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上将那种未经对方同意而强行将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插入他人体内的行为定作强奸。该行为的后果从纯动物学的意义上是它能够满足实施者的生理需要，从而给行为的实施者带来一定的满足或快感。而对该行为的强受者来说除了造成当时心里的恐惧和生理的不适外，恐怕还会在其精神上形成某种负担并影响其以后的生活。由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该行为是不能被社会所认同或许可的。当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由于种种原因或社会条件而未被或无法被法律制裁时，其所得到的满足或快感的成本为零。而一旦实施这一强奸行为的主体在被法律制裁后其为此所必须付的成本是蹲十年(或多或少)大狱。

我是个经济人类学学者，我们学科研究人类社会行为及其与经济文化的关系问题，而所有的研究都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前提，即人们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理性的，是以行为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小于行为的边际效用为原则取舍的。我们假定强奸破案率为50%，又假定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收入为一万元的话，那么对强奸者来说每强奸一次的机会成本大约为五万元。这同花钱寻花问柳或寻欢作乐相比显然是不合算的。由此可见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是不会作那种不经对方同意而强行将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插入他人体内之行为的，更不用说那些在社会上有点地位或身份的人会作那种得不偿失的愚蠢事了。

同上述那种未经对方同意而强行将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插入他人体内的行为相类似但又有根本区别的是强代。所谓强代就是那种未经对方同意而强行将自己头脑或意识中的某个观点或价值植入他人头脑或意识之中去的行为，并在未获得被强行移植观点或价值者同意的前提下宣称，被强行移植观点或价值者毫无保留地允许自己的观点或价值可以代表被动的强行移植行为受体。(这一部分的表述比较罗嗦，原因不是因为概念难于表达而是因为必须小心以防别有用心者借题发挥说我在攻击什么理论之类等等)有的学者将此行为定义为什么强奸民意，我觉得那种说法有点不雅，所以就把它改作强代，如果能被接受的话我老笨牛也算是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一个有用人才了。

同强奸相比强代对被动的强行移植行为受体来说没有也不会带来直接伤害，诸如心里的恐惧和生理的不适以及在其精神上形成某种负担并影响其以后的生活等等，但强代往往会给被动的强行的价值或观念移植行为受体造成间接的长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损失。比如由于强代的机制作用使得被强代者不能或无法向社会传达自己真正的价值观或意识，失去了自己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功能，只是这种功能由于强代的存在而逐渐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价值，长期以往就会使得强代的受众失去灵魂而仅以其物质的躯体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因此，同被强奸者相比被强代者所遭受到的伤害更大，因为被强奸者至少还能向社会明确无误地表达自己对强奸的抗拒和愤怒，而被强代者则连这样一个机会都没有。因为能强代者一定是有权有势者，而被强代者一定是无权无势者，试想在一般的社会条件下后者又岂能战胜前者？同强奸者相比，强代者也许可能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以他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满足，但事实上却的的确确如此。因为在强代的机制下社会只能按强代者的意愿运行，而且运行的结果只能是以强代者的利益为取向，被强代者的利益让强代者自然而然地强盗式地以自己的利益替代了。

同强奸者相比强代者对其行为之受体虽然未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其对被强代者长远的伤害，却在程度上和范围上都比强奸者对被强奸者要厉害得多，然而因为它的隐蔽性而不会被任何人所追究，所以对强代者来说其每次的强代成本为零。所以强代者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实施其强代行为而被强代者似乎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逆来顺受。这似乎不符合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原理，因为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没有免费午餐的，而对经济人类学家来说则零成本的社会行为是不存在的。如何解释这一怪象，老笨牛的确糊涂了，难道我的教授和教科书都错了？还请网上各路英雄豪杰帮助解答。

与强奸和强代不同的是腐败，我这里所说的腐败是特指某种社会交易，这种交易既可以是冠冕堂皇的，也可能是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偷偷摸摸的。看到这里读者一定已经明白我这里指的是什么交易了吧，对，这就是权力同其他事物间的交易，比如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权力与女色的交易，权力与机会的交易，等等，等等。从我们现在所能认识和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看，这种性质上的交易双方基本上是自愿的，对交易者双方而言通过交易而获得的效用是平等的，不存在谁强什么谁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老笨牛还要在此论述这个交易问题呢？

这种交易之所以引起老笨牛的兴趣是因为交易双方借以实施交易的资源问题。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有供给和需求就有市场。所谓市场就是可以令供求双方进行交换的机制。由于中国社会在改革过程中许多领域尚未制度化也没有法律化，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主要依据行政命令而调解，在许多情况下行政命令似乎成为唯一的行为约束或行为支持的力量。在这种不正常的社会行为动态格局中显然谁占有行政命令的资源谁就有可能和机会使自己的行为受到最小的约束而最大的支持。根据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原理，获得行政支持者必然会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由于在中国目前这是唯一的途经以最小成本而追逐到利益最大化。由此自然产生了对权力的需要，也难怪每一次国家公务员招考大家都争先恐后呢，更难怪那大学毕业生都将到政府去工作当作第一职业选择。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就是特色的中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本来所有的权力都应当归于人民，只是由于人民范畴的模糊性而使其异化，因此权力都掌握在领导人的手中。从理论上讲领导本来应当用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但有那么一些领导硬是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某私利的筹码而走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权学位交易。由于领导用于交易的资源本来是属于人民的，所以其参与交易所获得的效用，不管是钱还是色，本来是不该属于领导本人的，但领导硬是将其归为己有而享受了，于是便构成了所谓的腐败。对于领导而言，腐败的结果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使其享受(得)到了其本来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才能达到的效用，因此无论如何来量化分析其成本都是负的，即便被揪了出来象成克杰，胡长清那样被喀喳了，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值得的，否则又如何用经济学或经济人类学的原理去解释他们的所作所谓呢？难道他们不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吗？更何况还可能象审阳的慕市长一样，顶多来他个死缓。更更何况还有可能不被揪出来呢？如此负成本的腐败谁会拒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