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在上周引发了一场高等教育界的全美大讨论。在这篇名为“大学教授意义何在？”（What’s the Point of a Professor?）的文章里，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现任教于美国埃默里大学英文系的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教授提出了一个刺耳的观点：那些本来应该是“精神楷模”（moral authority）的大学教授们，现在已经沦落为跟精神无关的“颁证人”（accreditors），除了给学生打个A之外，对学生再无影响可言。

文章指的主要是教授和本科生之间的关系。

鲍尔莱因说，在1960年代，只有前15%的学生能拿到A，而现在，这个数量已经上升到43%，这就意味着，反倒A是最容易得到的评价。同时，教授们对本科生都格外客气，美国的一项全国调查表明，61%的学生说教授对待他“像同事/同行”一样，只有8%的学生经常听到“对他们学术情况的负面反馈”。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在于，本科生和教授们在课余的接触时间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在大学一年级，有33%的学生说他们从未在课堂之外与教授说过话，42%的学生只是偶尔这样做。大四的学生中与教授完全没有接触的比例低一点，为25%，40%的学生会偶尔和教授在课外时间聊天。

但是不管对于大一还是大四的学生来说，上面的数字都令鲍尔莱因忧虑。他回忆了自己1980年代初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时的情形，说那时候，当从他们英语专业成排的教授办公室门前走过的时候，等待与教授交流的学生大排长龙。虽然大一的时候上大课有400人，但是到了高年级，选好专业后，就已经能和几位教授非常相熟，能够经常聊天，并且是长聊。但是当他今年2月一个晴好的下午回到母校的时候，发现老师办公室所在的走廊非常安静，英语系有1400名学生，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与教授交谈的还不到五六人，而老师的办公室，也只有八分之一开着门。（转自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