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年代初期，我和一位共同启蒙的同学彻夜聊天，交流反革命读书心得。他感慨地说：中国真是个文盲国家，不但要用口号治国，而且还得用数字一二三四地连接起来，好让文盲们牢牢记住。

我哑然失笑，越想越觉得这位比我聪明先进得多的老同学观察能力之敏锐。的确，这世上再没有哪个国家像咱们这样热爱数字：“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一大二公”、“一穷二白”、“四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热”、“一斗二批三改”、“三结合”、“一打三反”、“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好学生”……直到近年的“三个代表”和“三讲”。

有趣的是，这里的数字，其实模糊不清之至，那“三反”之类的数字乃是总数，指的是要反三样东西；而“一斗二批三改”的数字其实是“第一斗，第二批，第三改”，并不是要斗一样东西，批两样东西，改三样东西。然而除了敬爱的林副统帅外，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似乎就没谁意识到这个问题，更别说草民们了，而这就是据说聪明才智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

就连林副统帅也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他那“四个第一”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发明创造倒是把总数和序数分得清清楚楚，然而那“三八作风”便是集天下混乱之大成了。“三”是指老毛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八却是老毛为抗大题写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里的混乱，便是赏我一百万美元，我也没那本事制造出来。首先这“作风”里竟然包括了“政治方向”和“战略战术”就是愚人节笑话一桩，而那“八”字更是莫名其妙：“团”、“紧”、“严”、“活”算什么作风？大概只有老加那本无字天书上查得出来。

当然，那“四个第一”倒是说得明明白白，其中有那么一条，道是“武器和人的因素中，人的因素第一”，换句话来说，老美核弹再多也不要紧，咱们有的是不值钱的人顶上。

我作这种理解表面上看来是故意曲解，其实完全就是这么回事。毛时代的政治家们不顾国弱民穷，“斥（安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明明自己满屁股流鲜血流得快要脱阳，却去笑话人家微不足道的痔疮，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时代进步到今天，咱们其实也没长进多少。朝廷中的鹰派和老美对抗的战略筹划，主要就是看准了人家对人命损失看得比泰山还重这个“弱点”，倚仗着自己人多命贱这个“强项”，才有胆量多次赤裸裸地在国际上搞核讹诈。

这一伟大战略思想深得民心。《彼岸》杂志上有个正宗老美访问了中国，记录了一个贫穷到裸着上身的普通小贩的话。那位同志说：咱们中国人多命贱，不怕老美！

其实这“人的因素第一”也者，并不光是个“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问题。在我看来，它如点点春雨，滴滴甘露，早已渗透了我们每个同志，包括许多自以为是汉奸的同志的心田，成了我们想事看物的价值标准。

记得网上有人提出过看网文的政治标准，那便是“人品第一，观点第二，文彩第三。”这里的“第一第二第三”说得很明确。据我的理解，那就是咱们上网来如同挑媳妇、选姑爷，不是来看人家说得有无道理，是否对自己的思路有启发，或是能否给自己补充点原来没有的知识，而是来细心研究言者的人品的。倘若那人是坏人，文章的观点再正确、思路再清楚无误，文彩再华瞻清丽也没用，因为我儿子或女儿要娶或嫁给她或他，慎勿误择匪人，坑了孩儿终身。何况伟大领袖还教导过：“政治上反动的作品，艺术价值越高毒害越大。”坏人写出来的正确兼漂亮的文章就如五彩斑斓的毒蘑菇一样，避之则吉。而好人写出来的文章因为“人品第一”的缘故，哪怕论点荒谬如“强奸即做爱”，思路破绽多如“鱼网装”，病句百出不堪卒读，也要赶快细吹细打，迎回家去。帽儿光光，今日作个新郎。衣服窄窄，今日作个娇客。

这里的错误是如此明显，恐怕再用不着老芦来批驳。有趣的是，就连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也离不了这个俗套。前两天和老虫在文学坛上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他看文章是“观点第一，文彩第二，人品第三”。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好歹他脱出了“人的因素第一”这个框框，不过那“观点第一”在我看来，似乎还是有点“政治挂帅”的可疑气味。如果观点不符己意怎么办？是不是就该扔垃圾桶？而且，看文章就是看文章，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是要把人品这个毫不相干的因素扯进来，无端加进一个主观感情因素来干扰自己的阅读与鉴赏。

本来这“第一第二”的评价标准，从来就是个貌似清楚，其实混乱到不可言状的机械世界观，只适合作为文盲国家的全民口号。如果要让我勉强套这个框框，我只能说，我是用“思路第一”的标准来看政论杂文，用“艺术第一”的标准来看文学作品。在前者，如果一篇文章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真正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对我的思维有启发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因此，老马的文章观点常常荒谬绝伦，文彩气势根本就谈不上，因为缺了那股奔流而下的动能，长文往往显得累赘罗索卖弄，看起来很累，需要喝着咖啡才不至昏昏入睡，而且这人的人品似乎也不咋的（他自己就公开承认是“真小人”，上网是来“泄私愤，图报复”的），但我仍然觉得他的文章确有价值，因为他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高标独调，而他做人如何根本就不是我关心的。只有在和他打架时，那方面的问题才有实用价值，呵呵。

这“人的因素第一”的表现其实远比这广泛得多。《奇特的视角》中说到的追比逼问论者的私人动机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在作怪。当初为六四问题和高手们辩论，有人就通篇逼问我和民运领袖究竟有什么私仇，让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专案组人员。

另一个表现是强调“名人效应”。当初有位网友出来为“满洲国”翻案。翻就翻吧，他老人家却要打出“亲王”的招牌来，靠这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另一位高手来和我辩论，甫登场便无论识与不识，广撒名片，如古代官府出行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般亮出教授头衔来。您别说，这玩意还真有奇效，尽管那文章写成了“鱼网装”，名片一亮还真就邀来了个满堂彩，让我当下就悟出了为何古代官员升堂要喊堂威。

其实就连老芦自己，有时也难免跌进这陷阱去。当初在《说道》上，网人间曾为《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一文爆发激辩。因为质疑者气势汹汹，态度恶劣，逼得答辩者那位儒雅君子竟然也搞起“人的因素第一”，研究起对方的“学士情结”来。那次连老芦也陷了进去，把另外一位网友的名片祭出来吓唬那位“大学士”。幸亏让我盗走名片的那位网友头脑清醒，出来大喝一声制止我，才把我吓醒了。就这么着，前两天我写文章引用《彼岸》杂志所载程星女士文章，每次都把人家的头衔打出来以加深读者印象。

其实，现代人都该知道，名人归名人，即使在专业领域中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更用不着说上网来不过是普通票友，将名片拿来作论据乃是世上第一无聊可笑之事。你就算是林肯再世，我又不是那时的美国公民，怕你作什么？这种种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却唯独不讲“思辩第一”的表现，只不过说明了敝民族那无远弗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浅薄、庸俗和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