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人祸和天灾

——从张居正改革谈起

张文木

历史是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是久远，它就越接近自然。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也有天灾的外因。张居正的政治浪漫主义改革造成的后果可视为前者，而骤然大幅降温的气象条件，可视为后者。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几个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明亡原因，才较为科学。

一、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界对气候变化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已有规律性的总结，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1]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2]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3]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4]

“15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寒，东部海平面又复沉降。”[5]寒冻、雪冻天气大规模、大面积且长时段地铺天盖地袭来。对日益转冷的天气最为敏感是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他们不断大举南下掠扰明境，1449年明朝军民在土木堡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且取得胜利，史称“土木之变”。

此后，蒙古瓦剌部衰落，相互混战的蒙古诸部中，以鞑靼的哈喇嗔部勃来和翁牛特部毛里孩最强，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为可汗。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达延汗[6]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庆二十二年），达延汗死，蒙古又分裂为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俺答汗最强。1548年（嘉庆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六月，围攻大同。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大肆劫掠后退去。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规模较大的有1511年至1512年间的杨虎、刘六起义，聚众至数十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1512年（正德七年）击败京兵，转战安徽、湖广。年底，起义失败。总体而言，16世纪初的内乱还是可控的。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北还加长了北御鞑靼的长城。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又沿各镇修缮长城。成化时（1465～1487年）明政府修筑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长达一千七百多里，嘉庆（1522～1566年）及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以固边境。[7]“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8]（参见图2）

北境及内地的短暂稳定与16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变化有关。“1500年后，中国气候进入了一个相对暖湿阶段，长城以内的北边农垦再度兴成起来。”[9]庆隆年间（1567～1572年），中国东部气温略有上扬，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湿润指数大幅上升，从相对干燥转入相对湿润区间。（参见图1）其间北方屯田也大规模增加。从永乐后的原额屯田至万历初年（1573年）新屯田，北直隶各卫所新增3361420亩。陕西都司并行都司新增屯田12594732亩，辽东都司新增屯田1667266亩。[10]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11]，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12]。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13]，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14]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15]。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庆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16]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17]，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18]，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19]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20]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21]，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更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22]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23]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24]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此句出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年）的《牧牛词》，其意是长年放牛无忧的农民最怕因交不起租而卖掉家里的牛。到了明中期，于谦（1398～1457年）眼里出现的就是“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25]即老人去当雇工是为了挣钱还债，卖幼子是为了缴纳租粮的现实。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子而食”[26]的无奈。明亡前夕，“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27]，除了造反，农民已无路可走。

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28]“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29]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30]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31]。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32]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33]。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34]，元代大学者袁桷[35]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36]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37]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38]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39]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如表所示：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屯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40]。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41]的劲头，但这劲头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42]，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参见图2）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43]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44]。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45]。

二、伴随人祸的是天灾

万历之后的明朝廷真是祸不单行。紧随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又是天灾。“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46]。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参见图2）关于这一时期的天气，史料有详细记载：

1600年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四川 什邡，冬，桃杏开花且实。

1601年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旱、霜。河南新蔡，正月初九，大雪四十日。浙江富阳、杭州，安徽石台，，六月寒气逼人，山中飞雪成堆，深山亦然。至七月始热，八、九月仍热如故，人民大病。

1602年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湖南浏阳，春大雪，民僵死。

1604年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北京延庆冬大雪。河北香河，九月杏华。定兴、新城，冬十二月，雨冰，树枝多折。安新，冬，大雪连旬，平地数尺。清河，冬祁寒，树枝著冰，损折大半。河南方城、南召，十月，桃花盛开如春，牡丹开花数十朵。

1606年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 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

1607年全国多水。陕西西安、凤翔等地，五月申戌大雹。福建邵武，冬十二月，大雪，大树丛竹尽折。南京正月雪后池内冰结为花。安徽太湖，冬，水结冰。

1608年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 各地大水泛滥为灾。甘肃酒泉二月初二日起大雪，降深丈余。河北定襄、山东莒县，秋后桃花开。

