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战略

　　——2002年4月16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用说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最近两年来，关于这个问题，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后冷战”的终结与中国的回应》，另一篇是《在变化的世界上追求中国的地位》，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月刊1999年第9期和2000年第1期上。第三篇《“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兼论再造中国的“世界观”》是我上星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时提交的论文，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美国、欧洲、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与中国”。

　　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而国际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20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在这20多年中，整个世界正好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变动剧烈。第一个时期是冷战的最后十年，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柏林墙倒退，两德统一。这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第二个时期一般被叫做后冷战时期(Post Cold War)。现在有一种很流行观点认为，后冷战在“9·11事件”之后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后冷战时期（Post Post Cold War）。我这里没有使用“时代”这个词，因为“时代”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所以我没有用像“后冷战时代”这样的说法。这三个时期：冷战、后冷战、后后冷战，我把它们叫做三个范式（digm）。

　　在考察中国的国际地位时，我们要考虑两个因素：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这个变化既是我们自己在变，也是国际形势也在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这二十多年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变化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之中。国际环境是个国际关系学术概念，它不是抽象的，包括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比如中国在1996年就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去年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一步步的加入到了国际经济组织中。而这些组织是什么呢？无非是一些管理、调控和约束经济行为的原则和规则。中国生活在国际体系中，这个体系从1945年之后就叫联合国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190多个，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在这个体系之中，这个由国家组成的体系就叫做国际社会。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国际共同体”，即International Community。我们所说的国际社会是International Society。我认为应该区分“共同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共同体”强调其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信念、共同的规则、共同的利益，命运与共，现在欧洲是一个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而国际社会就像国内社会一样，只是一个社会，其中有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利益集团，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我更愿意使用国际社会这个概念，而不愿意像加利秘书长那样理想化地使用“国际共同体”。

　　当然国际环境不仅仅是抽象的国际体系、制度、规则，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生存的环境，比如，中国周边的国家，也就是亚洲就直接构成我们感知得到的国际环境。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中美关系，中美两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美国正是构成中国国际环境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国际环境包括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安全环境、军事环境。

　　中国的国际环境如何呢？首先讲政治环境。中国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上，俄罗斯是前苏联的继承国之一，但它没有继承苏联的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才是苏联真正的“继承国”。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美国的、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存在很不小差异（虽然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与西方的观念差异在缩小）。再说经济环境。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全球经济。注意，这里指的是“全球经济”，而非“国际经济”，是global economy，而不是international economy。“国际经济”已经是很过时的概念了，而全球经济却是一种现实。文化方面，从“9·11事件”以后，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文明之间的差异性，看到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江泽民主席曾经说过“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的话。我认为这句话讲得很好。“丰富多彩”就是说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是不同的。目前的国际安全环境、军事环境，用我们学科的专业术语来说是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大家都在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就引出了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谁来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安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中国现在安全吗？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仍然安全吗？我们还要问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何方？确定了威胁之后，就可以知道怎样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处于怎样的国际地位，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外战略的设计和制订。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那么我们的对外战略要不要变？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互联网上也有很多讨论。经过了“9·11事件”，已经成为WTO的一员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每个国家在国际上都有一个place（位置），扮演一种role（角色）。中国有句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一旦处在一定的国际地位，就一定要发挥相应的作用。

　　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日本有一位著名的右翼政治家小泽一郎，他曾经是自民党总干事，现在是自由党的党首。这位小泽一郎步美国国防部的后尘，也向中国进行核讹诈。最近，李鹏委员长访问日本期间，小泽一郎在一次演讲中说，日本可以在一夜之内造出3000到4000枚，或者7000枚核武器，如果中国不断增加国防实力，那么日本也可以变成核大国。这位小泽一郎在1993年的时候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日本改造计划》，这本书到现在也是日本的畅销书。其中的主要观点是主张日本要变得“正常化”。“9·11事件”之后，日本积极地参加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他们的军舰已经到了印度洋，这似乎把小泽一郎的主张变成了现实：日本正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日本的正常国家论其实应对我们中国有所启示：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国家、和平国家、地区国家和全球国家。我后面还会一一详细阐述。这个观点可能要引起很大的争论，我预计待会儿你们也会有不同意见。

