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一幅随处可见的图画——马恩列斯一溜儿有头没身子的大胡子之后，站着个金正日般体态肥硕的毛泽东，下面写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画如今已经不常见到，但是挖空心思要把自己摆在这一溜大胡子之后的遗风依然在中共高层绵延不绝。邓小平理论之后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之后是时下的 “保持先进性”——仿佛不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刻下自己的印记，这党魁就白当了一次似的。
“三个代表”归根结蒂是一种痞子理论，既没个明确的时体（过去时？将来时？完成体？进行体？），也没个合适的情态（陈述？可能？意愿？），蛮横地说“始终代表”，让人咋看咋怀疑中共打家劫舍，在人家的小姐少奶的牙床上随便地翻滚就是代表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时候就是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饿死三千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难怪这个所谓的理论刚一出笼就让街头的青皮阿三和乡间的村霸地痞看出了门道，欺男霸女，掳掠钱财碰上反抗时，就厚了脸皮说：“老子是三个代表……！”听起来比《沙家浜》里的“老子是忠义救国军……别说抢包袱，还要抢人呢！” 振振有词多了。
“保持先进性”虽然乍一看没有“三个代表”那么蛮不讲理，但稍加分析也不难看出这楚楚衣冠下的理论跛脚。
预设与立论悖论 “保先”的第一个悖论就在于该立论建立在“共产党是先进的”这样一个未经论证的预设之上。然而，这个预设除了中共自个儿会同意外，没有几个有头脑的中国人会去应声附和。从在中华民国之内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消极抗日，积极内战，到建立独裁专制，到以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来维护专制……任你里外搜寻，上下耙梳，也很难在中共的历史上找到几件说得上是先进的事情来。
历史不堪回首，现实更是难以入目。不说远的，就拿中国和周边国家相比，即使去掉日本、印度、南韩这些民主国家，中共政治的腐朽性依然让人掩鼻不及。当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被中共骂作“素质太低”，无法实行民主时，饱经战乱的阿富汗人早已有了民选政府。当胡锦涛言之凿凿地训令全国，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时，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总统却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承诺要军政分开，实行军队国家化。统治缅甸达40多年的军政府虽然臭名昭著，但毕竟允许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存在，甚至承诺要与反对派谈判，修改宪法，进行民主选举。而在中国，反对派从毛时代的“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到后毛时代的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投入大牢，或逐出国门，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合法存在的地位……事实表明，所谓的“先进性”这一预设完全是无中生有，因此与这一预设密切相关的立论自然无法站住脚。
过去，青灯孤影，玉执冰持之烈女可赞曰“守节”，倘是花街柳巷之烟尘女子中途改弦更张，只能叫“从良”。中共真地要改邪归正，从善如流，还是老老实实地叫“学先”（从先？习先？），而不能名实不侔地妄称“保先”。这绝不仅仅是个名称的问题。倘若叫做“学先”，中共也许还能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把眼光投向那些政治文明国家。而胡乱叫做“保先”，便保不准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始终”是这个那个的“代表”。更恐怖的是自己把自己捆死在了那排大胡子，特别是后来也凑了上了份儿的毛泽东、邓小平的身上，膜拜屠夫，师法独裁， “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迟早要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笑柄。
目的与方法悖论 即便退一万步说，中共真地以为自己始终先进，只是现在由于一些说不出口的原因感觉先进得不够，冥冥中有礼崩乐坏之虞，因此发誓想保住先进性，那么胡锦涛能开出一服什么样的灵丹妙药呢？折腾了几个月的“保先”，我们看到的是学习、开会、述职、评议之类的老套，不外乎延安整风以降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故伎重演。以这样的手段去达到“保先”的目的，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毛时代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关键在于毛泽东一向无法无天，政治洗脑和恐怖手段双管齐下，不惜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异己。面对暴力，所谓“威武不能屈”者毕竟少之又少，大多数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进而成为在精神上被共了产的躯壳。而胡锦涛眼下的中国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半遮半掩的对外开放，毕竟有依法治国的幌子挂在那里给人看，因此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法西斯手段已经很难再大张旗鼓地运用。更重要的是中共的群体贪腐，全盘异化，使胡锦涛即便要刮骨疗毒，也找不到一根没有彻底腐烂的骨头，剜肉补疮也没有一块肌体健全的肌肉，更何况共产党高层根本没有要强势惩治（即便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己党徒的意愿。
谈到目下的 “保先”运动，一位网络作家不无诙谐地问：“没有冰箱如何保鲜？”这个问题切中了另外一个致命要害，那就是在现有的制度下无法形成促使中共“先进”的环境。中共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以种种借口拒绝给民众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既没有权力制约，又没有舆论监督，自上而下是以稳定为借口的一片死寂，由着共产党的性子在那里独唱独舞，唱得是否入耳？舞得是否悦目？不允许人民批评，人民也早已失去了批评的兴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绝对的腐败绝对无法在绝对的权力下得到治理——中共怎么有可能逃出这个社会运作的铁律？
怯于法度，困于党私，觳觫于民主人权，所谓的“保先”终究免不了成为一场唇舌功夫。忙忙碌碌中的共产党似乎真地成了一种邪教，对现实视而不见，妄想靠着面壁内省，或是叨念些“唵嘛呢叭咪哞”一般的政治教条就可以大增内力，从而在国际大舞台上飞檐走壁，刀枪不入。那情景如果不叫做自欺欺人，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更加恰如其分的名字。
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悖论 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通过民主程序把管理国家的权力交给某一个执政党或个人，但同时人民又保持着监督执政者的种种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团体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绝对高于政党利益和个人利益。一个执政党管理国家的能力是该政党是否先进的最好说明，花言巧语的狡辩和天花乱坠的粉饰，在人民的选票前往往一文不值。
在中共看来，所谓先进性就是“始终”要做这个那个的“代表”，这个那个的“先锋队”，要“增强执政能力”，要“执政为民”……这种陈腐的思维透露出的信息是，中共依然抱着“家天下”的教条，天花乱坠地讲了一百圈，就是不要放弃一党专政，就是不要还政于民。由于中共坚持把一党独裁，我主民仆作为自己先进性的体现，它的团体利益就势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造成无法妥协的悖论——中共越先进，就意味着中国越落后；中共越强盛，就意味着中国越虚弱。如果中共真地像它自己希望的那样来个红色江山万代传，中国就将永失人身，万劫不复，“千佛出世，莫能救度”。比较中共争民意，夺政权时的花言巧语、假意逢迎和执政后的穷凶极恶，我们相信这一推论决不是危言耸听。
作者为本刊评论员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