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史上有真正记录的饿死人事件是河南信阳。 事情发生在1960年初。 罪魁祸首是吴之圃。 当然，吴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往下边看， 吴之圃有路宪文，马龙山在为非作歹，直接杀人越货， 往上边看， 这个站在稻穗上宣传亩产万斤的小个子地位肯定高于吴之圃。 比小个子地位更高的人也每天宣传三年赶上英国， 5年进入共产主义，给稻田灌狗肉汤。

毛泽东是否知道自己的干部政策失败了？ 他当然知道。 但是， 怎么处理？ 上到国家主席下到乡镇书记环环相扣。把朱元璋请来，官吏从上打下咔嚓一刀。熟读历史的毛泽东脑子里一定想到朱元璋，然而他最终没有选择朱元璋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也就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毛泽东不明白为什么河南信阳的百姓面对新的清官酷吏不肯反抗？  是不是百姓还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民主的新社会？ 

“一夜之间从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调几百人，其他各县市抽调几千人，组成一个强大的民主补课军团出现在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革运动的第一次预演。 为了克服百姓对官府的惧怕， 抽调外地人员听取百姓伸冤诉苦。  接下来类似的运动是四清运动 （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 后来与演变为“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主要目标是遏制领导干部贪吃占等腐败问题。到了1965年，“四清” 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发现前边的四清变成了某些官僚结党营私，打击报复的工具， 并且把目标主要瞄准过去的地主。  到了1965年的时候， 毛泽东已经提出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  

回顾毛泽东治国的历史我们发现毛泽东与朱元璋一样，与中上层官僚的思想严重对立。 虽然毛泽东没有采用朱元璋的办法强杀贪污犯错的官员， 毛一直想要感化官员，批判教育，让他们知耻而改过。 但是， 毛泽东与朱元璋一样没有成功。 两人死后他们建立的制度都被推翻了。  朱元璋被实际推翻以后明朝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个王朝， 今天的中国也几乎变成无官不贪的社会。 

毛和朱元璋都犯了一个错误， 国家是需要精英管理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官僚乃是商人的代理， 官员的实际权利不大， 而资本家在实际管理中可以尽情独裁，多吃多占，连职工的生命身体都是可以计价的。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人员是能够享受很好的待遇的。  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 所有管理者都有政府发工资， 而官员的工资水平受共产党战争年代同甘共苦平等思想的影响而工资奇低。  反复强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这就如同让厨子饿肚子。 所以， 毛泽东的思想遭遇整个官僚集团的反抗是必然的。  这样的制度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文革中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可以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官员， 让官员与草根频繁轮换。 但是， 这样做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因为底层草根爬上高位马上就会退化成新的“党内资产阶级”。  毛泽东体制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官僚轮换的思想转换时间差， 类似陈永贵那样当了总理还挣公分， 吴桂贤那样当了副总理还参加车间劳动。 但是， 王洪文进了中央就开始喝剩茅台了。 所以，这样的制度太不稳定。

那么， 把所有的共有财产都交给官员，管理层控股，或者送给资本家管理，政府放权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是另一个话题。 太长了今天是不能写了。 

从信仰饿死人惨案看全国饿死3000万的数字不可靠。  信阳饿死人事件惊动了整个政府， 数百人进监狱。 如果真饿死3000万，怎么也要有人为此掉脑袋。  不管老毛有多少菩萨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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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河南铸成历史大错

作者：安庆仁时间：2009-07-19 19:20分类：默认分类

标签： 河南

河南是人口大省，地处中原，立居要冲，西控陕甘，威胁川黔；东扼皖苏，水旱两路便畅，剑锋所指，是中国经济的两大重镇宁、沪。历史上，得金陵者足可自立为王，江南半壁不战而降。向南是荆楚大地，从三国时代开始，战略态势上就一直是豫攻鄂守，解放战争也是由此拉开战略反攻序幕的。陆游诗云：中原北望气如山。得河南者必觊觎晋、冀、鲁，当年军阀中原大战，晋、冀、鲁联军三家所以没能打过蒋介石，就在于蒋介石有河南。

