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别在领口的罂粟花，心中都回掠过些怅然。纯黑色的大衣衬着大红色的花瓣，格外显眼，走在大街上，来来回回的行人夹带着这种鲜明的对比随处可见。有时候正好遇上，我也会随手捐出2元钱，拿一朵戴在身上。

前几天，走出一家购物中心时，偶抬眼看见站在门边、手里捧着罂粟花盒子的一位妇人笑容可掬，想支持她一下，也顺便给儿子讲讲和平以及战争的概念。

可巧那天身上没有零钱，我递给她一张20元的钞票。显然，这样的机会对她并不常见，她一再问我要不要多拿几只？原来只打算拿一只给孩子带，在她的好意下，我又多拿了几只，让自己的袄领上也鲜艳起来。

在这个季节，每次看到身穿军服、佩戴着军功章的老兵们端着罂粟花的捐款盒站在街头，我都会肃然起敬。这些走过生死洗礼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叠加，才有了今天世界的和平。

在我的内心还有另一个故事，是小时候我的一位长辈讲给我听的。他曾在中共协助朝共的战争中参战，对手是联合国部队，其中包括加拿大的军人，或许就有今天拿着罂粟花站在街头的老兵们。

在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位长辈已经从军队回来，中国大陆称为“复原转业”。我们两家私交甚好，那时，他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是在战争中得的。他喜欢喝酒，每次腿疼的时候，他都会给我讲他过河的故事，妈妈也一定会给他准备些下酒的小菜。

他说当时去朝鲜打仗的军人很多都是正规军，但是鉴于国际压力，当时他们被称为“自愿军”。当时中国物资匮乏，部队本来装备就不高，而“自愿军”的配备就更差些，当时在朝鲜打仗的条件就非常苦。他们在寒冬天气夜趟过河，上岸后，湿透的棉裤结冰弯曲不得，不得已他们用刺刀在膝盖处把棉裤切开，然后才能继续前行。他说，因为后勤供应不足，他们连干粮也吃不饱，而美国兵们吃的罐头都是带加热的。这些事情，我当时听着十分新鲜，那个年代，罐头在中国大陆还是极其奢侈的食物，见都难得见。他说最苦的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们，他们年青，是真正的自愿者。他们多半第一次离家，有些被冻死、病死，还有想回家，被当做逃兵就地处决的。

战争后，这位长辈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阴天下雨都会痛，但是，中共政府给他们的补贴甚少。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平时要省吃俭用来养活一家。后来有一天，他死于煤气中毒。

或许是他的故事对我影响太深，每次看到加拿大街头那些军装笔挺的老兵们，我总会想起他。面对罂粟花，有时我会想，在战争敌对双方，一边是我信念支持的正义力量；另一边却有我的亲朋故友，那么，我手中的这朵罂粟花应该属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