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为什么被捕？

徐晓被逮捕了。为什么？ 这是官方热捧周小平的同一曲戏的另一部分。徐晓是财新传媒的文化总编，负责选编出版《思享家》丛书。国人喜爱、官人不见待的野夫、高尔泰的书都是她出的。逮她是为了 “消声”，剥夺她编书出书的权力，是为继承秦始皇“统一”思想的遗志，让中国文艺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北京文艺座谈会指引的康庄大道直通天朝地府。

赵越胜的文章很好。另附南方周末对徐晓的采访，徐晓《半生为人》自序和高尔泰的《半生为人》读后。读了这些，大家就会清楚为什么徐晓会被逮捕了。

蔡铮 2014年12月3日

一
赵越胜：思徐晓

二十六日星期三夜，突然梦中惊醒，梦到因几个字的用法与徐晓争执。再难成眠，索性披衣夜读。窗外暗风吹雨，心中隐隐觉有几分不安。果然，雪上班途中电话告我，徐晓被拘了。

月初和她通话，她说脚骨折了，为了操持一个朋友的丧事，忙到头昏，手里拿着稿子边看边下楼，一脚踩空摔倒，起来没觉有什么事，接着忙。待尘埃落定，脚已肿得像馒头，这才去医院打了石膏，医嘱静养一个月。她叹了口气说，这回哪儿也不去了，言语间有点不好意思，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我知道徐晓永远在忙，手头要处理的事情之多，办事效率之高，常让人惊讶，难得休息一回，却是因伤。好，＂这回哪儿也不去了＂。可谁知，让人拘走了。走得好远，一去不知何方。

我问什么罪名？说不知道，也未通知家属。真是多此一问。在那块＂神奇的土地上＂，抓人还需要罪名？＂莫须有＂而已。她姐姐去找人，说是让“预审总队”带走了，理由居然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么个文弱女子，＂半生为人＂，一直与诗歌、美文为伍，心中满是慈悲，眼前皆是＂好人＂，最看重的是友谊与爱，是正义与真理。怎么危害到了＂利维坦＂的安全？几百万军队再加几百万警察，五千亿的维稳费，密不透风的文网，割断信息传递的＂防火墙＂，遍布九州的监控网，竟然给不了国朝一点点安全感？这只能是它自己患了被迫害妄想狂，与徐晓何干？

徐晓，不过以她无言的勇敢，鼓舞几颗迷惘的心灵，用她不倦的努力，浇灌几株初生的幼苗。她的侠骨柔肠惠及多少朋友。在黑暗降临的时刻，她燃起一支烛火，给黑暗一点光亮，给冷漠一点温热。如果这些作为危害了＂国家安全＂，那这个国家是什么？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是凶险残忍的斗兽场？是高墙圈就的＂动物庄园＂？是践踏人类基本善的＂屠人场＂？它是1984年的“大洋国”，还是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或者是两者中体西用的结合，以＂大秦＂为体，以＂大洋＂为用？

徐晓的力行准则是文明社会中一个普通人当持的准则。诚实、自尊、敬业，还有勇敢。这难免跟天朝时下通行的＂潜规则＂相牴牾。但徐晓是个＂执拗人＂，认准的原则笃定持守，绝不曲学阿世，随风转蓬。她是个对文字最有敬畏之心的出版人和编者，对那些空洞虚假的颂德文字从来不假颜色。因为她爱先人传下的文字，不能忍受把它们变成垃圾。但是在浊水四溢之地，持守就是冒犯。而今天朝是周花一类佞人领潮，这类＂张铁生二世＂虽说不通中文，却攒得成谀词，编得成谎言，一朝粉墨登场，徐晓这敬畏文字的人岂能无罪？粪置高堂，玉弃僻壤，正是天朝＂新常态＂。

