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1988年出国留学时护照上的照片
谢盛友：非常特别的1977年
作者：谢盛友
1977年法国废除死刑。1月6日欧洲委员会成立。1月20日詹姆士·卡特当任美国总统。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22日——邓小平恢复工作。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统一考试，并批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已经超过正常的高考年龄，先后于1977年、1978年、1979年参加高
考，并相应于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的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习惯上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
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
我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我
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山大学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
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
那年头，同学
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也背英语单词。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
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
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现在的海外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我们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
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
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
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
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 （个人和家庭）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
（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
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
我们的确曾经拥有过人生最纯洁的理想，也经历过人生最丑恶的现实，不敢说我们把中国
国情看透了，但是我敢说，我们当中的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现在拥抱相反的理想，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出国，或者治学，在国内的竟然操纵了中国大陆现今
多数学术研究阵地；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则成为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乃至厚黑者，或者经商，或者从政，占据了省级上下相当多的领导岗位，工于心计，短于德
行，离开知识和书本很远，虽然出了几个实干家，更多的是贪官污吏。
我们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时候而已。
曾
为知青、后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大谈青春不悔。我们却忘记了，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我们完全忘记了更多
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我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
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们那时的高考，100个考生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被录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
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