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精英们因资源不断减少而忧心忡忡的时候，当他们对整个人类的未来悲观失望的时候，他们大概忘了，整个世界尽管看起来是由少数人主导的，但实际上是人类共同活动的结果。无论精英们认为自己多么智慧、正确、道德、远见卓识，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能言善辩、指点江山的他们，而是那些他们打心底里瞧不起的、认为应当被教化或拯救的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逻辑（而不是被一些教科书奉为经典或当作批判对象的具体论断），全部人类历史第一个前提是，人必须生存。而为了活着、活下去或活得更好，人必须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必须能动地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转化为外在于人的物质和精神劳动产品。在已有需要得到满足、在试图满足已有需要的过程中、以及为了满足已有需要而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基础上，人会产生新的需要，从而导致新的生产活动。这些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与为延续基因而进行的人的生产交织在一起，导致各种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只是由于这些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存在和发展，才有各种分工与合作，才有贸易和战争，才有人类历史的演变，才有所谓的社会危机以及那些为危机而发愁的精英们。

因此，当精英们为他人和后人的生存和生存状况担心的时候，被他们担心的每一个人实际上正在现实地活着——在现有的基础上，为了满足现有的需要，从事着现实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甚至连精英们的担心本身，也不过是精英们为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结果。如果精英们发现他们对资源、环境、科学、文化、教育、社会、宗教、道德等问题的担忧和见解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响应和重视，那只能表明他们的出发点和需要与大多数人的现实的基础和需要不相符。

因此，尽管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尽管人们的机会、能力、财富是不平等的，但在每个人都能够而且一直是在从自身的现实出发、解决自身的现实的问题、满足自身的现实的需要这一点上，人们却是平等的。在事关民族存亡、人类命运等影响到所有人的重大问题上，尽管只有少数人才有精力、能力和意愿提出理性的解释，但如果精英们的担忧的确现实地存在着，那末这些问题必然会在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和需要中都有所体现，也必然导致大多数人的现实的行动。如果精英们不想只是从解释世界中寻求心理平衡，那末，他们就必须观察、思考、发现、承认、接受那些大多数人的现实的需要和活动，无论这些人和这些活动在他们看来是多么愚昧和落后，并认真地寻找一条能够把自己的主张和大多数人的现实的基础结合起来的改造世界的道路。

七十多年前，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积弱、内忧外患不断的中国。中国的精英们有的呼吁民主和科学，自上而下推动和兴办教育，有的远赴欧洲、美国、苏联，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寻找救国道路，有的投靠列强，接受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现实地位。在中共内部，大多数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欧洲解释，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但中国的工业水平太低，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陈独秀承认这个现实，导致投降主义和四一二事件。瞿秋白、李立三不接受这个事实，不顾力量对比悬殊在城市中发动武装暴动，导致惨重损失。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整个中共内部弥漫着一片悲观气氛。

毛泽东虽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只接受其逻辑而不是教条。当他的同道们向上看（城市和工人阶级）、向外看（苏联、欧洲）的时候，他却向内、向下看，把目光放到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身上，放到了农民为了改变自身状况的自发运动上。他注意到农民最现实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最现实的需要是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为了满足对土地的需要，农民的现实的行动是在出现权力真空的时期和地区，自发的组织起来，以暴力或群众运动的形式打击占有土地的土豪劣绅，比如在1926至1927年初北伐战争期间的湖南农村。中国当时的精英们大多看不起这些自发的农民运动，不仅因为它们破坏了农村的传统秩序，造成许多混乱甚至革命恐怖，更因为那些以简单的土地诉求为目标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过去几千年来在封建中国层出不穷，但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成功，所以他们认为盲目的农民运动是应该被压制的，愚昧的农民是应该被管制和教化的。但是，毛泽东认为，虽然农民显得落后，但他们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没有他们的支持，任何革命理想和设想都是空谈。取得农民的支持不能指望自上而下的管制、施舍和教化，而只能从农民的实际的、对土地的需求出发，深入到农民当中，参加和引导那些以获取土地为目标的、已经展现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自下而上的运动，尽管这些运动看起来是“糟得很”的“痞子运动”。于是，自井冈山开始，他带领中共扎根于农村和农民，通过土改解放和发动农民，最终获得了全国政权。当然，争取农民的支持不是对农民运动的简单放任，而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指导和改造，自始至终坚持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中共的军队虽然主要由农民构成，但却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农民军队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因为重视农民而忽视精英们的主张，而是把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与民族精英们反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建设富强民主现代化的中国的渴求结合到一起，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结合到一起。这不仅使中共在获得农民支持的同时也获得了大多数精英的赞同，而且使她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把握住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发现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自发的群众运动，提出一个与现有精英的主张相兼容的理论来解释该运动，然后争取该运动的领导权，使之由自发的运动变为自觉的运动。

当代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上世纪二十年代截然不同，但也面临着种种在精英们看来似乎难以克服的危机。如果历史的逻辑是统一的话，那末中国乃至世界的出路也只能从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中来寻找。事实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地上也出现了一个与当年湖南的农民运动具有类似的规模和影响力、但同样为精英们所鄙视和厌恶的自发的群众运动——有几千万人参与的自发的群众性气功运动。因此，和毛泽东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中共需要的是提出一个与现有理论和实践相兼容的理论来解释这个运动，然后发动一场由中共自己领导的群众性气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