心灵境界的沦丧，精神道德的败坏，会牢牢嵌入社会生活，败坏民族的品性和后代的灵魂，这才真正可怕。一群奴隶，懵懵懂懂地被主人出卖给魔鬼，被驱使着残杀同类，犯下这种罪恶的人，要怎样的一道圣泉，才能洗净身上的血污？

我无言，只为徐晓馨香祷祝。

发表于2014年12月2日《苹果日报》，转自“有道云笔记”

二
徐晓：半生为人

2014-11-30 22:39

来源:

南方周末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79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1982年至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2005年4月写作出版《半生为人》，2014年11月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带走，据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名。

本文原刊于2005年7月的《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刘天时

2005年4月，徐晓出了她的第一本书，《半生为人》。题材上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写爱人、写朋友，青春往事、岁月情怀，生死别离、欢笑泪滴……但是，从反馈——每天接到的各职业各年龄的，朋友的、陌生人的，电话、电子邮件、信、手机短信，徐晓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写了一本特别的书。而这个‌‌“特别‌‌”在哪里？根据大部分的夸赞归纳总结，却又不稀罕了——‌‌“真实，特别的真实！‌‌”

‌‌“真实，他们说的这个‌‌‘真实’，应该不是和撒谎相对的，而是，一种能力——真实的能力！这个能力，其一是表达技巧，尽量让文字和记忆吻合，记忆到哪儿，文字表达到哪儿；其二是内心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看待过去……‌‌”

‌‌“过去‌‌”！徐晓回顾的这个‌‌“过去‌‌”，时间是：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文革‌‌”的末叶，残酷荒谬压抑匮乏还在继续，冲破这一切的对‌‌“正常‌‌”生活的渴望正在苏醒就要发芽；地点是：北京，‌‌“七十六号院‌‌”《今天》杂志编辑部、诗会的紫竹院、郊游的圆明园……；人物是，二十多岁的徐晓和她最亲爱的人，相爱又相互折磨的爱人周郿英、启蒙人精神导师赵一凡、才华且个性的朋友北岛、芒克、刘羽、田晓青……；故事：蒙冤入狱、和诗饮酒、恋爱、争吵、患病、死亡、别离……；而这300来页字字句句，30年来的日日夜夜，有一个缘起，有一个主线，有一个标记，就是：一本持续一年一共12期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

这个围绕着《今天》的作者、编者、印发的参与者和读者，形成的松散的所谓的‌‌“今天‌‌”社团，它的意义，不只是‌‌“今天‌‌”的诗和诗人（比如北岛、芒克、舒婷）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别开生面；更在于——至少按照当年的参与者如今的回忆者徐晓的认识——‌‌“今天‌‌”的‌‌“新人精神‌‌”。

‌‌“‌‌‘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了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委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

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怀疑精神……徐晓试图以个人经历为线索，通过纷繁的人事变迁，呈现并感叹。‌‌“我想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我想说明：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中诞生出来。‌‌”

如果说，恋旧，是徐晓写作是读者共鸣的原因；那么，向自己，向‌‌“如今已‌‌‘溃不成军’的曾经的新人、曾经的反叛者‌‌”提问，该是徐晓更执拗更深沉也更悲哀的用意。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那曾经的信仰，是因为原本是错误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吗？是我们压根就没有触到实质，因而不可能彻底吗？还是我们否定它，只因为不能为我们自己的沉沦寻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

儿子，朋友

沉沦？其实哪里？！徐晓，52岁，一个失去丈夫11年至今单身的女人，一个17岁男孩的妈妈，一个工作了20多年的出版社编辑，一个当年‌‌“今天‌‌”热情活力的志愿者、一个多年来‌‌“今天‌‌”最热络的聚会召集人……旁观和倾听她的生活，我们看不到‌‌“沉沦的痕迹‌‌”，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挣脱沉沦的痕迹‌‌”。

