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炎黄春秋》，想到辽大同学连楫

姜维平

这几天一直在关注《炎黄春秋》事件，我知道以前，国内仅存的敢言媒体大概只剩下这一家了，过去它曾折腾了几次，我认为它没太大麻烦，可能与我辽大的老同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连楫有关，不能说我很了解他，但因当年的旧事和印象，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近日看来，《炎黄春秋》要保持在中共党内温合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手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不想复述它的一些细节，在网络时代，每个人运用鼠标，就浏览自如，但是，知道它的上级领导者心态的人不多或不便发表议论，而这种评述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媒体的报道说，继7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发出社长杜导正签名的“停刊”声明后，几天来，实际接管杂志社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出人员和仍然运作的《炎黄春秋》社委会处于对峙状态。法广报道，《炎黄春秋》官方网站被更换密码后，目前处于派出接管工作组控制下，几天来，该网站先后发布多条消息，彰显工作组对杂志社的实际控制。由此看到，官方不是要停办这家刊物，而是要抢夺它的实际领导权，控制权，这是以前上级把《炎黄春秋》改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管理的命令的延续，总之，这本杂志将彻底变脸。

由此，我想到了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故事，我是1978年入学辽大历史系的，而知青好友史卫国是1977年入学同校中文系的，我经常到他的寝室去找他玩，也认识了与其来往较多的连楫，他给我的印象是思想非常开放的，当时他们中文系创办了《蓓蕾》杂志，经常发表一些敢言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为魏京生喊冤的，连楫与我的老同学史卫国都参与编辑，记得校领导受到上级批评，中文系主任冉欲达的思想有些矛盾，有时站在学生一边；有时不得不屈於校方的压力，站在校长一边。有一次听他演讲，讲到激动时，他把帽子放在讲台上说，我不在乎“乌纱帽”，因此，我当时对他崇拜的不得了，因为他大体上是支持敢言的《蓓蕾》的，同样，我也敬佩史卫国和连楫等同学，因为他们亲手编辑出版了辽大第一个学生论坛，我也亲耳听过连楫对时政的评价，细节已经淡忘，但总体看是相当大胆和前卫的。
    
但是，如今，数十年过去了，当年激情万丈的老同学已是各奔前程，分布在世界个地，有的还从事文化工作，依然辛勤笔耕；有的已改行，或经商或从政，既使同学之间鲜有联系，但从媒体里互相关注名字和变故也是常态。我想象的问体是，象连楫这样具有丰富人生经历的官员，由於对中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了解深入骨髓，一旦接手《炎黄春秋》阵地，一定会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吧，在他身上应当有冉欲达教授的影子，应当有《蓓蕾》杂志的遗传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令我很失望，也难免伤感。

据报道，官方发布消息称：“为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其他杂志社管理层级设立相一致”，新班子接管后，将取消社委会、秘书长和总经理等机腹、岗位，保留原来的顾问和编委会。新任法定代表人（总编辑郝庆军）进入编委会，取消编委会“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编委会的召开由新任法定代表人召集。7月18日上午，《炎黄春秋》杂志社在被接管后，举行了“新班子”主导下的第一次社务会议。当天，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出任命的接管组贾磊磊（新任社长）、郝庆军（新任总编辑）举行了“社长、总编辑联合办公会议”，安排了工作人员分工，并确定了稿件要求、编辑流程以及编辑《炎黄春秋》第8期稿件的相关事宜。

显然，连楫领导下的研究院，不满於这家刊物多年的创办方针，已正式接管了《炎黄春秋》杂志，尽管官网宣布，杂志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将以中共中央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保持《炎黄春秋》杂志原有的办刊风格、办刊类型和刊物样貌不变；畅通原有的供稿渠道、发行渠道，等等，但可以预料的是，它以後将“变脸”，成为官方的喉舌。一些参与编辑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将失业。

这一悲剧的发生有点类似辽大的《蓓蕾》事件，是“神马”魔力，使当年思想解放，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连楫变成扼制新闻自由的“刀斧手”呢，难道他全然遗忘了上个世纪的故事？他看到这篇文章，一定明白我没有虚构和夸张一分一毫，原来，他的变化从他的个人简历里可以寻找轨迹：公开简历显示，1955年10月出生的连楫，现年61岁，是山西沁源人，1974年8月参加工作，1975年10月入党，曾任中共十六大代表，研究员，辽宁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名誉博士。连辑早年在内蒙古工作，曾先后担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呼伦贝尔盟盟委副书记、盟长，呼伦贝尔盟盟委书记、盟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呼伦贝尔市委书记。2003年，连辑升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跻身省部级领导之列。2006年至2010年期间，连辑还曾兼任内蒙古大学校长。2011年9月，连辑调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後来，他接替王文章，而出任该院院长。

由此看来，踏入中共官场的连楫，经过多年熏陶，已彻底改变了身份，也改变了思想性格，与其责怪他本人，不如批判这种干部选拔，培养和任用体制，按理说，象他这样科班出身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曾任副市长，应当挤上更高层次，上级把他调到研究院，已是闲职，但因《炎黄春秋》而不闲，我了解他的心态，他一定不想管这个敏感问体，但又不得不面对，在中国动辄“以言治罪”的恶劣环境里，他想必每天如履薄冰，因为既便有习仲勋的题词当挡箭牌，也没有用，《炎黄春秋》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能得罪某些人，而中国的官员，商人，总之一切人都是得罪不起的，既使是最坏的人，也是一边干坏事，一边对敢言媒体出招，当然，久经官场的连楫，是不愿搞麻烦，也不敢担责任的。

据媒体披露，接手《炎黄春秋》的新班子，正在对杜导正主导的社委会控制下的杂志社财务账目，进行彻底审计，无疑地，如果有人不服，继续为“炎黄”的过去呼吁，就可能找出经济问体而抓人坐牢，逼得他们闭嘴失言；同样的，如果连楫不按照领导意愿整肃“炎黄”，他多年任职官场的“瑕疵”就可能被中纪委放大，因为中国目前的司法是不独立的，公检法司都是一家人，有些事说你有罪必有罪，说你无罪也可能，但你必得听话，假如连楫真廉洁，也没关系，把他从政多年接受宴请的款项全部加起来，足够判刑，试想，当一个官员面临这种局面，他既使仁慈，开明，大度，也不会放下手里砍向《炎黄春秋》的刀斧。

2016年7月20日於多伦多。《纵览中国》网站7月21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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