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Q与“说不”症候群》里捎带提到了“说不”师爷，却未及展开。其实，师爷原来和阿Q一样在未庄行走，穿着普通的夹袄，戴着普通的毡帽，并未见识过“说不”尚方宝剑和慑人的“爱国”盔甲，那套斑斓戏服是教师爷在舞台上神气活现地穿出来亮相的，这一出唱的已不是《小孤孀上坟》，而是气冲霄汉的忠烈戏码了。

　　一、爱国秘笈的剑诀

　　原来，舞台上的旧戏服披挂了数十年，已黯淡褪色，百孔千疮，便是把锣鼓敲破，却门可罗雀。戏班子彷徨无计了好一阵，终于在1994年以“银河号事件”及中英之争为契机，祭出“民族主义”之新唱本，在一波又一波的宣传中强化“百年屈辱”的民族记忆，凸显今日吾国现代化的成就，因而引起昔日宿敌之忌恨，竟要丧心病狂地来“围堵”了……听着就教人气血奔涌，如曲中所唱：“你看中原虎豹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谁勤王报主，肯把义旗拿？”

　　这攘夷尊王的义旗，永远有人争着扛的。在未庄，具有师爷秉赋的人，原就与众不同，不但见过些世面，触角也相当敏锐。他必定晓得未庄的“长凳”在城里叫“条凳”；未庄的油煎大头鱼放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放切细的葱丝。眼见戏班换了戏码，那么，得风气之先的师爷便也要换套行头了，他们先是把辫子盘起来，进而在大襟上佩起了象征“柿油党”的银桃子。转眼之间，世相丕变。

　　爱国也者，本系常人之基本情感，如同衣冠，如同水土，如同每天吐纳的空气。只不过，这不是御赐的制服，不是把你的口鼻套牢的纯氧面罩。“爱国”而“主义”，这支主义旗杆的来路就很可疑了。既然“舆论导向”指引着爱国主义的范畴和爱国主义的内容，那么，吃爱国饭者蜂起，尤是师爷们，除了那枚银桃子，手里也多出把桃木剑，捏个剑诀，口中念念有词，那便是“说不”二字。

　　二、愤青与师爷的套路

　　1996年，在中国出版界可以称为“说不”年。打头阵的是《中国可以说不》，果然在书市上“大热卖”，出于生意眼和民族主义情绪大涨潮的多重考虑，出版公司纠集该书作者的原班人马，赶制了续集《中国还是能说不》，其他一些出版社眼见机不可失，便齐齐来赶这趟浑水，纷纷拉杆子争分夺秒地推出《中国何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岂止说不》……不一而足。

于是，海外有几位背景各异的人士也见猎心喜，扑通地纵身跃入这股洪流，“急火快炒”出一部《被妖魔化的中国背后》，适时投入书市，从而将“96说不年”推向极致。

　　其实，《说不》作者群，起初也还不属师爷，顶多是爱国愤青。愤青比起师爷，要质朴单纯得多，虽甚易上虚火，不时口舌生疮，却还不太拈酸做假，若论玩心机，倒真玩不过师爷们。总之，当初《中国可以说不》就是由几位愤青实行“分工包干”制，一气赶写出来的。而《妖魔化》一书正是参照这种流水线作业，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炮制出来，它于1996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正好赶上“说不年”的尾巴。

只不过，《妖魔化》的运气就没《说不》那么好了，究其因，恐怕就是由教师爷和师爷联手掌勺，便怎么看怎么假。况且，“宁为鸡口，勿为牛後”，《中国可以说不》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是自有其市场背景的。至《中国可以说不》的1996年，恰巧一系列事件导致朝野的民族主义狂热互为鼓应，如台海危机、奥运会、钓鱼台争端等等。及至《被妖魔化的中国背后》一书推出，其遭遇却恰好成了“民族主义”落潮的一个标志。

