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其罪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罪证就是那封意见书及会上的发言，就是给大跃进提意见，给人民公社提问题。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给彭德怀定的罪名，也是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一连串的反对，也没有提到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罪名。

那么，“里通外国”这个致命的大帽子是如何戴到彭德怀的头上呢?彭德怀什么时候被戴上这顶吓人的大帽子呢?毛泽东抓住彭德怀“里通外国”的大帽子，十几年痛打不放松，有无道理呢?

要说清这些问题，就要先回顾一下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的一次外国之行。

1954年4月初，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和苏联，团长是彭总，团员有王树声、杨得志、肖华等20余人。访问的名义是加强我国和这些国家军队间的友谊，其实是应苏联的要求，到东欧国家去显示一下中苏两国依然是“坚如磐石”的团结，也给这些国家做一些“团结”工作。

其时，匈牙利、波兰事件过去不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关系依然有些紧张，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些不稳定，其领导人也欢迎中国人来，在政治上支持一下，起一种稳定民心的作用。

当时由于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赢来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在东欧国家有很高的声望。前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到来，更是激起了强烈反响。彭德怀每到一处，人民都倾城迎接，欢声入云，到处都是凯旋门、鲜花、彩旗和歌声;无数人流着泪齐声呼喊：“彭德怀，彭德怀!英雄，英雄……”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给中国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是否也给彭德怀留下了不利的后患?)

彭德怀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作了大量工作，到处讲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是国际共运的生命，是世界和平的保证。要大家以大局为重，搞好团结，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当一些国家领导人谈到，苏联对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所谓合作，都附加有极不公平的条件时，彭德怀也十分不满地说：“不平等就不可能有什么合作，把手先伸到人家兜里的人，谈何互助?”

面对东欧国家领导人，彭德怀多次表达了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愤慨之情。谈起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说，绝不是我们要打这一次战争。我们才站起来，几万吨钢，气还没喘过来哩。是迫不得已，我们才打了这场我们本来打不起、也不是有把握的战争的!我们是用人头去抵挡人家的武器优势的。可是这个种下了无数中国人头的战场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屁股的债。苏联人给了我们一些武器，大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剩下的，可是算的价钱并不低，乘机捞了我们一把，在我们这个立足未稳的兄弟身上揩油，我们忍痛了，没有说话，为的是国际主义大家庭的团结……

彭德怀希望东欧诸国为了团结，能有所容忍，有所牺牲;但是对于苏联一味牺牲别人、唯利是图的行径却忍不住一腔怒火。他是在一种矛盾心情下说这番话的。

这次出访东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彭德怀的真挚坦率，使东欧一些国家对中国更信任、更理解了，增加了相互间的团结和友情。一位领导人说：“有中国，我们就有说话的地方，有为我们说话的人，我们的大家庭会实现真正的合作互利的!”

但有个国家发生了不友好的行为，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里安了窃听器。彭德怀知道后拍桌子骂道：“让你窃听吧!我没有什么怕你们听到的，共产党怎能搞这套，当面叫兄弟，背后踢脚!”要向这个国家领导人提出抗议，同志们反复劝说才作罢。

这个国家一些领导人当时跟苏联很紧，东欧流行一句话，叫“苏联下雨，某国打伞。”就是说这个国家领导人只看苏联脸色行事。因而彭德怀在这里一直毫无笑容，会谈时很少说话，对方一直想使气氛“热烈”些，但彭德怀不买账。

代表团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来了，两个代表团同时在阿访问。阿要开欢迎赫的大会，邀请我们参加。彭德怀说：“我们是军事代表团，不便参加。”阿反复请，巴卢库来了几次，霍查也来请，彭德怀还是不去。后来，还是自己的几位同志说道：“彭总，不能叫主人为难呀!”彭这才勉强坐到主席台上。但是不等散会便退了席。后来散步的时候，彭德怀才向几位老将透露了内心的秘密：“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在阿举行的欢迎赫鲁晓夫的宴会上，主人把彭德怀安排在主宾席上。赫很热情，主动向彭敬酒，表示欢迎他和中国代表团即将对苏联的访问。彭举了举酒杯，说“要去要去”，过后却和巴卢库、谢胡坐在一起，亲切交谈起来。

彭德怀在庐山出了事，上面要随团访问的翻译、秘书等人揭发彭德怀“出访问题”。他们原以为是苏联人向中共告状，说彭德怀对赫鲁晓夫“大不敬”，有对苏联不满不利的言论。没想到事实和他们的估计恰恰相反，是要他们揭发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单独会见，秘密勾结”，这是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严重罪行!

这让一直和彭德怀形影不离的秘书翻译们莫名其妙，哭笑不得。彭德怀不懂外语，他向老外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通过翻译;他往哪里去，必有随员跟从，彭德怀怎能独自一人跑到赫鲁晓夫那儿与其秘密交谈?

