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0讲座整理

当我们谈到伊斯兰文明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早在伊斯兰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老文明，中东地区的古老文明是全人类最古老、最悠久的；第二个部分是给这个古老文明输血的新生力量。这个新生力量也可以分为两个成分：第一就是先知默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一神教赋予它的巨大力量；第二部分就是原先处于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边缘地带的阿拉伯部落，这些野蛮的但是自由的骑士部落，把自己的秩序输入到肥沃新月地带已经衰竭的古老文明当中。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伊斯兰产生以前的中东。早在伊斯兰产生以前，这里面已经有两代文明的兴废了。我们知道，最古老的肥沃新月地带的文明，就是产生古老的埃及和苏美尔文明的那个母体，在雅利安人入侵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灭亡。古犹太人，创造旧约的犹太人，就是这个古老文明留下的唯一孑遗。旧约可以说是在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在全世界只有一种文明的时代留下的唯一一部书面的记录。然后雅利安人，就是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席卷了这个旧世界，建立了新式的文明。在这个新的文明当中，我们知道，希腊人、波斯人和古印度人都是同族，他们把新的语言和新的文化带到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孤立的古老希伯来人顽强的维系着古老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这个第二代文明时期的产物。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夜，这个古老文明也已经进入它的帝国时代，它的主要疆土已经被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瓜分了。在这个已经进入晚期的文明世界当中，蛮族已经很少，世界似乎变得非常稳定，无非就是，无论哪个帝国占上峰，它们实行的体制都是非常相似的，皇帝，官僚，国家管制的教会，似乎不会有什么新生事物产生了。这个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边角料，阿拉伯半岛就是其中之一。

「阿拉伯」这个名词的产生比阿拉伯人征服更早，范围也比阿拉伯半岛要稍微大一些。罗马时代的被称为阿拉伯人的这些部落，大体上讲分布在北自叙利亚、南自也门的广大地区。有很多部分，可以说是人口最多的部分，已经被波斯人和拜占庭人瓜分了。早在罗马时期，罗马人就曾经远征过所谓的阿拉伯菲尼克斯，这支罗马军团留下的报告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气候炎热，充满着斥泽，尽管没有很强大的敌人，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适宜，很不适合于征服，所以远征军去了又回来。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从亚历山大通向印度的商路，但实际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这条商路的主要枢纽还是在阿拉伯南方的也门。

当时阿拉伯北部，从叙利亚到伊拉克一带，分裂为许多城邦国家和封建性的公国。这些城邦和封建性的公国，理论上讲不是拜占庭的藩属就是波斯的藩属。它们在这些帝国的存在之下，例如在拜占庭的统治之下，往往会采取类似希腊城邦的宪法形式。在东部边境一带，则发展了一种很复杂的骑士制度，像锡拉王国，这些小小的王国、公国、共和国留下来了很多从精神上讲非常接近于欧洲中世纪骑士传奇和史诗之类的东西。它们的主要居民，从种族上讲，应该跟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相差不大，也经常自称和被称为阿拉伯人，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有很多是景教徒，也就是基督教的异端。波斯帝国内部有很多景教徒，但是拜火教徒在东罗马境内却是很少有的。这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分，被异族统治的部分。

阿拉伯的第二部分，就是罗马人企图征服但是没有成功的也门部分。这个地带是古老的贸易中心。旧约里面说的曾经访问过所罗门王的示巴女王，带着香料去以色列送礼的那一位，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这个地方本身是香料和没药的产地，古埃及人和希伯来人都大量的输入这些东西。其中部分理由是，他们的重要礼仪，例如是葬礼之类的，要用大量的这样的东西。木乃伊的制作需要很多各种珍贵的香料，所以是穷人负担不起的。以色列人也有这种习俗。像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有门徒带来价值三十多两银子的非常宝贵的香膏，把它用在耶稣上，这就是很大的敬意了，因为穷人肯定是买不起这种东西的。同时，也门也是印度货物的一个重要转口。在伊斯兰教征服以前，亲近拜占庭的阿比西尼亚，也就是埃塞俄比亚帝国，曾经一度征服过也门。实际上这次征服是得到拜占庭皇帝的支持的。但他们过了不久，又被波斯帝国的派遣军打了出去。小小也门在这两个大帝国之中反复折腾，渐渐的丧失了它自己的独立。