　　虽说《说不》畅销一时，但该书却遭到国内知识界的冷遇，倒还有些学者撰文论述民族“百年心结”的来龙去脉，及其走向狭隘偏激之后的遗害，立论客观而且清醒。直斥《说不》的，就我所见，只有剧作家魏明伦撰文讥讽这几个少壮愤青，直指其浅薄、荒诞、通篇语病，不值一提云云。然而，语言有病，年轻却不是病，俗语道：“宁欺白须公，莫欺鼻涕虫”，谁人不是从年轻走过来的？隔了几年，我读了《说不》作者之一后来的文字，俨然成了气候。仅这一点，师爷就无法企及，毕竟他们再无提升自我的空间了。

　　《说不》作者群后来便分道扬镳了，好象有的成了“新左派”，有的成了江湖游侠，晋身为师爷的，大概亦有之。不过，“新左”比起师爷还是有自己的理念和抱负的，虽说“新左”营垒里出了张广天这样的搅笑之徒，但“右派”当中的白鼻子丑角亦多如过江之鲫，这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三、“妖魔化”的古彩戏法

　　却说当年在海外，《说不》也一度成了话题热点，传媒也纷纷跟进，竞相炒作，甚至有人称之为“青年中国之怒”;至于海外学子，对《说不》生出某种共鸣，不在少数。这种“集体无意识”，在1996年NBC奥运报导抗议风潮、台海危机都凑成了宣泄渠道，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可惜，这股“爱国”浩然正气都给师爷搞砸了。才过不久，《妖魔化》应运而生，不想此书在海外的票房奇差，恶评如潮，它所招致的反感足以抵消前一阵《说不》之煽情。一部为民族主义推波助澜的“潮尾”之作，反倒落得个给前期的民族狂热与鼓噪解毒消炎的作用，这实为那几位兴冲冲地下海弄潮的师爷笔手所始料不及。

《妖魔化》一书的作者群由大陆留美学人、现任宾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的刘X挑头担纲，辅以新华社驻美主任记者李X光、宾州大学两个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

刘X在《前言》里自述，写此书的念头是去年夏天在大陆时产生的__这正是《说不》出炉，取得颇佳商业效应的时候。鉴于国内读者对西方的隔膜，加上《妖魔化》有美国正牌教授及常年驻美主任记者的“零距离目击”的号召力，在国内书市上还能很卖上一票。然而在海外学人中，这恰恰成了它致命的罩门，因为在海外，大家学历都是相近的，所目睹与亲历的生活现实都是一样的，怎能衍生出《妖魔化》如此怪异突兀的观感与结论?在大陆尚可打着幌子蒙骗读者于一时，在西方编排这种卡通故事，却是十足的骇人听闻，哪怕是最爱国的学子兼“赤子”，也是无法卒读的。

　　四、刀笔师爷的毒舌功

　　单就刘X本人的文笔而论，已足以令人咋舌不止。先不必说他对西方的政治、文化格局的攻击要比国内官方舆论喉舌的设言还要苛严与凄厉，单是他对众人都耳闻目睹的世相实情能用这般漫画化的笔触去歪曲，也真是难为他写得出来。其中，他对教育界同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的人身攻击，更惹人侧目，刘X先罗列自己与林在学界的个人恩怨，然后以廉价小说的笔法描述林培瑞被当局强行逐出大陆的情节，进而强调林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必得驱逐他而后快。这段文字致令对林毫无了解的海外学人也无法接受。【此处一小段删除】

