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

孔孟老庄等人就是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

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即上帝永恒法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

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国民党需要苏联的金钱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宁主义。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李大钊在接受卢布以前是坚决镇压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者，在接受卢布以后变成国民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行径不可能由思想内在演化解释。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李大钊这种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http://m.sogou.com/web/uID=2C8hSc9GO8O3MPDJ/v=5/type=1/sp=2/ct=161217183533/keyword=%E5%88%98%E4%BB%B2%E6%95%AC%E5%BE%AE%E4%BF%A1/id=966f1da7-1bf3-441d-b708-4611e07d25a6/sec=JjKI0cSSfdKK-_2xYXWtpg../dp=1/cH=3119/cHra=3119/tc?pg=webz&clk=16&url=http%3A%2F%2Fblogger.sinovision.net%2Fhome%2Fspace%2Fdo%2Fblog%2Fuid%2F109885%2Fid%2F226662.html&f=0&id=966f1da7-1bf3-441d-b708-4611e07d25a6&dp=1&pid=sogou-clse-2996962656838a97&de=1&e=1427&key=%E5%88%98%E4%BB%B2%E6%95%AC%E5%BE%AE%E4%BF%A1&pno=2&g_ut=3&wml=0&w=1347&mcv=54&pcl=257,3201&sed=0&ml=195&sct=671

如果没有苏联、日本的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列宁那里取得支持，可以推断中国的前途可能和墨西哥帝国一样，其结果是进一步解体。无论是北京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谁都没有能力和欲望重新整合这个体系。能够完成任务的不是国共两党，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够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的输入。建国仍然要依靠苏联跟日本的冲突所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是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这个存在不是依靠内生，恰好相反，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

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从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唐代到宋明又是一个士绅取代民意的过程。每一次取代的过程都包含两种现象：第一，人口的替代;第二，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不如原有组织。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跟孔子时代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也被彻底打碎了。他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被宣布整合到列宁主义集权主义国家中。完成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一套新的国家体制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一个区间内，共产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外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就软弱、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能够成功。

国民党如果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绝不会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是有力量的，在东方和西方占领的内地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些，在苏联和势力集团下做出一个明智的决断，有一个依附地位，就不是现在这样。但这样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复兴五千年中华文明、建设新中国的说辞之上，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改变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不仅超出了清末以来的远东国际体系，实际上也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一战”后，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精英阶级以为利用战胜国的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结果是什么?中华民国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和日本撤退，直接结果是放纵了苏联势力——在英日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派来它的战友们，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宪法体系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点很容易理解，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要么是成吉思汗、多尔衮这样的人，要么是张献忠这样的人，也许两种人一起来，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宪法的，哪怕是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中华民国之所以有一部名义上的宪法，靠的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能够遏制恶秩序输入进来。秩序不能容忍真空，排除一个秩序之后，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替代。考虑选择什么秩序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否足够强大到替换原有秩序。

殖民主义从中国的撤退打断了中国人模仿学习宪政的过程，如此才有共产主义的迅速输入。
http://www.360doc25.net/article/20131726_562282166.html

中国不是文明古国

楚辞、诗经、唐宋诗词等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化格局当中的位置不如夏威夷民歌
华夏是文明灰烬，新的文明元素尚未形成。
儒家在日韩新台等地的复兴是阿Q意淫，新加坡早就实行了比台湾还要彻底得多去中国化。他们早已经变成讲英语不讲汉语的国度了。
http://www.360doc25.net/article/366082_612053395.html

中国比谁早呢？它只是比中美洲和非洲的文明要稍微早一点。论时间来说，比希腊稍微晚一点，比印度晚得更多，比苏美尔（即两河流域下游）和埃及是晚得更彻底的多。在这个基本格局之下，谈论四大文明古国基本上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例如像是湖北和河南现在出土的那些半坡村之类的那些地窑就可以看成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像中亚的谋夫（Merv）古城（位于土库曼斯坦）那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成片沙漠的地方，甚至在乌克兰草原的斯基泰（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居住地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内蒙古和鄂尔多斯）那些地方，存在着比它早得多、繁盛得多、艺术造诣高得多的文明实体。

在古代，江南、巴蜀这些地区的文明线索，基本上都是从山地向平原扩散，最早的部族实际是在山地的。
最早开发的稻种，来自印度的稻种，基本上是旱稻。仅仅是稻种这一项，就足以使南方的各个群体比中原地区的各个群体享有极大的优势。因为高古时代，也就是殷商时代，中原的各个群体基本上是依赖效率很低的尾稃草属(Urochloa)植物，就是直到孔子时代大家还在吃的黍米，一种很接近于小米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它产生出的种子蛋白质的含量是很低的。相反，南方的水稻产量比它高出大概二十倍甚至更多。仅仅是这一项，南方的各个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就要富裕得多。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南方的各个群体确实明显落后。

要富裕得多，他们的玉器更多，雕琢更精致，墓葬也要更多，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墓葬中间的财物如此丰富，而且雕琢精细，显示出当地的工匠非常发达，而且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享受文明生活的余暇。但是它的武士集团不多，因为出土的戈矛之类的东西不太多，而且身首分离或者是四肢不全的残肢断体非常少。你从他们留下来的那些不完整的尸体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邦国或者群落，规模是不大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似乎顶多就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死亡，缺乏进行长时期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和意志。而在大汶口或者二里头，物质生活实际上还不如南方，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就出现了极其可怕的阶级分化：大的墓主拥有大批的戈矛和殉葬品；小的墓葬——显然是属于穷人的，除了极少数武器以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而且，不仅戈矛之类的东西出土的要多得多，而且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尸体，而这些尸体明显是死于非命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尸体中间甚至是不分性别的。像在陕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间，就包括十几岁的少女，按现在的说法是少女，在当时肯定已经是壮年女子，是可以承担最重的体力劳动的那种女人，明显是死于暴力，是在战争中被钉头锤之类的武器打死的，身上负伤多达几十处，说明了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那些尸体，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人的尸体是不全的，而那些尸体骨骼上面留下的伤痕是非常少的。好像是，死都是因为在意外事件中才送命的。而北方这些人，哪怕是包括男女两种性别的武士，显然是在极其激烈的战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酷刑折磨而死。这个战斗的激烈程度一定是要求你轻伤不下火线，你必须打到粉身碎骨，自己已经变成一滩烂泥，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才能死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像南方那种，只是偶然被一块飞石打死了，其他人都身首完整地自动撤离战场的情况存在。
http://www.360doc25.net/article/33310410_5621567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