但是阿拉伯半岛中部，就是所谓的部落和城邦地区，是波斯人和罗马人都无法征服的地区，这里面住着真正的蛮族，自由的蛮族。它们有些是贸易城邦，像麦加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城邦是由几个从事贸易的大家族，用一种寡头共和制的方式轮流执政，用共享权力的方式维持的。由于它的主要财源依靠贸易，所以它大体上是一个实施宗教宽容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可以供奉自己的神，而拜神的收入、朝圣者的收入是城邦的重要利源，这也是它们保障宗教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部分地方是由各种部落组成的，部落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它的主要领导人是部落酋长，酋长行使家长制的权威，并不平等，但是也不很专制。因为酋长在战争中和平日的活动中都要依赖他手下的骑士，而他的骑士又跟他有比较强的亲缘关系。大体上讲，一个部落的骑士，彼此之间也就是表兄弟和堂兄弟之间的关系，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亲属关系，他们跟族长之间也有一点亲属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主要是根据习俗实施统治，不可能实施得有多么专制。同时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妇女的风习是比较自由的。尽管没有哪一个古代社会是完全实施男女平等的，但是沙漠上或者草原上的野蛮部落当中，妇女比定居文明要更自由，也就是说，她们比波斯和拜占庭的上层阶级要更加自由一些。

骑士时代，后来伊斯兰产生以后把它称为蒙昧时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有些诗歌在伊斯兰教成立以后还有很多诗人延续了这个蒙昧时代的诗歌的传统。它描写的英雄人物大体上是为情欲和名誉的渴求所驱使的少年。这些少年渴望的是爱情和武士的荣誉，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因为武士在交战的时候，各部落的妇女往往会在不远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躲在那里观战，替她们自己的男人吶喊，而在战争中得胜的骑士就很容易得到妇女的青睐；反过来，如果骑士失败了，那么他们部落的妇女很可能会被敌对部落掳掠而去。像蒙昧时代的一部史诗，描写沙漠骑士安特尔的故事，就曾经提到过，安特尔有一个最大的理想，就是为他心爱的情人打败敌对部落，而他自己的情人也非常害怕她的男人如果打了败仗以后，她自己有可能会被敌对部落掳掠去，当作敌人公主的陪嫁。

当然没有哪一个部落能够永久性的占上峰。此起彼伏的斗争既保证了阿拉伯部落的贫困，也保证了它的独立和自由。他们的贫困是独立和自由的主要保障，因为征服他们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利益却不大。而也门之所以容易被征服，关键就在于，尽管征服他们需要一定的成本，但是征服了他们可以得到香料和黄金，所以利益相当大，因此值得征服。而北方的平原地带、农耕地带，像巴尔米拉、锡拉这样的城市，就是因为钱太多了，所以才容易被征服的。

在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不断趋向官僚化的情况下，沙漠上的自由就会显得非常之重要，因为双方的各种组织能力和战斗力的落差是在不断扩大之中。帝国的雇佣兵自然是越来越死气沉沉，而部落的武士，尽管他们的人数不多，显得非常分散，但是真的在投入战斗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当时古老世界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由人，只有他们才愿意为自己作战，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会比原有的帝国士兵要大得多。到最后，伊斯兰教征服者真的打到波斯的时候，波斯军队是混合性的，混合的军队由少数波斯的贵族组成，重甲骑兵是真的有战斗力的，但是从巴比伦尼亚的平原上征来的步兵必须带着锁链才能打仗，那些步兵是最低贱的人，他们的命非常不值钱，他们的长官也完全不信任他们，他们显然没有什么战斗力。而这些人的存在，与其说是增加了波斯人的战斗力，还不如说是拖累了他们，构成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

同时在这个时候，波斯和拜占庭的边界地带变成了一个宗教竞争的地带，基督教的各个教派、拜火教、原始的多神教在不断竞争，阿拉伯各部落和城邦有很多已经信奉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先知默罕默德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伊斯兰教的。开始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他曾经游说过一些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部落，希望他们支持自己，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他也曾经在跟麦加贵族发生冲突以后，让他的部分门徒到埃塞尔比亚去避难，跟基督教有很多接触。它的教义跟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主要不同，就是进一步的清教化和简化。

基督教内部的主要争议就是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存犹太教的一神教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要跟地中海的多神教传统做一定的妥协。这个具体就体现在基督的位格上面，基督到底是神，还是人，还是既是神又是人，圣像或者是教堂上的装饰算不算是偶像崇拜，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政治味道是很大的。例如像以弗所这样繁荣富饶的城市，它愿意改信基督教肯定不是没有条件的。对于它来说，把他们原来崇拜的女神以圣母的形式放进新的信仰体系里面去，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而各地原来信奉多神教的民众，也很有可能把他们自己原有的信奉的神转化为圣徒崇拜。如果要把圣徒、圣母之类的东西完全去掉，把装饰教堂的各种装点统统去掉的话，有很多人都是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它在基督教内部最终没有取得主导地位。