——那是日常的亲切，是琐碎的温暖，是超越日常的怅惘，是躲避琐碎的深沉。是生命底色的悲伤和孤独，是悲伤孤独之上，我们可以争取到的最大的安宁和喜乐。

6月1日星期三的早晨，是一个普通的早晨。

4点多，徐晓终于睡着了。失眠了，虽然她现在很少熬夜了，总是要求自己2点前躺到床上。但是昨天，还是失眠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7点多，徐晓起来了。天早就通亮了。她烧上茶烤上面包，给儿子的老师打电话帮助学校联系讲座。

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儿子在寄宿学校读书，只有周末才回来。从上小学就如此，那是徐晓深思熟虑的决定，儿子3岁时丈夫病重，到儿子6岁时去世，她怕她的悲伤敏感和溺爱会妨碍儿子像一般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恭恭敬敬地听老师讲电话。十几年来，徐晓一直努力地扮演了‌‌“不给儿子丢面子的妈妈‌‌”。比如，把自己实际上不看重的工作业绩向儿子小小地吹一吹牛；去学校的时候总是刻意打扮打扮；争取评高级职称也是对他有个交待……‌‌“真是可笑呢，到了对功名甚至对异性都超脱了虚荣的年纪，可是在自己十几岁的孩子面前……‌‌”

儿子读的书、听的音乐、儿子同学的聚会、儿子的体贴、超越年龄的阅读趣味、成熟的心智……，像所有的妈妈一样，强烈抑制却又抑制不住要说的，宝贝儿子，是让徐晓欣慰的。‌‌“我们不断冲突对抗，但最终，我们的关系是正面的……如果没有这个，我还有什么呢？‌‌”

还有朋友，朋友的聚会。11年来每年丈夫周郿英的祭日，差不多都会有朋友，‌‌“今天‌‌”的朋友，和徐晓母子去西山扫墓。有鲜花、有酒，有对逝者的哀伤缅怀，亦有生者的匡扶友爱。

就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北岛回国，就在徐晓家，聚了二十多个人，‌‌“今天‌‌”解散24年后最大的一次聚会。窗外是风雪漫漫的今天，窗内是杯酒唏嘘的往昔。

徐晓，在偶然的早餐时间，对照着24年前后的两张合影，对照一张张24年前后的面孔；徐晓，爱抚着时光的刀痕，她需要在桌边坐下，她需要再把一支烟点燃，再把一杯咖啡满斟！

还好，有这咖啡浓香的早晨，晨光里她亮亮堂堂温馨舒适的家。她是多么喜欢她的家啊。3年前从终日见不到阳光的旧屋搬到这里，她是多么满足——虽然这不过是‌‌“郊区的分期付款的经济适用房‌‌”。窗前的矮凳、楼梯上方西窗上的花玻璃、整面墙的书架、厨房的绿色橱柜……她向你，第一次串门的客人，介绍它们的来历，夸奖它们的特别之处……

你的奶茶还没喝完，她又忽然跑到厨房给你烧一碗鸡蛋米酒——她一边翻腾冰箱一边盯着水就要沸出的炉灶……她是多么热爱做饭！早年，她给丈夫和自己的朋友做，一边在厨房忙碌一边听丈夫让客人，这是我老婆腌的雪里红，这是我老婆做的鱼头汤……现在，她给自己的朋友做，撮合他们的恋爱、调节他们的矛盾、问候他们的生活；给儿子的同学做，满满一大桌子，喜盈盈地看着他们风卷残云，她还要借机贴近儿子同龄人的‌‌“思想状况‌‌”……

还有，她还有要欣喜和感恩的呢：在无比多的独处的时分，当徐晓从工作中回过神来，她会听见鸟鸣，似远又近，哪来的呢？……啊，是在废弃的空调管子里的麻雀！

继续脆弱继续困惑

‌‌“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二十几岁，被打成政治犯在监狱呆了两年，三十几岁，丈夫卧病3年后抛下她和6岁的儿子故去，如今五十几岁了，那些曾经切肤的疼痛、刻骨的悲恸，都成了记忆，成了可以讲述的故事。