　　顺便一提，美国学者林培瑞不出三几年又被邀请访华，倒是刘X“斯人独憔悴”，可见当师爷也未必落得了好。

至于李X光，却要胜出一筹，因为他属教师爷，比师爷高出一档。而李X光所撰写的章节，其笔法更为恶俗，对被他点名的“反华分子”进行包括相貌、生理上的人身攻击，这种文章作法，即使在大陆也渐渐少见了，倒是在美国还能薪尽火传，委实教人掩卷叹息。我恰巧在97年年1月号的国内杂志《中国记者》上看到李X光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新闻敏感与政治立场》，他写道:在1996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研究生会请他去座谈，有学生发问:“《华盛顿邮报》不予采用你的一篇批评美国的稿子，你就说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虚伪的，那么，如果美国记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文章，被拒绝采用，你又作何解释?”对此，李如此回答:中国的主要报纸都是共产党办的，历来非常直率和明确地表明自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可以发表反对党和政府、有碍国家利益的文章。美国的大报纸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喉舌，无论它们代表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它们都没胆量公开表明自己是谁的喉舌。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更表明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

　　我掩卷哑然，实在无法沿着李的思维路径找到合适的“话语场”。

　　五、进退有度的独门步法

　　《妖魔化》此书本身并不值得评点，发人深省的是海外学人群体意识的微妙转变，他们对《妖魔化》的抨击之猛烈，便成了民族主义狂热升至沸点之后开始衰竭的一个讯号。这倒要感谢《妖魔化》一书，它揭示了某些标榜爱国的师爷，“无行”到了何等地步，他们不但妖魔化了自己，更妖魔化了中国，从而将这部奇书变成了一帖消解“说不”集体炎症的妙药。

　　然而，师爷毕竟和教师爷有所不同。教师爷的银桃子并非花钱买来的，一如顶戴花翎，那实为御赐之物，他们在体制内有头有脸，吃的本是皇粮，他们说的话，都是吏部监制的尺子度量过的，他们“说不”说得最宏亮之时，那正是捉摸到了皇上的意旨。如巴尔干危机中官方传媒给中国老百姓阅读和领悟的信息，那般煽情，怎能不撩起国人的“说不”怒火？而一俟气温陡然反复，他们便噤声而后转舵。譬如李大教师爷，本已转行清华大学任教，年来每有尊王攘夷的风潮，此公必披坚执锐，口诛笔伐。911之初他挥斥方遒，不旋踵却掩口失语了。到了神州的爱国烽火台升起了“扒裙砸粪”之狼烟，他竟然出来抨击媒体恶性炒作，并不与爱国心切的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正是教师爷的本相。布什造访清华大学，提问的学子固然要千筛万选，连问题本身也先经过审慎斟酌，参与设计“提问”的自是少不了李大教师爷，大家有耳共聆、有目共睹，这些“提问”可还有一星半点反帝反霸的棱角？原来如此，李大教师爷到底饱览宦海风云，早已臻达“收放自如”的境界，假若时代主旋律仍是“说不”，他当会豪唱不已；惜乎龙庭之上刚换了唱本，他也就暂且封刀挂剑了。宋词有句：“只有一枝桐叶，不知几多秋声。”当下说不大合唱少了教师爷这个声部，气势顷刻衰微了许多。

　　六、说不“狮子吼”

　　然而师爷却不会马上跟进，他们原非体制内之幕僚，间或有个把人吃的是官家饭，也未混出个模样来，顶多小衙役而已。故此，他们和官府并无授受关系，自也不会一条心。他们多不信那个盖着玉玺朱印的思想主义__这年头还有几个人信？但心理困惑也随之而来，人识得些字，便要在动物般的“生存权”之外寻觅寄托，须得找个神龛来安放心灵的牌位，选哪个方位风水最佳呢？便早有宗祠族长把那角落掸干净了，这就是“民族主义”。

　　既然师爷辈并无御赐的银桃子，在道上行走须得“鸡鸣早看天”。眼见“爱国”营垒人多势众，占据了时代高地和主流话语权，口中“说不”，俨然一顶大红罗伞，任谁入列，都可即时获得安全感、神圣感、心灵归属感和道德优势，于是师爷们便如花钱捐监生般的把银桃子戴起来了。如同《阿Q正传》里：“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看见的人大嚷道：‘豁，革命党来了！’”他们有了这枚银桃子，气就粗了，陡然敢怒敢言，第一要骂的是堂堂大中华的假想敌国；第二要骂的是“卖国”；第三要骂的是爱国不力者——也就是说起“不”字来还有点三心两意、瞻前顾后者。