但是从神学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实现了基督教内部的清教改革者没有实现的梦想，他们把上帝或者真主当成是完全独一无二的角色。基督有一个「基督到底是神还是人」的争论，但是先知默罕默德就没有这样的争论。伊斯兰教的定义是很明确的，先知本人无论多么伟大，但他还是一个人。他死以后，他的朋友和继承者都不能说默罕默德是神，或者默罕默德既是人又是神。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们替他哭泣的时候，有些人甚至说，他不可能死，不可能死，一定是暂时昏迷过去了，他还会回来再领导我们，然后阿布·伯克尔就回答说是，先知难道没有给你们再三强调过吗，他是一个人，他是会死的，你们这样做就是违背先知本人的教导。这样，在伊斯兰内部曾经分裂过基督教会多年的那种神学争论，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看清真寺和清真寺派生的文化，它们强调用马赛克合成的几何图案，但是不搞圣像诸如此类的雕塑创作，也是这个传统所造成的。

默罕默德死后，刚刚被他统一起来的阿拉伯部落实际上就面临着重大的选择：它们要么就是在新的伊斯兰教组织结合之下，把宗教的组织力量和部落的组织力量结合起来，去征服那些已经老迈的帝国；要么呢，在威望最高的人已经死了以后，那么原有的各部族之间的冲突很可能会死灰复燃的。我们从后来的伍麦叶家族当政以后的情况，以及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南方人和北方人、阿拉伯人和也门人之间长期的仇恨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各个部族之间的冲突，尽管它们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也只是暂时的收敛了一点，然后只要时间稍稍拖长一点的话，原有的部落和血缘之间的矛盾又会死灰复燃的。可以说是，如果默罕默德死后它们不马上向外扩张的话，那么过不了几年，它们内部的冲突马上就会重新爆发起来，对外扩张实际上是缓解内部矛盾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伊斯兰教征服之所以进行得非常迅速，主要是因为它面临着的目标已经为被征服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斯兰征服者在叙利亚和埃及遇上的情况就是，当地的大主教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督教顺民跟穆斯林谈判，结果发现穆斯林只要他们交税，其他一切就可以照旧，他们就得出结论说，这样跟拜占庭的统治其实相差不算太远。而且伊斯兰教最初的政权机构比较简朴，给当地人造成的负担很可能还要低于拜占庭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他们没有强烈的愿望要来为维护他们的宗教或是维护拜占庭皇帝而战。拜占庭皇帝的正规军一旦消失以后，当地的基督徒变得很乐意接受穆斯林的统治，至少没有很强烈的反抗意志。而波斯帝国呢，他们真正能够做出抵抗的人马，也就是波斯本土的贵族以及来自中亚的蛮族雇佣兵。波斯的财政基础，也就是两河流域巴比伦尼亚的大城市和农民，基本上没有任何做出抵抗的愿望。之后，在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以后，在呼罗珊地区到河中府一带，分散的部落和城邦跟阿拉伯人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但是核心的财富所在的巴比伦尼亚基本上没有做任何抵抗。可以说，帝国的长期统治已经把它治下的人民削弱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他们变得很像是家畜一样，很适合于财政部的需要，但是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这样的民众被新来的蛮族和新来的宗教征服，无异于是输入了很多组织资源，等于说是输入了他们社会原先所缺少的东西。

阿拉伯人的共和时代之所以结束，反过来说也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因素。如果阿拉伯人没有得到这些新征服的重大资源的话，那么原有的部族之间的矛盾，虽然可能是野蛮和血腥的，但是足以保证他们的威权不至于统一。但是征服了广大的土地以后，那么阿拉伯半岛原先的各部落之间能够动员的资源，跟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的巨大资源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种情况就很像是忽必烈得到了东亚的资源以后，他就可以利用东亚的财源反过来反对他在蒙古部落的老熟人。如果蒙古人始终生活在草原上，那么忽必烈的当权肯定是不合法的，他很容易被坚持传统的那些部落贵族打下去。但是他既然已经得到了中原的大量资源以后，他就不太依靠这些部落贵族，可以反过来哂盟麖慕饥�那�e取得的重要资源来压制和收买那些原有的贵族，使那些贵族无法维护成吉思汗的习惯法。阿拉伯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阿里死后的几十年内的三次内战中间，一度克尔白都被叙利亚来的军队烧毁了，但是从此以后，阿拉伯半岛的内战变得无关紧要了，部落虽然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但他们支持谁和反对谁已经不能左右大局了，大局要由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拥有庞大人口的地区的统治者来决定。

自从统治中心移向大马士革、然后又移向伊拉克以后，阿拉伯传统的由长老和贵族维护的自由就逐步消失了。同时，贵族妇女原有的在沙漠上享受的自由也基本消失了。当他们最初到第一个王朝，伍麦叶王朝，在大马士革时期，去沙漠未远，过去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消灭。当时的诗人和妇女就非常怀念在沙漠上的自由，尽管他们在物质上比原先要好得多，但他们还是留下了很多诗歌怀念过去部落时期的自由，哀叹进入宫廷以后，虽然富贵了，但却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这些诗歌在巴格达时代就完全消失了，因为到这个时候的阿拉伯人就已经像是满清后期的八旗子弟那样，仅仅在血统上还有古代阿拉伯人的血，但是早已经失去游牧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能回到沙漠上去享受他们的古老自由了。到这个时期，政权也从原有的阿拉伯武士手里面移向波斯的大臣手中，最后就移到突厥雇佣兵手里面。