自古说“得中原者得天下”，指的就是河南，河南稳天下安，河南乱天下乱，汉之黄巾、唐之黄巢、明之李闯，原不过流寇贼匪，然则一入河南，形势骤变，官匪异名，天下归心。譬如李自成，八进八出商洛山，扫湖广，平秦晋，皆难成大势。1641年，李自成孤注一掷，押上全部家当，四面环攻洛阳，激战两昼夜，洛阳城破。得洛阳后，李自成俨然真命天子，派出使臣诏安天下，明军望风披靡，明朝的地方官纷纷领旨谢恩。

如果说京都是中国的大脑，河南则是永恒的心脏，京都设在那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死死的守住河南。拥有河南，合肥、徐州不战自溃，淮海战役就是从打洛阳开始的，洛阳失守，徐州门户洞开，杜聿铭是军事家，虽然韬略上算计不过粟裕，战略层面却不输于粟裕，前后两天时间，三十万大军跑得无影无踪。一个在缅甸把日本名将打得落花流水的胜利者，一个在东北把林彪追得呼呼喘的杀手，为什么对粟裕怕的不行呢？原因就在于河南丢了，这绝非少了一座屏障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战略制胜的地理资本没了。

河南的得失、河南的民心向背事关政权的生死存亡，凡大军事家、大谋略家，莫不深明个中道理，譬如彭老总，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在西北打仗，但眼睛却始终盯着河南，为了让陈赓在河南放手大打，以区区两万装备落后的人马，吸引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陈赓如鱼得水，半个月扫荡八百里中原。蒋介石在西北和山东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后勤补给基地，让陈赓照单全收了。忽视河南的战略价值，蒋介石岂能不败。

而矛盾就在于，战争年代权谋者重视河南，可一旦取得了胜利，就把河南放到次要位置了，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譬如说毛泽东，北京、济南、沈阳、南京、武汉这几个地方他高度重视，放的都是自己信得过的人，而河南就有点任他去吧的想法。建国后河南天灾人祸不断，应该说与此有直接关系。文革前毛泽东数次视察河南，不可能不了解情况，但为了平衡各方面关系，还是容忍了，最后无奈的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958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吴之圃大搞共产风、浮夸风，饿死了很多人，特别是信阳地区，在吴之圃的亲信路宪文的把持下，卫星满天飞，饿死人数高达105万。信阳地委专员张树藩主持公道、关心人民，让自己的夫人时任信阳行署妇联主任的李瑞英写信给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并汇报，然而信件却被路宪文截获。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上几句，额外交代一下李雪峰。

李雪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早年参加革命，领导过学生运动，曾任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抗战爆发前，李雪峰组建冀西游击队，跟日本侵略军单打独斗。我党开辟华北抗日战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李雪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129师会合后，李雪峰主要负责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把太行山区建设成了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模范根据地。1949年，李雪峰任中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1960年9月，李雪峰升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数日前，广东电视台登门采访了几位老人家，以叶剑英和陶铸的名义，批评李雪峰在当年土改中犯了左倾错误，把华侨的土地也给分了。若以这种观点看，华侨的土地应该视同外资，要享受特殊待遇才对。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能看出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众所周知，广东是华侨的聚集地，当时在广东有30%的土地都在华侨手里，如果这30%的土地不搞土改，那还能叫土改吗？在湖南，毛泽东家的土地分了；在四川，邓小平家的土地分了；在浙江，蒋介石家的土地分了。凭什么广东华侨的土地就分不得呢？说这是叶剑英和陶铸的意见，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回头接着说吴之圃的亲信路宪文，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竟然敢截查行署专员夫人又是行署妇联主任的私人信件呢？原来是吴之圃跟刘少奇有很深的私交，吴之圃是新四军四师的，倍受刘少奇倚重。1958年9月16日刘少奇赴河南纠正“左”倾错误，时任河南省长的吴之圃趁机诬告省委书记潘复生，列举数条罪状，获得刘少奇支持，潘复生随之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到华西农场劳动。从表面上看，这是吴之圃在整潘复生，实际上里边大有隐情，潘复生从1938年2月起，就一直在饶漱石手下工作，深得饶漱石器重。树倒猢狲散，潘复生也只能认倒霉了。