假如二人真的进行过秘密交谈，中方没有翻译，赫鲁晓夫不懂中文，苏方必有翻译。只要通过翻译，必然公诸于世，二人的谈话就没有秘密可言。更何况，以彭德怀的秉性，以他对赫鲁晓夫的“看不惯”和愤慨态度，他决不可能擅自跑到苏联代表团那儿聆听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说他得了赫鲁晓夫的“真传”，二人合谋要颠覆中国，完全是捕风捉影、栽赃陷害的胡说八道!

常言道：“无风不起浪。”那么，说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勾结”“里通外国”的“风”从哪儿起呢?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起初批判彭德怀，并未提到“里通外国”问题。但是林彪上山以后，当众揭发道：“彭德怀同志，你上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呀?你到苏联和东欧五国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了?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他什么啦?”

这番话本来是林彪对彭德怀的嫉妒恼怒和落井下石，但却使毛泽东“恍然大悟”。当时中苏关系虽未彻底翻脸，但已呈破裂之状，赫鲁晓夫多次公开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予以批评，更让毛泽东愤愤不平。

大跃进兴起时，赫鲁晓夫访华，对毛泽东说：“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尽管毛泽东一再向客人夸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多力量大，社会主义因素最多，但赫鲁晓夫依然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回国后赫鲁晓夫又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在1959年1月苏共21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又一次不点名批评中国的大跃进：“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和超越。”“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

赫鲁晓夫对这个大跃进一系列的批评，使豪情万丈的毛泽东十分恼火。于是赫鲁晓夫就成了“反华大合唱”的主角，成了干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敌人。尽管赫的讲话是符合实际的，尽管毛泽东的“纠左”措施和赫的讲话精神基本一致，但是外人的“说三道四”仍然使毛泽东怒气不休。林彪的高调揭发正中下怀。恰在此时，有一位曾随彭德怀出访的将军也揭发，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曾和赫鲁晓夫有过“秘密会谈”，更让毛泽东怀恨和警觉。

那么，彭德怀在庐山写“意见书”真的就和出访外国没有一点关系吗?

有的，彭德怀写“意见书”和出访外国真的还有一点儿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只能让人赞叹，却让人一点儿也恨不起来。

这种“关系”产生于东欧。代表团一些人原以为，东欧那些国家一定是物资紧张，生活困难，所以才引起人民不满，社会动荡。不然那里怎么会发生动荡事件呢?然而到那里一看，才发现人民生活很不错，比中国老百姓强多了。

参观东欧各国的农村，好些农民的房子像阔人的别墅，里外都干净、舒适，有洗澡间;大部分农家有汽车、摩托车，平时开着车下地，节假日带上一家去风景区游览。5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和冰箱。这些村庄像个大花园，绿荫掩映，草地葱绿，到处百花盛开。彭德怀好几次指着这样的村庄说：“共产主义在哪儿?在这里!”

怕人家作假，彭德怀常叫汽车拐道去参观没有事先约定的地方，结果到处是一片繁荣和富裕。彭总不断发出感叹：“可以了，很可以了!”他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说：“看到你们的革命建设取得的成就，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你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这些地方又确实存在着不满情绪，学生工人上街闹事常有发生。这方面真不如中国。虽然大跃进闹得很凶，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已经露出大灾难的迹象，但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万众一心，战天斗地，除了西藏因特殊原因发生动乱以外，没有任何地方出现闹事的苗头。

为什么这些国家人民并不感到满足呢?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欧的经济在二战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使东欧国家相形见绌。好几个东西欧国家毗邻，一步就迈过去了，生活优劣看的真切，不少东欧人便逃亡到了西欧。

在东欧访问，彭德怀遇到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些领导人对中国人热情欢迎，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因为他们从媒体上看到，中国的大跃进正掀起高潮，“卫星”不断上天，那里的粮食肉类真的堆不下了。希望富裕的中国给予支援。东德的一位领导人说，对面的西德正向我们炫耀人家制度的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每年的肉消耗量提高到80公斤，使东德备感压力。希望彭总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下，要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使东德人均肉食量每年达到70公斤。

彭德怀听罢内心五味杂陈，沉默半天说道：“转达可以办到，但能否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

这后来又成了彭德怀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污蔑国内大好形势。实际上当时国内六亿农民，每年连一斤肉也吃不上(笔者当时一家6口，1959年半年内一两肉也吃不上，每天饿得七死八活，一粒粮食如金子般贵，吃什么肉啊!)。可是人家却要求我们帮助他们每人每年吃140斤肉，这是何等的黑色幽默啊!