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从阿拉伯半岛到大马士革、从大马士革再到伊拉克的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好的日子，就是所谓的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的解释权越来越多的移到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手里面，这个过程在哈里发麦蒙的时代达到了最高峰。麦蒙和手下的大臣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种古老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印度和波斯的古老文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大体上就是，上帝或者真主本质上是根据理性统治世界的，所以理解了理性，你也就理解了上帝或者真主。按照这个逻辑来推断的话，就是说，各种地方性的习俗、各种地方性的教派和它们的种种的偏见和习惯，就算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至高无上的真主是用理性来领导世界的，只有理性才是唯一真正的普世价值，掌握了理性就掌握了普世价值，理解了理性就是理解了一切。他们顺着这个逻辑去推断的话，自然会觉得一切宗教和教派、习俗的差别都不是很重要，因此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教是以宽容著称的。可以说，如果按照以后的很多教派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的哈里发和他们的大臣，他们的虔诚程度是很可疑的。伊斯兰教学者肆无忌惮的引用基督教和希腊人的文化财产，认为仅仅是把上帝称之为什么名字，那都是很无聊的事情，关键是在于怎样运用自己的理性。

但是理性化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讲理性的知识分子必然的缺少特殊的支持力量，可以说，他们是秩序的消费者。哈里发麦蒙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毕竟是阿拔斯家族的后裔，阿拔斯家族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默罕默德本人以前的麦加的古老家族，来自阿拉伯的原有的力量虽然已经被腐蚀和衰落了，但是还没有消耗殆尽，它可以凭借先人的余荫和巨大的财富，用来肆无忌惮的推行他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结果就是，不强调神秘的东西，不强调那些没法解释、非常高度个人化的东西，只强调那些能够用理性证明的东西。可以说，这样的宗教是不狂热的，一方面它是开明和宽容的，另一方面，它又失去了依靠和动员那些狂热分子的力量，同时在真正的狂热分子产生的时候，它也没有对抗他们的力量。

另一方面呢，因为它自己解释的宗教是高度理性的，是高度普世的，因此它也就得不到地方性歧视或者是种族、民族歧视所产生的力量。伍麦叶帝国存在的主要动力就是，最初参加阿拉伯征服的骑士团体构成一个相当于满洲八旗的团体，只有他们这个团体内部实行彻底的福利制度，每一个受伤的人都有抚恤金，所有的老人都有养老金，所有的妇女儿童都有生活保障和津贴，但是被他们征服的顺民就要纳税负责养活他们，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别是维持他们统治的动力。但这个动力随着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很快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开明的哈里发把伊斯兰解释为普世的东西的情况下，就更加不可能了。既然伊斯兰是普世的，那么人人都可以皈依伊斯兰教。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尤其是在埃及，90%的人口很快就皈依了伊斯兰。这就意味着他们原先的税收基础整个垮台了，异教徒、非伊斯兰教徒交税来养活伊斯兰福利团体的逻辑很快就要运转不下去了。这实际上是意味着统治力量的削弱，原有的政权的支持力量不存在了。

一视同仁的统治结果就是，你召来的大臣对你这个政权没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他不会像是满洲骑士肯定要拥护满洲皇帝那样。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大臣会觉得，任何人能够当皇帝，我都可以拥护他。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就是这样。它所运用的很多大臣是波斯人，而且当中还有很多原先是信奉佛教甚至东方宗教的波斯人。《一千零一夜》里面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就是最开明的哈里发麦蒙的父亲拉希德，另一个就是拉希德手下的大臣张尔蕃，张尔蕃所出身的那个家族肯定是古老的波斯家族，据说这个古老的波斯家族还是跟印度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巴格达哈里发时代被公认为是波斯文化发达的时代，其实从它本身的立场来看，它不是特别强调波斯文化，而是由于强调普世主义，自然而然的使离巴格达最近的波斯人占了上峰。

这样做还有第三个从长远看来是最危险的副作用，就是理性的、普世的统治必然要依靠官僚来维持，因为只有官僚才是真正完全理性的。官僚统治不可避免的要为有文化、知道怎样统治的士大夫阶级和皇室的利益，牺牲没有文化、充满偏见的普通草根群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伊斯兰教传统自然而然发生了分化：拥护哈里发、在哈里发朝中任职的那些人，不可避免的要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一部分 — — 运用限制和圣训中间强调「你们应该服从统治」的那一部分解释说，为什么你们应该服从哈里发现在的政治需要，哪怕是哈里发为了临时的政治需要去干扰审判之类的，那也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应该是如何如何有道理的；但是同时，距离政权比较远的，尤其是地方性比较强的部分，它不可避免的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间把各地原有的习惯法整合到沙里亚法当中，于是形成一个宗教法庭的体系。

