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谁把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一文进行分析。当然，我没有实际调查，当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真的，但我的所有分析中，都假设记者说的事情都是真的，即有那么一个农妇，因为土地分配不公和干部腐败问题不断上访，最后被关进精神病院遭受非人折磨。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要对这篇文章的一些似乎是不通的地方，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提出来。我可不是什么代表穷苦人利益的人，也不是共产党员，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当然会找无产阶级的漏洞，并不在乎名声不好。

这篇文章是两个记者写的，李宇飞和张昭畔。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而文章发表在全国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那么，这都是全国重量级的记者和报纸，单这一点就说明写这篇文章的人政治势力要比将那个农妇送进精神病院的势力要大得多。因此，那个小政治势力一定是有难了。

下面说我提出的几点疑问。

疑点一，记者写道，在他们采访的半年中，黄淑荣从冬到夏都穿着那件破烂的夹克。那么我以为，如果一个女人从冬到夏都穿着破烂的夹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穷得什么衣服都没有，连内衣都没有，衬衣也没有。否则的话，夏天就应当穿衬衣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女人有点怪。

那么先说第一种可能，这个女人穷得连衬衣都没有，不得不从冬到夏穿着一件夹克。那么我就要批评的是这两个记者了，因为这两个记者亲眼目睹并调查这一事件达半年之久，就不知道给这个女人一点帮助吗？都不说钱的事情，就从自己家里找出几件旧衬衣给这女人穿，也不至于使她到了夏天还只好穿皮夹克。在记者调查的半年中，相信也是不断地出差跑东北，这旅差费也有几万元了吧？拿出一两千元钱资助这女人不行吗？

要知道南方周末是生意很好的报纸，因为它经常揭露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这是它发行量好的基础。就假设这篇登了这个消息的报纸在全国卖了一千万份吧，就算这两个记者的文章每份报纸只提成一分钱吧，这就是十万元钱的稿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写这么篇东西一辆汽车都到手了，如果记者真有点同情心，将那稿费分一半给黄淑荣一家，按穷人过日子的习惯，至少十年吃穿不愁了。可是，我就不信记者有那么好，不然怎么半年的采访中就不顺便帮着黄淑荣一家解困呢？

再说第二种可能，就是这个女人的性格有点怪，就爱那么穿衣服，就喜欢从冬到夏穿一件皮夹克。这属于另类人物。那么我以为，将另类人物错诊成精神病也还是有情可愿的，至少不另类的人物大可放心，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我，如果要反复上访一件事情，我也一定穿戴得好好的，每天梳好头洗好脸，然后再去告状。我从小到大可是见过不少精神病人的，相信大家也都见过，那么，大家是怎样一下子就看出那个站在马路边衣杉褴褛的人是精神病人呢？当然是凭着直觉，谁也不是精神病学家，也没有兴趣考察一个人达三个月之久。比方说吧，如果我和于是乎先生一起旅游，到了一处地方，我指给于是乎先生看，“嗨，看！那边来了个精神病！”，当然于是乎先生一定严肃地回答：“你凭什么说人家是精神病？你是精神病学家吗？你跟踪过那个人三个月之久吧？既然没有，你为什么要诽谤人家？”事情当然是我没有理。

疑点二，我关心那个女人告的什么状。她告的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外来人口在她们村也分了地，这样她原来的地就少了。另一件是她的村里的干部贪污腐败。再看她告的是什么部门，据这篇文章说，“我逐级上访，去农委、信访办，县里派了调查组，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我就到了北京，找农业部。他们开了批示信函，让地方干部按文件办。”

这里的疑点是，这个女人为什么不去法院？不去告反贪局？不去告纪委？按说，如果我被误诊为精神病，我会到法院去告状，要求医院给我巨额赔偿，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狠狠敲医院一笔，成为我发达的机会。我为了告这个状取胜，在我被放出精神病院之后，我会将自己打扮得好好的，行为尽量正正常常的，说起话来一定是条理清楚的，我一定要让在法庭内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人都能够注意到我的正常思路，被判成精神病完全是笑话，这样我才有十分的取胜把握，索赔个十万元以上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个女人就是不去法院。而那两个调查半年的记者也不会想到帮助这个女人打官司索赔。为什么不会想到？我以为，是不敢。因为法院是严肃的，不会将你的报告文学当作证据，所有的人对报纸可以瞎说八道地造谣，反正现在在报纸上造谣是不犯罪的。可是你要到法院上讲假话，就是作伪证，就有可能进监狱，还敢不敢讲？我国对于重大的案件通常都可能申请到电视直播的，当着全国人民的面作伪证，敢不敢？

此外，告状是一定有诉讼请求的。比如要求对方索赔，认为对方违反了刑法要求判对方的罪，等等。这个女人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她说要“解决问题”怎样才算解决了？这篇文章中的涉及到的干部都说，这个女人告状涉及到的干部都被撤职了，而且县里也派了调查组，

那么我的分析，我认为黄秀荣的村干部确有腐败问题，但这腐败问题也一定不严重。否则的话，一个村干部的政治势力决无可能比赖昌星之流还要大，连市长省长都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哪个干部会吃错了药专门保护几个村干部？因此一定是实在找不出这些村干部究竟贪污了多少钱的罪行，只好没错也当有错，将他们都撤了。否则的话，这二位记者调查了半年，怎么文章中也没有具体指出村干部贪污了多少多少呢？

而黄秀荣告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不是腐败问题，而是外来人口也分了地，因此本地人口分的地就少了。这件事情属于利益集团的冲突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认为将本地人口的地少分了也要给外来人口分地，这反而是体现了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精神的。中国的人口不断增加，则每个人的平均耕地当然就越来越少，从公平原则上讲当然就是这样。而任何地方外来人口当然不如本地人口地头蛇的政治势力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县长或者省长的儿子到黑龙江那个地方去承包土地。他们早就出国留学了。对于共产党而言，外来人口也是中国人，当然也要给予照顾。尤其是一些地方搞建设，比如三峡水库，大量的库区人民分流，就会产生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利益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