比如，监狱里的辣菜、烤窝头片、精神病患者；比如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的徐晓被叫到办公室盘问，‌‌“‌‌‘太阳/这血淋淋的盾牌（诗人芒克发表在《今天》上的诗）’到底什么意思？太阳，难道不是指毛主席吗？‌‌”再比如，大学毕业后，没有接收单位，临时工多年，原因是自己经历‌‌“太复杂‌‌”……

‌‌“一个人的心，它就是再坚硬，也总该保留一小块柔软的地方……‌‌”儿子的同学评价《半生为人》，说的是年轻人流行的词儿——‌‌“你妈够狠的啊‌‌”。可是，徐晓‌‌“狠‌‌”在哪里啊？

就在前天，一个人看电视，普普通通的节目，她看看就哭了。而向来，徐晓都是个爱管闲事的人，‌‌“非典‌‌”的时候看见人家吐痰，赶上前去礼貌地警告；停车场，看见被扔下来的饮料瓶，她先是过去质问，质问而无人理睬自己拣起来……

‌‌“一个人，到这个年纪，还那么容易被激怒被振奋被感动，还那么脆弱，是不是好事？但是，真的，当年龄越大，很多年轻的梦想都变成绝望，越孤独……越要给心灵找一个安放的地方……并不是不想顺利简单地生活啊，可是命运没有给你……什么是真实的生活……‌‌”

徐晓，她说她始终还有困惑。这个困惑的具体之一来自工作的‌‌“分裂‌‌”——多年来，图书编辑徐晓一直在编两类书，一类是畅销书，比如行销数十万册的《逆风飞扬》，一类是商业上不成功、领导不鼓励、而她自己‌‌“真正想编的‌‌”，比如《文革书信集》、《遇罗克遗作》等。一边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单位规定的任务，一边，主动辞去副总编之职，‌‌“我对自己非常警惕——因为看到太多的人，位置变了，立场就变了，自己却毫无察觉。‌‌”——作为妈妈，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的妈妈，徐晓需要一个安稳的家，要的不过是‌‌“有限度的自由‌‌”。

‌‌“另一个困惑是，知识分子——如果自己还算是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和时代应当保持什么关系呢？是平行同向的吗？既要旁观又要参与，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知识分子既要洁身自好，又要从哪个角度参与社会进步？……‌‌”

困惑，但并不妨碍行动。徐晓，工作之余，多年来每月定时呼朋唤友在家‌‌“读书会‌‌”，近来，又组织参与了‌‌“农村文化行动‌‌”，募款、购书，在贫困山乡建图书室。

‌‌“你对我来说，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触动，甚至连窥视都没有，任何行动都是出于一种本能，而且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自己不理解自己，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矛盾。现在我时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我自己有、以前却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产生了很多烦恼……为此我曾经怨恨我结识了你，但是我已上了‌‌‘贼船’。只能这样，也许总比麻木好得多。‌‌”

这是三十多年前，少女徐晓写给赵一凡的信。就是从赵一凡那里，徐晓开始读《牛氓》、《怎么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通过这位‌‌“文革‌‌”期间民间文学活动的热心发起人，徐晓认识并参与到‌‌“今天‌‌”中来，在‌‌“今天‌‌”，徐晓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以及众多她最亲密的朋友……

‌‌“从来没有否定，从来没有怀疑——对那段经历。我本来是最普通人家一个最普通的女孩子；如果没有‌‌‘今天’，我可能永远都是父母亲人朋友眼里的乖女孩，日子一天天过去，长成一个小女人，一生就那样简单顺利地过来……但是，偶然地，我的生活被改变了，因此坎坷，也因此丰富……这是，幸运。‌‌”