我们知道，在古代世界，法庭是一个需要成本的事情，而政权本身，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皇帝本人安全的情况下，是不大有兴趣干涉一般人的审判的。如果你和你的邻居之间起了纠纷，或者你和你老婆闹了离婚案的话，因为这跟哈里发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要去麻烦哈里发打官司的话，哈里发不一定会管，如果要管你，他还要任命很多大臣，花很多成本。对这些不太重要的案件，最自然的方法就是，这些案件由你们自己社区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去管，比如说你们社区有一个学问很大、品行又很好、大家都觉得最讲公道的人，你们彼此之间起了纠纷，自然而然就会去找他仲裁，而他放下自己的活不干来管你的事情，自然也需要有一点报酬，那就像是孔门子弟会带着几块肉去找孔子那样，你们必须给这个德高望重的学者付点钱，让他出来仲裁你们的纠纷。他自己仲裁出来的结果，因为他仲裁的案件一般都是小案件，一多半是靠他自己的威望，他并没有强制执行的能力。如果他说，你这个做丈夫的没有理，那么下一次你就不能再欺负你老婆了，如果他说你这个做老婆的没有理，那你下次就不能再欺负你丈夫了，诸如此类。

这样积累下来的无数判例，从理论上讲也是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依据的，因为你无论判谁有理还是没理，你都可以到古兰经中去找到与此相似的内容。或者是在找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用类比的方法，就是说，原先在阿拉伯半岛的环境下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环境跟阿拉伯半岛不一样了，在这个改变的环境下，根据先知原来的基本精神，我们应该怎样在改变的环境下去兑现这种基本精神，然后做出新的判决。或者是在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把当地比较德高望重的学者集合起来，大家开会来讨论一下，叫「公议」。公议和类比是把习惯法融合到传统的沙里亚法中间的主要途径。但是这样的话自然就会造成门派纠纷，例如是，我们伊拉克这个地方的学者开会讨论出来的结果，跟叙利亚学者开会讨论出来的结果自然而然的不一样，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形成门派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些门派彼此之间同样都是能站得住脚的。如果你要打官司的话，你完全可以说是选择哪一派的学者去当你的宗教法官，那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自由。

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哈里发来说的话，在你只管一些民事案件、家庭婚姻纠纷案件的时候，我根本就用不着去猜忌你，也不会有兴趣去管你的事情，但是你如果管理的案件比较大了，例如涉及什么重要人物，而这个重要人物与国家利益有关系，我就要派我自己的大臣出来干涉，从沙里亚法庭的手中把这个案件夺走，强行弄到哈里发 — — 也就是朝廷建立的法庭中间。这个法庭叫做「听诉法庭」。听诉法庭最主要的特点，尽管它名义上也是按照古兰经办事的，但是它跟普通沙里亚法庭的不一样之处就在于，主持这种法庭的法官，他本人就是哈里发的大臣，他平时就是侍候哈里发的，他做出的判决，一般来说就不是仲裁性的判决，而是政治性的判决，主要的目的是要符合国家利益。

这样一来就变成，宗教法庭，大体上是民间的法庭，它的仲裁按照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一定好，但是一般来说，它不是眼睛往上看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宗教学者本人的威望和社区利益；而哈里发所建立的法庭，主要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利益。于是就构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哈里发的法庭更加世俗化一些，更加理性化一些，更加开明一些，对于非穆斯林、非伊斯兰教文化传统更理解更尊重一些，但是它是眼睛往上看的，是不尊重草根民众的利益的；底层的草根的宗教法庭呢，它更尊重社区利益，更照顾穷人的利益，但是它是更狂热、更偏执的，对于非伊斯兰的文化更不宽容的。

最初的几个学派还比较好，越往后产生的学派，原教旨色彩越强。但是越是原教旨主义色彩强的学派，就越是重视基层草根民众的利益，这两者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可以这样解释：现在的世道之所以不好，是因为现在的君主和法官都背叛了最初最纯洁的伊斯兰教的初衷，原始的最初的伊斯兰教是最在乎公平正义的，但是现在的人都是为了荣华富贵的缘故，眼睛都向上看了，只在乎埃米尔和哈里发的利益了，别的什么都不管了，我们要纠正这种情况，只能够恢复到原先最纯洁的时代，我们从古兰经和最早这些法学家的著作看，从早期那些判例来看，很明显，早期那些法官比现在的法官更公正一些，更在乎贫苦群众的利益，所以现在的统治者是不好的，诸如此类。罕百里派尤其是有这样的倾向。