　　师爷们对假想敌国说不，那是例行话语，其目的不是为了骂倒对方__因为这不是义和团的念咒时代了__而是为自己长气。总体而言，这第一骂并无实质意义的杀伤力。但第二第三骂便拳拳到肉、刀刀见血了，因为讨伐的目标不再抽象而是结结实实的具象了。

　　师爷之骂十分讨彩，这年头“爱国”的银桃子亮得晃眼，“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只要往大襟上一挂，便能登高一呼，天下归心，“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鲁迅把爱国群氓称为“庸众”，而说不师爷在鲁迅笔下则为“爱国的自大家”。

　　七、宗祠上的长明灯

　　如鲁迅所言：“‘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__至于对别国文明的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师爷们原与官府关系浅淡，如同义和团的拳民和朝廷并不在一把夜壶里撒尿，但一旦把官府抽象化为国族的声威符号，便要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了__因为这关乎他们的荣辱，捍卫祖宗祠堂上那盏长明灯，正是捍卫他们精神最后安身立命的所在__这是自然的，他们的灵魂神龛里面除了“民族主义”，确实已一无所有。

　　由此可见，说起“不”来，师爷比愤青多了几斤功利之心，但比教师爷还是少掺了许多假，那说到底还是他们的一种心理需要。自不待言，一朝戴起柿油党的银桃子，便要有一套与之相衬的话语了。譬如师爷原对官府也啧有烦言，但既然说不，那盒话语磁带便从A面翻到了B面，动物般的“生存权”、至尊的国家主权和卑微的人权立时就分出了急轻缓重，何况人权进步与否又怎容得外国干涉？于是，压制、围堵、妖魔化这套组合话语，也从师爷手中的桃木剑喷出了白虹贯日的剑气，果真是当者披靡。

　　其实，只要尚存一点爱国心的人，都对铺天盖地的贪、贿、假、偷、抢、骗......集诸恶之大成的粪缸深恶痛绝，包括师爷群落，哪个甘为缸中屎蛆？。然而，这话却轮不到“铁屋”外面的人来说，非我族类，免开尊口，否则一概以眼还眼__也就是阿Q的“怒目主义”。自一九九六年(正是“说不”年)起，中国连年和印尼轮坐“亚洲贪污最盛”的庄家席位，非此即彼，难分伯仲。在师爷看来，这一国际监察和评判的结果也是“别有用心”的，哪怕你对这粪缸捂上鼻子，也是“妖魔化”之一种。“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你还不配……”

　　八、爱国者的五大门派

　　鲁迅对“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分成五种——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已经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戊云：“中国就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

　　纵观今日中国之说不怒吼，五大门派一应齐全，尤是“戊派”的谵妄，在说不话语大全里至为刚猛，譬如动辄搬“十几亿人民”来泰山压顶，自诩代表了90%以上的中国人，果真有投鞭断流的宏大气势！鲁迅认为“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算是略高一步了。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鲁迅指出戊派“这比丁派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鲁迅期盼有一种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种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有痊愈的一天。”

　　其实，对勇当“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个体，我倒心存几分敬意，他们能人所不能，特立独行，不失为一种另类标本，但可惜他们不甘当爱国独行侠，总要“合群”而后“自大”，总要标榜自己代表了百分之多少的中国人民。难怪学医出身的鲁迅要劝他们吃药了。

　　八、言论自由的解药

　　而“科学”这味药，并非只是政治制度这么简单，这药方之精华在于它的文化价值，仅就“言论自由”一项，便颇具疗效。言论一旦开放，便会在众说纷纭的多角牵扯之下，自然而然找到各方都可以容忍的一个“受力点”，也就不会走极端。早有了言论自由，北京古城就不会被拆掉(拆一些牌楼是难免的，此为意见相持之下的妥协)；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也就不会恶梦成真……即使这些折腾不能尽免，却也不至落得最坏的结果。故此，言论自由不应是权宜之策，而是人所皆有的基本权利。