代表团一位同志感慨道：“还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彭德怀问：“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同志随口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

彭德怀突然提高了声音：“不要自我安慰了!应当想想我们哪些地方没做好，对不起老百姓!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有个理由——中国人吃10斤8斤就够了，人家吃70、80公斤是应当的?竞争的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10年8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的……”

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出访东欧的“关系”就在这里，他的“国外背景”也在这里——他从东欧的访问中发现了中国和东欧的巨大差距，从大江南北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大跃进问题的严重性，每想到东欧的富裕，每看到国内的灾难，每看到国内人民生活的困苦，使他深刻认识到反映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愿与人民鼓与呼”!

于是他在上庐山的火车上对一位同行的元帅说道：“要不是中国农民好，也会出匈牙利事件，也得请苏联红军来!”

于是他在庐山，以高度的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铸就了青史留名的“万言书”，向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发起了挑战!

于是他被最高领袖发动全党，将其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昨日功臣”一下子沦为“今日祸首”!

其实，在庐山会议上，给彭德怀定的罪名主要是反对“三面红旗”，拿鸡毛蒜皮向党发起“猖狂进攻”。虽然林彪点起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导火索，一些心怀叵测的高干也群起揭发，但是毛泽东的重心在“反右倾”，重点揭批彭德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责难。然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活生生的实践充分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怎么办?我们的领袖又拿出了“里通外国”的大帽子!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有人对彭德怀的冤案表示质疑时，刘少奇竟顺着毛泽东的意思说道：“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毛泽东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都可以平反。”

刘少奇这段话的错误性质非常恶劣。尽管他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思，但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说出这样歪曲事实、栽赃陷害的语言，他当然要对彭德怀的冤案负一定责任。说“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主要是指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你中国人违背规律胡乱折腾，人家批评你两句，听不听在你，这就是“搞颠覆活动”?彭德怀见过赫鲁晓夫，批评大跃进的意见和赫鲁晓夫有某些相同之处，这就是“和外国人颠覆中国有关”?

说彭德怀在国外回来以后“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那是彭德怀在东欧访问，看到人家富裕，想到中国的差距，想到国人的苦难，一种忧国忧民的急切心情成了他写“意见书”的动力。这是什么样的“阴谋”啊!

刘少奇在彭德怀问题上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在自己的威望不断上升、大权在握的时候，没有用持正、公平的态度对待庐山会议制造的冤案。刘少奇在前面说过，彭德怀写信的方式是正确的，信的不少内容是符合事实的，那就要主持会议，把意见书中“符合事实”而曾遭到猛烈批判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右倾反党”的决议基本推翻，把决议上给彭德怀定的一连串“反对”统统取消。把这些冤案平反以后，再来谈由此衍生的“里通外国”“反党小集团”问题。

可惜，刘少奇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迎合毛泽东，用“里通外国”的黑锅把彭德怀压在冤枉的大山里(这也为他几年后的悲剧埋下伏笔)。彭德怀闻讯悲愤难抑，写八万言书为自己伸冤。毛泽东接信不但不同意平反，反而怒斥其为“翻案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攻击大跃进”的问题没法审查了，那就专门审查“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的问题。

其实，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从庐山会议到1962年已经审查了3年(实在不用3年，3个月就可以查清楚了)，可是我们的领袖却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在这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地查，3年不行，还要继续查。他们所依据的事实，由1959年彭、赫二人批评大跃进的“一个腔调”;还有，就是后来外国人对彭德怀的“吹捧”。

彭德怀被撤职以后，的确曾引起外国人的强烈反应，赢得了不少赞扬。他们在评论彭德怀与军队的关系时说：“在目前中国，没有人能比诚实、纯朴、严正的彭德怀深孚众望。”“他无疑是个坚强的战士，虽然他外表粗实，内里却有一颗炽热的心。”“他是以特有的热情真正地爱着他的军队。”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为彭德怀等人辩护说：“他并没有犯什么过错。彭德怀元帅的撤职不说明他的耻辱，而说明他的正确。”

这些话无疑激怒了中国的领袖们。毛泽东有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按照这种阶级斗争的荒唐逻辑，彭德怀当然就要受到怀疑和反对。那些出于真心为彭德怀唱赞歌、鸣不平的老外，实在是帮了倒忙。他们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罪行提供了现行的“罪证”!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庐山蒙难的几位同志相继恢复了工作：张闻天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小舟降为湖南省委副书记，黄克诚后来也被派到陕西当了副省长……唯有彭德怀没有赦免。他悲愤地申诉，然而越申诉遭到的批判就越升级，原因就是他“里通外国”!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完全是我们的领袖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主要是为了掩盖大跃进错误，掩盖庐山会议错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故意罗致构陷、欲加之罪，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大冤案!

彭德怀的“里通外国”，和毛泽东的敌人赫鲁晓夫毫无关系;赫鲁晓夫批评大跃进，赞扬彭德怀，完全是外国个人行为，和彭德怀八竿子打不着!

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和出访东欧联系起来，确实有一些“通”，但这个“通”不是如同秦桧、汪精卫一样通敌卖国，危害国家和人民，而是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何罪之有，何错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