让人感到滑稽的事，潘复生是坚决反对浮夸风的，刘少奇赴河南也是为了制止浮夸风的，然而结果却正好相反，反对浮夸风的受到了处分，搞浮夸风的被提拔重用。由此可见，政治路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着谁。跟着潘复生一起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还有省委副书记杨钰、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也就是说，河南的班子整个被吴之圃接管了。1962年，中南局给潘复生彻底平反，后于1966年1月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并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革中潘复生拥毛反刘，这肯定是必然的。粉碎“四人帮”后，潘复生受到监督审查，1980年4月在审查中病逝。1982年4月，中央同意了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革中犯的错误不做组织处理。为什么不做组织处理呢？理亏呀，如果当初听了潘复生的，河南哪里会饿死人的。悲哀的是，刘主席竟然打着反浮夸风的旗号，把坚决反对浮夸风的干部下放劳动。这事当然是不能说的，否则刘主席的冤情岂不就有了水分？

文革开始后吴之圃被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来揪斗，肯定没少受折磨，1967年不幸去世。1979年1月24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中央为吴之圃开了追悼会并予以彻底平反昭雪，邓小平亲自主持了会议，悼词中说，彻底为吴之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称吴之圃为中国人名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或许这样评说吴之圃可能更准确，革命战争有功，105万条生命，是对建国后吴之圃的最好总结。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加分析的大骂一气，毛泽东代人受过，怎能不愤怒。

现在分析，毛泽东也不能都怪彭总，对于河南省委干部的任免他完全有能力干预，从解密的历史资料上看，吴之圃的错误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从1958年至1959年，毛泽东曾数次批评吴之圃，“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可是他既没有罢了吴之圃的官，也没有支持正确一方的潘复生，甚至在潘复生的问题上都没做任何表态。显然，这是为了安抚某些人或某个人的情绪，毕竟批判高饶反党集团才是头等大事。河南没有冒出一个李自成来实属万幸。历史虽然成了历史，但教训千万不能忘记，疆、藏乃手足至疾，豫、皖才是心腹之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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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是信阳地区受害最严重地区之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就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光山县的化身。

五九年十一月十一号，大跃进最为惹火的时间段，在马龙山的努力下，书记处书记张福洪成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

在批判会上，马龙山带头踢张福洪，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张福洪一下子从县级干部变成阶级敌人，那个惨啊。这只是个开头而已。

十二号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张福洪进行斗争，斗争自然要升级。除了打得张福洪鼻子，嘴巴，耳朵流血，某位同志又出新招：揪头发。张福洪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块，如同那里没长毛一般，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

十三号又把张福洪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同志再次发扬冲锋陷阵之精神，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福洪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福洪已经不能走路了。

十四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

十五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福洪只能趴在地上了。批斗他的人只能用脚踢，他的头发也一块一块地拔光了。十六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福洪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十八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福洪要喝水没人给，到十九日中午可怜的张福洪终于解脱。

县委书记马龙山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下面有很多追随者，每一个乡镇都有，每一个大队都有，每一个生产队都有。

信阳解开盖子之后，中央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官僚网里的每一个结遭殃了。中央搞了一个名为民主补课的项目：一夜之间从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调几百人，其他各县市抽调几千人，组成一个强大的民主补课军团出现在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

许多人为这批基层干部喊冤叫屈，认为他们为了高层的错误政策买单，当了替罪羊。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这些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相当优秀。很多人尽心尽责，为民办事，而且两袖清风，把他们单个拿出来放在传统标准上测量，都可以算清官好官。

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如此灾难面前没有人是清白的，基本上所有官员都是参与进去了。高层政策失误是高层责任，基层却是具体执行者。血腥的反瞒产都是基层干部在干。一系列惩罚政策也是基层干部在实施。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基层干部导致分配不均。按照路宪文后来回忆，当时信阳地区人均粮食每天可以达到八两，如果分配均匀，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也就是说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分配不均导致了灾难扩大。我相信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无论多么残酷，都不可能交代基层干部说：你们多吃多拿，老百姓饿死无所谓。

时代悲剧当前，没有哪一个参与者洁白无瑕。

马龙山原本要枪毙，后来在监狱过了很长时间，晚景凄凉。路宪文至死没能平反，对于他这种视组织为宗教的老革命，这已经是最残酷的惩罚。吴芝圃文革挨整，然后死去，背上千古恶名。他的离世让他避开了更为严酷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