　　以上算是一个导论吧。引出中国的国家地位问题。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具体地讲以冷战为核心的三个范式：冷战、后冷战和后后冷战。

　　大家知道，冷战的最根本的象征是柏林墙，它是东德和西德的分界线，也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分界线。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就标志着冷战的解体，但此时冷战并没有完全结束。冷战结束的标志是1991年苏联解体。我认为，任何一段历史时期的结束都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冷战是在1989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内逐渐结束的。当然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一个突发事件，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和研究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都没有能预测到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以后，他们（主要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没有办法解释苏联为什么解体。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结束彻底改变了20世纪剩下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世界在冷战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理论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能举出多少，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举几个。第一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他认为冷战一结束，人类的历史就不用再写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术语。它不是说人类从此以后就不活了，它指的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将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人类以前的历史到此为止，以后的历史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历史。第二是亨廷顿在1993年接着福山的理论提出的大家最熟悉的“文明的冲突”论。亨氏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世界的主要矛盾既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主义之间的对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国家政治抗争，而是文明之间的对抗，是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两大文明（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亨廷顿的理论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从1993年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他的那篇文章到1996年他出版根据这篇文章完成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文明之间的冲突”论也就算提出来了。第三是“民主和平”论（democracy pace theory）。这是一个根源于西方自由主义与对外政策理念的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由于整个世界是在不断走向民主化，所以，世界将走向和平；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这个理论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在西方看来中国是非民主国家，所以西方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因为民主问题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最后提到的一种理论就是耳熟能详的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理论有各种流派，但主流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做了很多的试验，首先是在俄罗斯，最著名的就是“休克疗法”：让俄罗斯在500天内进入市场经济。这就有点像我国50年代提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希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从前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一步进入市场经济。其结果是1998年俄罗斯继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也爆发了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试验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在最近几年也出了一些问题，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阿根廷，阿根廷因为经济危机也陷入政治动荡。除了阿根廷，这段时间我们关心的还有委内瑞拉。

　　仅仅从上述四大理论流派的出现我们就可以发现，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体制的瓦解给这个国际体系带来的变化是多么巨大。从1989年到2001年，这十多年中世界的变化非常迅速，其中的很多大事件几乎都是突发性的，比如海湾战争。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得相当漂亮，创造了所谓新军事革命（new military revolution），进行了许多新武器的试验。战争结束后，老布什总统立刻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理论。到了1997年，在高速增长与繁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却突发货币与金融危机，这也是事前没有人预计到的。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我国，7月2号，泰国货币铢就开始暴跌，发源于这个亚洲国家的货币危机迅速传染到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东北亚的韩国。亚洲经济从60年代开始起飞，东南亚的“四小虎”经济跟着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这“四小龙”而迅速发展。那次危机从“四小虎”传染到了“四小龙”，日本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中国其实也受到很大冲击。金融危机以后又有好多的突发事件，大家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2000年6月14，韩国总统金大中和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见，使全世界都深受鼓舞，认为“两金”的会晤将开创朝鲜半岛和平的新时代。再比如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9·11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可以说是突发性的。

　　在国际关系史上，一般来说，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比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二战中，苏联是英美的盟国，二战一结束，美苏的矛盾就突出了。因为欧洲的殖民国家在战争中已经元气大伤，纷纷沦为二流大国。国际政治的中心就从伦敦、巴黎、柏林转到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从二战到冷战，其间没有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明显的“过渡时期”。今天，我们大家都不清楚冷战结束后接下来将出现什么样的世界格局。海湾战争后，美国总统老布什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但他没能建起来，他的世界新秩序并未出现，可以说，那种意义上的世界新秩序到现在也不存在。

　　所以后冷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几乎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当然冷战也没有先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情况？很多专业学者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冷战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如上所述，正是在这个后冷战时期里，又有很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重大的事件发生。

　　讲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哲学家葛兰西曾经说过的话，它的大概意思是：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过渡的时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时期。这是他在《狱中札记》里的一句话，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的译本。一个历史过渡时期拖延的时间越长，世界就越危险，葛兰西的这个判断我非常同意。