　　周期性涨落的公众意识，常常离理性颇有距离，但言论自由却可保证独异声音的存在，有了它便是天然的消炎镇痛膏。关于这一点，在网络上便洞若观火。911之后，官府对狂欢群落的言论压制，受到西方《人权观察》毫不容情的抨击，认为这是人权得不到起码尊重和保障的铁证。“说不”群豪纵情欢乐的基本权利，被自己的官府封杀而独见西方宿敌挺身而出来捍卫之，尤令他们气结，这简直是双重的屈辱！所幸者，真正被钳口噤声只是传统媒体，网络上毕竟尚有较多的言论空间，虽然直接讴歌拉登和恐怖主义仍会被删除，但即使解禁，现在也没几个人为恐怖主义扬幡招魂了，所以911封杀令“网”开一面——国内网络论坛大都如是——此系善事，有了言论空间，尽管自由度仍未充分，却已能让不同的声音释放出来，极端的思潮无论来势多么浩大，只要它不能吞灭独异的声音，便终须涓涓退潮，回归到自己的河床里喧哗，再也别想决堤而出，咆哮万里触龙门了。以仅我的一孔之见，目下“说不”猛士依然卖力痛剿意见不同者，但讨伐鼓角一波比一波更弱，桃木剑的剑阵已失却铁壁合围之势，哪还有“代表90%中国人”的气魄？

　　说到底，还是言论的多元消解了他们投鞭断流的豪迈感，尤其对“戊派”爱国者而言，甚至竟有些秋后寒蝉、形单影只的意味了；诚然言论自由也维护了他们疾风劲草一般的呐喊，这恰好成全了他们孤愤的烈士情怀，这股底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的前辈阿Q就是靠这个屹立于天地之间，永不言败的。

　　九、师爷的一脉香火

　　此刻，教师爷已暂且偃旗息鼓了，师爷们又将若何？既然“合群”才能“自大”，目下毕竟说不群体仍占了多数，师爷当会再贾余勇大呼杀贼，但天下脉象倘有变数，师爷便会存个心眼，把威风了好几年的柿油党银桃子押进当铺，再打听下一个什么“猪油党”的徽章造型，先行定做一枚，以防不测。这便是师爷和愤青之本质区别。

　　至于孤绝而且剽悍“戊派”爱国者，鲁迅是这样说的：“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拖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若不改变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是’么？”

　　只不过，他们的气数长着呢，无论戊派和说不师爷都是如此。中国加入WTO，社会原来守恒的超稳定基石也进入动态，各个地质板块的活跃必然增大摩擦系数，风险是少不了的，社会每有跌宕，招致群情鼎沸，“说不”便是最安全简捷的宣泄渠道，多年来这个武功大门派已经创造了许多招式套路，那本“说不”秘笈犹在丰富发展之中，天下谁敢小觑了他们。不妨追想，整个九十年代的主流话语是如何变迁的，道德制高点是如何相继沦陷于“说不”大军之手，当下他们仅仅小有挫顿、微见颓势，怎就能判出个三衰六旺来？

　　关于铁流滚滚的民族主义，最后借北岛的一首诗聊作注脚：

　《缺席》 　　 　　

　大风统帅着敌对的旗帜 　　

　一声金星喊遍四方 　　

　爱与憎咬住了同一个苹果 　

　　梯子上的年龄 　　

　民族复兴的梦想 　

　　英雄高举手臂占据夜空 　　

　小丑倒立在镜中的沥青上 　

　　我关上假释之门 　　

　抗拒那些未来的证人 　　

　这是我独享尊严的时刻 　　

　冒险的火焰 　

　　陌生的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