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出身于巴蜀士绅家庭，家里拥有四十多亩良田，收取佃农的租金。当时，佃农租种的份地多在两到五亩之间。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学堂的毕业生，也是广安当地的袍哥大佬（掌旗大爷）。文明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显他的新党色彩。保路军兴，他在本县积极回应。蜀军政府宣布独立后，他为本县编练民兵。他在袍哥和党人的派系斗争当中失败后，又办起了丝厂，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出身、个人历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属于共产党定义的阶级敌人。

邓文明好赌好色，以此败家。他因为输钱，不得不出卖产业，没有像当时大多数新派士绅一样，让邓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为好色，娶了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内部的不伦之恋，弄得邓小平不得不背井离乡。（《戚本禹回忆录》13.3《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第158页）邓小平在法国仍然并不安分守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激进的政治活动上。勤工俭学的主办单位说他不肯干活，不宜雇佣。他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支部，也不把这些万恶的资本家放在眼里。他们一度相信法国的十月革命很快就会爆发，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颠覆活动，结果被法国警方驱逐出境。

共产国际赞赏邓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进莫斯科孙文大学进修，跟蒋经国同一个班。北伐期间，他为冯玉祥培养军官。清党以后，他奉命发动广西的兵变。兵变一败涂地，邓小平仓皇逃回上海。前委书记陈豪人指责他临阵脱逃，他不得不写检讨。（《七军前委报告》）随后，他在瑞金当了几年县委书记。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随波逐流）。国民党收编红军以后，他做了刘伯承的政委。1939年，组织为他安排了主妇。

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200万吨。这些粮食可供至少1，000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200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41.4%；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秦基伟回忆说：“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抓住了你就得从严处理，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秦基伟谈邓小平》，第83页）

高岗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两人都是刚刚入京的封疆大吏。毛泽东最初利用高岗压制刘少奇、周恩来，然后又反戈一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派高岗查沈阳旧档，想找到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的黑材料。（钟延麟：《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之角色与作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22卷第4期，第521–562页）谭震林猜准了儿皇帝的心思，觉得石敬瑭羽翼渐渐丰满，景延广入阁拜相的节点就要来临，到处宣扬党、政、财权都落到了白区党手中，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苏区党一无所有。毛泽东害怕得罪苏联，赶紧出面否认“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危险理论。鲁莽的高岗一下子变成了“破坏团结”的罪魁祸首，落到墙倒众人推的下场，咽不下一口恶气，自绝于党和人民。

邓小平这时正是高岗的下属，颇得高岗信任，分享了高岗清君侧（不让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政）的计画。高岗心粗气浮，觉得自己和毛泽东都是苏区党，毛泽东已经授意他除掉刘少奇，自己跟苏联的关系不错，又征得了林彪、彭德怀、邓小平几大藩镇的支持。“林总（林彪）的水准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刘少奇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权力，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毛主席年纪大了，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张明远着：《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赵家梁等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35页）

谁想史达林带头反对，直接向毛泽东交待高岗不可信用。毛泽东见势不妙，立刻倒打一靶，指责高岗破坏党的团结，离间中苏关系，顺便批判谭震林胡说八道，党中央只有一个。谭震林只好认错，悔恨没有理解领导的英明。邓小平更加过分，泄露了高岗和自己清除刘少奇的密谈内容。“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页）高岗吃了哑巴亏，心理还是有数的：“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播过。”（赵家梁等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41页）

高岗再鲁莽，毕竟不是三岁小孩，当初如果不是觉得邓小平站在自己这边，怎肯随便分享杀头的机密。他对“牛皮公司副总经理”（邓小平绰号）的痛恨，不会低于光绪对袁世凯的痛恨，然而悔之晚矣，只好自寻短见。高岗事件本质上是一次火力侦察，毛泽东由此掌握了苏联的真实立场和梁山系（红区党）／匪谍系（白区党）的相对实力。戚本禹说毛泽东本来无意整死高岗，而是想等风头过去再重新启用他，但在刘少奇和苏联系的强大压力下，不可能一点惩罚都不给。高岗发现上级和下级都在欺骗自己，苟活下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邓小平明知高岗死在自己手里，而非毛泽东手里，当然愿意给毛泽东整死的人平反，绝对不让自己害死的人翻身。这些现象都说明，匪谍系才是列宁党真正的主人。毛泽东虽然精于权术，也仅仅是自保有余而已。（以上四节参见《赫鲁雪夫回忆录》、《杨尚昆回忆录》、《谭震林回忆录》和《戚本禹回忆录》）

梁山系灰头土脸，匪谍系扬眉吐气。周恩来组织高饶垮台的善后工作，邓小平起草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周恩来本来打算亲自向全党宣读这份报告，却因急性阑尾炎未能如愿。邓小平重温法国和苏联时代的旧梦，替老搭档申张黄俄的主导地位，可谓得其所哉。饶漱石连坐下野，空出的肥缺中央组织部落到了邓小平手中。中央秘书长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前身，也由他兼任。他从办事人员升级为决策人员，端赖高饶事件。毛泽东敬酒不吃吃罚酒，得到了面子，丢掉了里子。这样的胜利多来几次，梁山系就要完蛋了。匪谍系如果不再忌惮梁山系的平衡力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要岌岌可危。刘少奇、周恩来虽然也是胜利者，但只不过保住了原来就有的地位。邓小平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如此不能鲤鱼跳龙门。高岗饶漱石如果平反，等于宣判邓小平篡党窃国。所以高岗家属的平反努力等于一张化学试纸，可以检验出共产党的决策层是不是还在邓系人马的控制之下。

刘少奇对邓小平格外满意，“叫大家崇拜邓小平，叫书记处多负一点责任”（《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1009页）毛泽东并不是这么想的，他希望邓小平当好他这个“医生”的“护士长”。（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2页）史达林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起家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曾把愚蠢的约瑟夫小弟当做打杂人员。毛泽东居然没有利用如此重要的位置，好好培养自己的班底，可见他自己的性格就是难耐繁剧的类型，梁山系确实也没有可用之人。朱元璋麾下的明教徒和草莽英雄出于类似的理由，不得不把许多要职让给科举产生的文人，但毛泽东和梁山系在二十世纪的处境，远不如朱元璋和他的小伙伴们。朱元璋打天下，主要依靠自己。他艰苦奋斗时，刘福通、韩林儿自顾不暇，没有给他什么支援。他功成名就时，刘福通、韩林儿已经败亡，不能对他构成威胁。毛泽东无论打天下还是坐天下，军事资源、战略布局、党政组织、情报特工都捏在苏联手中。他在建国第五年享有的独立性虽然超过刘豫，仍然赶不上石敬瑭。各种细节虽然都有影响，但关键原因还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复杂性已经大大增加。草莽英雄能够飞黄腾达，他很可能是最后一代。

邓小平不是安于打杂的角色，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给他提供了干预决策的机会。赫鲁雪夫犹豫反复，甚至想到徵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史达林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图谋不轨，正是因为赫鲁雪夫表现软弱。邓小平没有丝毫犹豫，主张苏联出兵镇压，因为政权最为重要，其他一切皆属次要。（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469页）他属于双手沾满鲜血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对挂在布达佩斯路灯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后生晚辈因为缺乏同样的恐惧，担负不起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决定了反右运动的基调，邓小平负责引蛇出洞。他聪明地指出：“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上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讲话》，1956年5月16日）毛泽东只关注龙云、费孝通等寥寥数人，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名单都是邓小平圈定的。（钟延麟：《邓小平在1957年整风、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国大陆研究》，第50卷第4期）他总结说：“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份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险。”（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