1612年，是年山东、河南蝗。南方大水。河南淮阳正月寒冰，大折树木。江苏淮阴，元旦大雪，深数尺。四月，冰雹大如碗钵，地深五寸；涟水，雹杀麦，四月十六、十七日大雪。河南淮阳，正月雨水，寒冰，大折树木。

1615年，是年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情嗷嗷，多逃亡者。盖自京畿、河北以至山东三千里。南方多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

1616年，是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南、扬、常、镇，蝗。七月乙未，时江西水忽涨；河南蝗蝻冰雹。广东南诏霪雨骤决。江苏六合、无锡，正月初三，天雨彩雪。浙江鄞县、慈溪、遂昌，，正月大雪，积雪坠空如倾封垛，一二尺或三尺许，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无数，阴冻连旬，檐冰长短垂如银栅。安徽和县正月大（彩）雪。安庆、桐城、潜山，冬燠，桃李华。望江，春大雪，冬燠，桃李华。泗县，蝗食田苗，赤地如焚。当涂，二月，大雪弥月，深数尺，山兽落平原，人手缚之。夏，蝗蝻为灾。山西 大水。波阳，正月大雪，深四五尺。

1618年，是年全国天气由水转寒。河北清苑、容城，春三月，风雪异常，行人有冻死者。河南西平，坑冻，结冰花。汝南、上蔡，九月雪。山西 高平，秋九月，大雨水。至十三日酉刻，大雨雪，落树俱成冰城，折伤者无算，凛烈如冬，数日方燠。陕西四月二十二日，多处大雨雹，冻死各营骡驼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山东滕县，除夕雨雪。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句容，冬雪成冰。淮安冬多雨雪。湖南汉寿，九月二十八日午刻至申，忽大风，雪雹如碗大，旋成雪砖，平地水涌三尺。广东从化、阳春、顺德，冬十二月，大雪，甚寒。[47]

大寒天气的压力逼使东北女真诸部族聚集于努尔哈赤麾下并南转向明廷发难。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号金。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万历47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48]。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明祚日益接近终点。史载：

1619年甘肃兰州、皋兰，冬十月树花悉开。江苏盱眙，大旱，赤地千里。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冰合。安徽颖上，大雪弥空，百鸟饿死。湖北蕲春，冬大雪，深四五尺。

1620年全国气温持续转寒，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

1621年大寒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普降大雪月余。汉水冰冻，，冰坚可渡。

1622年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年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 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年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年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年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年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年北京 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年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 大水。杭州 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 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 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49]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参见图3）

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 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50]从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51]和“蒙德极小期”[52]，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月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

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53]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54]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55]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但崇祯毕竟是生不逢时，他毕竟是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前有张居正的以赋税货币化为主导的财政改革造成的人祸，后有主要是由太阳黑子活动减少造成的全球性大寒天气这一不可抗的自然因素，这两者在对自然环境依赖较大的牧农时代，其破坏性就更为显著。天冷压缩了北方部落间的生存空间，张居正改革将老实巴交的广大农民变为不可遏制的流民大军，再加天寒地冻的驱使，崇祯纵有五头六臂，也抵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讨食”力量的消耗，此时崇祯的命运正如郭沫若形容商纣王时说的，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56]；唐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57]的说法，后一句送给崇祯倒是很贴切的。

崇祯在历史词典中，已不是一个帝王的名子，而是一个王朝没落的符号，而这一切的开端当始于张居正力推的以税赋货币化为主导的改革。

三、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58]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将张居正连同明末这段历史从墓室中“唤醒”，也是由于现实“生活发展需要”。

在结束我们关于明末教训的讨论时，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看得也最明白，因此建国初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防止农民变为流民。

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59]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60]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61]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62]

最终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所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农民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性质始终没变。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明末、民国的反面经验和新中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的成功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都是值得研究的。

说明：本文刊发于《中国投资》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