶，雖然有容易產生腐敗的弊端，但同西方民主文化鼓吹無序自由，容易引爆民粹暴力和革命動盪相比，則具有明顯的科學性，合理性，優越性和先進性。

60多年前，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受西方馬列民主思想的毒害，在蘇美聯手支持下征服中國 後，曾經數度企圖摧毀中華文化。然而1976年毛主席去世後，中共內部以客家人葉劍英為首的漢族精英，迅速出手果斷平定毛派之亂，中國社會隨即迅速回歸中 華傳統。待到共產黨內部的另一個德高望重的客家人，即鄧小平重新出山掌握政局後，中國社會終於迎來改革開放的春風，神州大地頓時重現勃勃生機，中華文明在 歐美勢力聯手摧殘下大難不死重獲新生，足見其生命力之頑強。

由此亦不難想象，漢族精英鄧小平能一錘定音敲定『一國兩制』的開創性構思，確實是得益於中華傳統文化蘊涵的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內容。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共 產黨在漸漸拋棄毛派的西方意識形態桎梏之後，現在願意回頭重新擁抱中華傳統文明，即使他們以前犯過彌天大錯罪過深重，只要知錯能改戴罪立功也還是可以獲得 中國善良百姓的原諒和支持。由此亦可見中華文明之寬容度量，豈是西方文明一味強調自我中心動輒好勇鬥狠之劣性可比。

平心而論，中國自鄧小平南巡後十多年來，全社會可謂是官民同心勵精圖治，以傾國之力推進社會的技術化和現代化，取得全球矚目的飛速進步。習近平和李克強上 台後，中共嚴打腐敗，清除裸官，整頓吏治，從嚴治軍，逐步下放經濟權力，提倡與人民分享財富，國家越來越開放文明，人民也愈來愈自信自強。站在客觀立場做 出中立的評價，必須承認現在的中共執政當局，依靠強大而富有活力的黨政系統，已經成功地融合了左派共產主義理想的民本意識，和右派國家資本主義的集體優 勢，帶動整個大中華地區經濟圈迅速崛起。雖然前途依然困難重重挑戰無窮，但祖國大陸的成功崛起已經是昭昭天命事在人為，歐美等境外勢力再也無力阻撓。
民富國強眾安道泰，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本來應該是簡單易懂的道理。然而遺憾的是，面對祖國大陸的繁榮崛起，部分香港人不願正視難以接受，甚至不喜反憂心存 反感。由於受外國文化長期殖民同化，少數香港人離棄根源於祖國的中華傳統，反而迷陷殖民地母國的異族文化，甚至拒絕承認自身的中國血緣，時刻以外國人心態 自居，百般歧視來自祖國大陸的人們，極盡瘋狂地羞辱污衊本族人們，滿副欺內媚外的醜惡嘴臉，高調表演只為諂媚討好境外主子，唯恐不極端不足以明其奴媚之 志。

現在，香港少數極端份子藉口要按西方的“民主標準”搞政改普選，試圖衝擊基本法，陰謀破壞一國兩制的憲政基礎。連日來極端分子非法霸占全港多處公共場所，暴力堵塞港九多區交通要道，無理阻撓當地居民的正常通行權利，造成社會動盪經濟癱瘓，香港的法治秩序和繁榮穩定被破壞殆盡。極端分子用心險惡手段恐怖，挾持全港人民的安危福祉威脅中央和港府，企圖實現他們種荒唐無理的要求。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那麼香港社會目前謹存不多的中華傳統恐怕將徹底消失，華夏文明的精粹創舉『一國兩制』也將岌岌可危名存實亡。所有愛國愛港的人民，睹之思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