而且这个说法是一定根据的。早期的阿拉伯统治者，像是早期的满洲人和蒙古人一样，是有比较多的部落自由，他们的君主和普通武士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打进城、有了大量的顺民和大量的财富以后，君主的地位相对的更高，臣民的地位就相对的更低。在忽必烈以前，成吉思汗对他手下的武士是必须比较客气的，因为他需要这些武士给他打仗，而这些武士也可能叛逃到另外一方面来；但是忽必烈以后的蒙古皇帝就不需要太在乎这些人，因为他有的是从中原地带选上来的士大夫，有的是从扬州、杭州弄来的大笔财富，草原上的武士对他已经不太重要，所以专制程度就加深了。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也很明显有这样的问题，尤其在突厥雇佣兵引入以后，不仅被征服的顺民算不上事，就算是原先的从龙之臣，原先阿拉伯血统非常纯正的大臣都变得毫不重要了。哈里发只要能够得到突厥禁卫军的欢心，就可以不在乎你们这些臣民，而突厥禁卫军如果对皇帝不满的话，完全可以发动政变，像古代罗马后期一样，推翻朝廷另建新朝，而市民和农民对这些禁卫军也是没有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皇帝建立的法庭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暗无天日了。这时候，民间的沙里亚法庭虽然变得越来越原教旨主义，越来越偏执，但是却是维护底层小共同体利益的唯一保障。

大概到十世纪以后，阿拉伯世界的通过宗教法庭、通过重新解释法律来造法的这个传统，渐渐的受到了很大损失，越往后，造法的传统越少，虽然没有正式终结。这个跟伊斯兰世界整体上趋于专制、趋于东方化的整个倾向是非常一致的。东方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突厥禁卫军和斯拉夫禁卫军的引入。他们的引入就说明是，来自阿拉伯沙漠上的统治者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秩序输出能力。最后，输入蛮族禁卫军的结果是，蛮族禁卫军取代了阿拉伯人，突厥人取代了阿拉伯人，苏丹制取代了哈里发制。也就是说，强人取代了合法君主。从伊斯兰法的角度来看，苏丹的地位比较像是幕府，它是一个非正规的权力，用中国政治术语来讲，它就是一个霸主。

霸主在原有的政治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合法的权力应该是属于信士们的长官、信徒们的领袖哈里发，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在哈里发本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维持秩序、穆斯林群众处在颠沛流离的情况下，那么任何军事强人，只要能够维持秩序、给那个已经变成傀儡的哈里发一点儿形式上的尊重的话，那么大家就会拥护这样的军事强人。这样的军事强人最初叫道莱，翻译成汉语的话大概就是国家柱石的意思，就像是北魏末期尔朱荣那些人他们的头衔就是柱国，其实这是同一个词，国家的柱石。本来这个职位是不存在的，只要哈里发和他的大臣还能够管事，柱国产生就是哈里发已经不管事了。

接下来，柱国维持不了多久也就慢慢衰敝了，新一代统治者就是苏丹 — — 「土耳其苏丹」的「苏丹」，苏丹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军事领袖，他存在的价值就是代哈里发摄政。他往往会发动政变，废除原有的哈里发，在皇室中间选出一个比较听话的亲王出来当新的哈里发，然后实际权力掌握在苏丹的幕府中间。他能够维持统治，全靠他的军事力量，因为别的冒险家也可能带着他的部队突然向巴格达或者大马士革进军，把原有的苏丹撵走，然后或者是让原有的哈里发当他的傀儡，或者是把原有的哈里发也罢黜了，另外再选一个亲王出来当新的哈里发。阿拔斯王朝的末期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间渡过的，各路苏丹不断的向巴格达进军，推翻他们原来的统治。最后一位干涉者就是来自外伊朗地区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幕府遥控巴格达政局没有多久，蒙古人就打了进来，把巴格达屠杀殆尽，从而结束了这场统治。

巴格达哈里发的灭亡，对于伊斯兰教来说是合法性的第一个沉重打击。以后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建立起来的哈里发，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以前巴格达哈里发曾经得到的那样的认同。本来最初的时候，共和时代的四位哈里发是全体穆斯林都认同的；大马士革的伍麦叶王朝虽然把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但仍然是所有穆斯林都认同的；巴格达哈里发的认同就少得多了，因为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分离了出去，但他仍然是大部分穆斯林的领袖；等到巴格达的哈里发垮台以后，那就是王纲解纽，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那个假哈里发自己没有什么威望，人人都知道他只是马穆鲁克和奥斯曼的傀儡；最后奥斯曼帝国在打败马穆鲁克以后，甚至连这个假哈里发都不打算维持下去了，直接由苏丹兼任哈里发，就是完全不顾这方面的传统了，这对伊斯兰教的合法性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以后，伊斯兰本身的活力和生命力都越来越衰竭了。奥斯曼帝国虽然仍然在欧洲做了大量征服，但它的征服主要是依靠巴尔干半岛的山民 — — 这些人原先都是改信伊斯兰教不久的基督徒，利用这些人，再加上一些基督教世界的叛教者组成的炮兵和海军，统治原有的穆斯林民族。所以奥斯曼帝国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实体：从欧洲看来，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延续了伊斯兰教的征服；但在伊斯兰世界的主体，特别是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北非的阿拉伯穆斯林看来，奥斯曼帝国才是野蛮的征服者。他们看待奥斯曼帝国和突厥人的观点，跟明朝遗留下来的那些士大夫看待满洲征服者的态度一样：一方面，我们自己是再也挺不起来了，没有突厥人维持秩序的话，我们就要被各种各样的野蛮部落和强盗鱼肉，没有办法，为了避免这些流寇统治，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奥斯曼人还能维持秩序，而且他们从理论上讲还是穆斯林；但是我们关起门来还是有点瞧不起他们，我们觉得我们阿拉伯人才是有古老文化的，阿拉伯语是如此的纯正和优美，古兰经是像诗歌一样优美，我们产生出了这么多诗人，产生出了这么多伟大的哲学家，你们这些从草原上来的野蛮人哪有我们的文化高。