三
《半生为人》自序
徐晓

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作家梦，写过几篇不成气候的小说，以后结婚生子，淡泊了功名，也淡泊了作家梦。认为当作家和当贤妻良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为自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而自我感动。因此，有很多年，除了职业需要，我不写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生出写作的愿望，却没了自信，深知自己的才气不足，勤奋不够，对于写作心存恐惧。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惟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
1994年，丈夫重病多年后去世。我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散文《永远的五月》。向我约稿的朱伟看后打来电话说：“感谢你为读者写了一篇好文章!”朱伟是苛刻的评论家，他的话让我觉得份量沉重。
我原本是专为自己、儿子和个别人写的，是为了能够平静地面对逝去的远去的和身旁的朋友们而写的，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应与认同，这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这里所说的“回应与认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好评”。事实上，当带有强烈怀旧色彩和极为个人化的写作出乎意料地被读者接受时，使我意识到这种写作的意义。
精神和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如果说我的体验还不算肤浅，那是因为我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关系足够深刻；人原本的感觉能力总是强大和正确的，如果说我的文字还不算苍白，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难，我的喜悦与忧伤，悟性与迷惘，底蕴与限度，都由此而生发，所以，它们是超乎文学的。
不记得是谁说过，一个诚实的人，才有可能是可爱的同时也是幸福的人。同样，一篇真实的文章，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优美的文章。我认为，与其说文章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如说有真与不真之别。即使是虚构，其情感的真实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更愿意把对作品的接受，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接受；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为此，我对所有对历史持有尊重之意、对人生葆有热爱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情的朋友心存感激。我认为，这首先来源于他们的自爱之心，而爱人之心一定是由此生长出来的。
这本散文集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把书中所写到的人物——赵一凡、周英，以及“今天派诗歌”群体中的北岛、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
“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本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者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但并没有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作者为普通人的自私辩护，但并没有以此作为真理的栖息地而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正好成为具有怀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与同时代人遇罗克这类英雄相比，在上世纪末的中国，“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的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永远的五月》)
在那个年代，这一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怀疑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使许多人着迷。我试图以我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我想说明：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然而，这些具有“新人”特征的反叛者，还没有足够成熟的人格，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作为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并承担起“新人”的使命。那段离我们并不久远的历史，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而在另一些人中则被当成是历史的神话加以彻底否定。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那曾经的信仰，是因为原本是错误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吗？是我们压根就没有触到实质，因而不可能彻底吗？还是我们否定它，只因为不能为自己的沉沦寻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这是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如今已经“溃不成军”每一个曾经的反叛者的提问。
有朋友曾说，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一种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所以我在写作时踌躇——“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无题往事》）
这些篇章并不能够完整地表达我的心理探索，它们是片断的、零星的、甚至是片面的，它们只是构成了我写作的参照。生活的脚步每天都不停歇，新的困惑每天都在生长，而结论却总是姗姗来迟。历史的纠葛和精神的困境，如同情感之于女人，总是纠缠不清。这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
我特别邀请了田晓青为本书的图片撰写说明。晓青出其不意的尖锐和深刻，常常令我望尘莫及。看起来散淡甚至散漫的晓青，不仅有着冷静的观察力，而且文字也相当精到。请他参与这本书的创作，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更是提供了另外的视角，使全书读起来更加有趣。
我要在此感谢那些关注我写作的朋友，他们作为我的第一读者，不仅和我共同分享经历和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形成了我观察和思考的维度。
《天涯》杂志是我的大部分文章的首发刊物，感谢编者始终慷慨地为我留有版面。
最后，我感谢同心出版社的同道，是他们的认同和欣赏，使本书得以面世。
2004.11

来源：文学自由坛

四
弱者的胜利：徐晓的《半生为人》读后

作者：高尔泰

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一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只是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地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例如‌‌“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蚤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惟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的感觉，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二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惟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是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1975年，不到20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三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1974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在当时看来的反动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一网打尽。

四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这一切都是白费，她为此深深地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道：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的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五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蚤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死亡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六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有逃脱。出狱20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