　　从1999年到2001年这两年多时间，世界上发生了三件比较大的事件。第一件是科索沃战争。当科索沃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就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后冷战时期由此宣告结束了。当时我也是持这种观点。我还发表了一篇引起学术界很大争议的文章《“后冷战”的终结与中国的回应》。第二件是小布什总统的上台。他代表着美国共和党中保守派的利益。从美国到欧洲，包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主流的政治转向中左转向中右，甚至转向保守。我们可以列出一个世界各国保守派政治领导人的名单。离我们最近的有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澳大利亚的总理霍华德、以色列总理沙龙。在欧洲有意大利的总理贝鲁斯科尼，还有奥地利自由党的领导人海德尔，法国政治中也出现了危险了右转趋势，而欧洲联盟对右翼的抬头反应不力。一句话，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西方主流社会，或者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执政党转向偏保守的政党。第三个事件就是去年9月11号发生的所谓“恐怖主义”事件。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美国进入反恐怖主义的战争状态，而且把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定义为反恐怖主义战争。布什将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打击看成是战争行为，所以，他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同样的战争手段回击恐怖主义。这就是评论界说的“以暴制暴”。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我们中国也是“反恐联盟的”的成员之一。综上所述，大家可以从这些事件中总结出后冷战时期的一个基本特点：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9·11事件”是后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它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标志性意义，以此为界，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叫做“后后冷战”。我们可能离冷战更远一点了，但我们仍然没有离开冷战。“后后冷战”既跟“冷战”有一定的相关性，又和“后冷战”有一定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尽管走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世界仍然处在葛兰西所说的危险的过渡时期里。

　　当然了，美国人理解的后后冷战和中国人理解的后后冷战不一样。因为中美两国各自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与评价不一样，各自的现实处境差别很大。美国一位助理国务卿最近在美国国会有一个证词，他说纽约世贸中心的废墟给他的第一个强烈冲击就是后冷战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新的时代中美国发现了新的敌人：国际恐怖主义。美国要对恐怖主义发到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可以和当年的反法西斯和反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美国人把它叫做新冷战。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也是这么讲的。美国人理解的后后冷战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这就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必须建立一种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英文叫Pax Americana，意思是美国统治下的秩序。我们中国呢？江泽民主席这个月刚在德国“对外政策协会”发表过演讲。他在这次重要演讲中再一次重申了中国认为不能建立单极世界观点，主张人类应致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是中国理解的世界新秩序。

　　我认为，后后冷战是冷战结束后开始的过渡时期的第二个阶段。美国人认为后后冷战已经是一个事实。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叫“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在这种单边主义之下，美国就退出了冷战时代与前苏联签定的确保相互毁灭但实际上维持了世界和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人现在想让所有冷战时期的东西统统进入历史。让我担心的是，美国和中国签订的涉及我们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的“三个联合公报”，这些政府之间的协议现在也被美国人实际上认为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就如同和前苏联签订的反导条约一样。虽然美国人口头上仍然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没有过时（应中国的要求这么说），但实际上却已经把它们当成了三张废纸。这就是美国人的思维。他们还认为谁也不能限制美国的作为，包括欧洲联盟，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于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国际义务，美国人说：我不能受这些限制。虽然这些条约当初都是美国参与制订的，但现在美国可以让这些条约重新改一遍。举一个例子，1992年在日本的组织下，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反对全球气候变暖。谈判费了很大的劲儿，美国也是参加的一方，克林顿政府是该议定书的签字国。而现在美国新政府居然说：美国不认帐。不认帐怎么办呢？布什说：世界各国可以为此重新谈判，重新制订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新公约一定要按照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原则办事。这怎么行？欧洲联盟在这个问题上就带头反对美国。

　　我要强调的是，在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时，一定要理解以冷战为核心的上述三个阶段的变化：即冷战、后冷战、后后冷战。在后后冷战时代，美国是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同时美国自身也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没有什么力量足以制约美国滥用霸权，它自己也不打算自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