奥斯曼帝国就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近代世界。近代世界产生以后，对于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奥斯曼帝国原先是凭着它的秩序输出能力得到了阿拉伯人的一种比较勉强的认同，但是西方人、欧洲人来了以后，奥斯曼帝国的秩序输出能力就变得不算数了。本来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学者承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是根据顺服统治者的原理，也就是说，你只要实际上能维持社会秩序，尽管你的所作所为有很多可疑之处，我们还是应该服从你，因为维护社会秩序、维护民生毕竟是第一位的。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英国人来了，英国人把奥斯曼人赶走，自己来进行统治，那么我们该不该顺服英格兰人呢？

是否顺服统治者的问题在早期的伊斯兰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习惯于突厥人和斯拉夫人的禁卫军统治以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必须要解释了。本来早期的沙里亚法处置异教徒问题的时候，一般是在假定伊斯兰教徒是统治者、而异教徒是被统治者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是不是应该承认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不是应该收他们的税然后再保护他们，诸如此类的，但是异教徒是统治者、而伊斯兰教徒是被统治者这种情况，早期的学者是没有考虑进来的。后来之所以考虑进去就是因为，一方面是像什叶派这样的异端派别统治了一部分逊尼派和比较正统教派的穆斯林，另一方面是突厥人这种传统的蛮族统治了自豪感非常强的阿拉伯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你承认不承认他呢？

那么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学者就自然而然的分成了两派。顺服派当然就是要找理由来说，尽管这些统治者有这样那样的不正统之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根据经文上的某些内容，把它解释成我们应该顺服他们。而比较民间、比较草根的门派就可能认为，这些统治者，例如罕百里派的学者，像泰米叶这样的角色，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有很激进的言论，例如他们会说，现在的埃米尔是些很坏的人，他们的财产不是合法得来的，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就是靠抢劫他们的臣民才发财的。顺服派的教法学家是不敢这么说的，他们会说，无论统治者怎么样，他们的统治再坏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好，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要让你交税，你最好还是乖乖的交，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比较合法的地位。而草根派的学者就不大在乎，因为他们反正是没有希望到朝廷做官，也不想去做官，他们所需要讨好的可以说就是市场，因为他们是为比较穷困、比较边缘化的民众提供司法和仲裁服务的，他们所提供的仲裁和他们的观点当然也要比较符合这些民众的偏见和利益。

而民众自然而然会觉得，你们这些统治者是如此的贪婪，把我们的钱都拿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像韦小宝说的那样，你们这些人还是鞑子，还不是我们自己人，那就更难以忍受了。但是难以忍受，我还是惹不起你，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范围内，我们打官司，拿了钱去请学者来给我们仲裁的时候，我们可以选那些说话符合我们意志的学者。例如像是天地会的会主如果请人仲裁的话，那他就肯定不会找投降满清的洪承畴这些人打官司，他们就要去找天地会的儒学大师，像陈近南或者陈近南的门徒和弟子去打官司了，因为这些人至少在理论上讲是不认满洲的。也就是根据这种逻辑，所以就产生出了像泰米叶这样的比较原教旨主义、比较草根化的伊斯兰学者。

然后英国人来了以后，西方殖民者来了以后，这个自然而然的解释就产生了：顺服派的伊斯兰教法学家自然会觉得，反正都是异族统治者，满洲人难道不是异族吗，日本人难道不是异族吗，英国人难道不是异族吗，我们在满洲皇帝面前三拜九叩都叩了这么多年了，那么日本人来，英国人来，他们还没让我们叩头，只让我们鞠一鞠躬就算数了，我们从三拜九叩发展到鞠躬，应该是很占便宜呀，同样都是外来的统治者，何必分彼此呢，顺服顺服顺服~我们把原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写下的著作重新翻出来，然后再演绎一下，解释一下，尽管这些英国人的长相、习俗、各方面都跟以前的奥斯曼人、突厥人、波斯人不一样，但是我们以前顺服波斯统治者和奥斯曼统治者的那些逻辑，用在英国人身上还不是同样适用？我们来一个类比推理，现在的环境跟以前的环境不一样了，我们的老师的老师曾经说过，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出于这样、这样、这样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顺服奥斯曼是合理的，现在既然环境变化了，我们类比一下，现在这个新环境之下，我们是不是服从英国统治者也是很合理呢？

像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我们所谓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就是从这个传统产生出来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现代主义者呢？因为现代化主要是西方人带来的，所以拥护西方化、拥护大英帝国统治的伊斯兰学者就变成了现代主义者的起源。但是你查看论证逻辑，他们的论证逻辑不是说因为你们西方人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才服从你的，他们的逻辑还是那种顺服派逻辑，是因为你们是统治者，你们把奥斯曼苏丹给打跑了，把莫卧儿皇帝给打跑了，你们能够实行统治，你们能够保障我们顺民安居乐业，而且在保障我们安居乐业的同时还保护了我们伊斯兰教的信仰，例如在印度，英国人来了以后保护了我们伊斯兰教的信仰，让我们伊斯兰教徒可以不受迫害，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就说明你们是合法的统治者，我们应该顺服你们。

这个逻辑有一个重大弱点就是，如果英国人走了呢，殖民主义结束了呢，如果西方人不再是统治者呢，那么这个顺服的逻辑就说不通了。所以顺服派产生了伊斯兰现代派，而伊斯兰现代派重大的弱点就是，它只有在一个西方统治的世界，最好是殖民主义统治的世界，它的逻辑才能够战无不胜，如果西方人主动的放弃了殖民主义，那么伊斯兰现代派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地位马上就会发生动摇，因为他们的整个逻辑就变得说不通了。另一方面，属于比较原教旨主义的各派还是可以坚持他们自己的逻辑，我们必须坚持最纯洁的伊斯兰教传统，我们依靠草根民众来供养，也不在乎你是英国人还是奥斯曼人，诸如此类的。然后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这些各个派系继续相安无事的发展下来。

最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凯末尔采取了突如其来的行动，彻底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于是就造成了所有伊斯兰教世界的宪法危机。伊斯兰教学者召集了好几次会议，希望能够在土耳其人废掉哈里发的情况下选举出新的哈里发。但是大家意见不一，最后始终达不成协议，新的哈里发始终没有选出。英印帝国也曾经向印度的穆斯林许诺，在土耳其人废掉他们的哈里发以后，给我们自己的印度的穆斯林找一个领袖，但是印度的穆斯林彼此之间论证来论证去，还是论证不出一个统一结果来，结果总之是整个泡汤了。哈里发制度最后残余的废除是蒙古人攻陷巴格达以后伊斯兰世界发生的最大突变，近代伊斯兰世界的各种新现象都是在1920年的精神风暴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现在所谓的伊斯兰复兴邉樱�在它最初產生的时候，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填补哈里发消失以后伊斯兰世界需要的信仰和道德方面的真空。没有哈里发的伊斯兰还是不是完整的伊斯兰呢？按照先知本人在世和最早几个各教派都公认为纯洁合法的那几个哈里发的时代的经验来说，这显然不对，众牧民不可能没有一个带头人，信士们不可能没有一个长官，后来的哈里发变得是被各种各样的强人架空了，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象征性的哈里发跟完全没有哈里发还不是一回事，没有哈里发，那么谁来承担这个道德权威呢？

没有道德权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每一个穆斯林的切身利益。例如我作为一个丈夫，我要管教我的老婆孩子，我自然要有所依据，我要拿出古兰经来说，根据古兰经上这么这么说的，我们家都应该这么这么干，我不是自己拍脑门发明出来的，我是有经典依据的；但现在哈里发都没有了，我的老婆孩子会不会说，你老人家再伟大，你能伟大得过哈里发吗？凯末尔将军连哈里发都给废了，难道你这个区区家长我们就废不了吗？社区当然更是这样了，社区里面的学者、社区领袖、富商那些人，本来是能够把穷人和没有文化的人指挥得服服帖帖的，一旦哈里发没有了，他们的处境就很像是清朝灭亡以后的遗老遗少了，不得了了，连皇帝都没有了，我们平时是讲王法的，皇帝都没有了，你这个赵老太爷还有什么用处？阿Q肯定会说，哎~以前皇帝在的时候什么都好说，现在皇帝都退位了，你这个赵老太爷还不该退位吗？我凭什么听你赵老太爷的话，你们原先不就是拿着皇帝来吓人的吗，现在我完全可以不听你的。于是整个伊斯兰教都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都要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如果搞不出新的权威出来的话，他们马上就会面临他们自己的五四运动了，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的话，就有很多人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方法来填补哈里发造成的真空，现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在这场运动中间产生出来的。

这场运动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产生了一些相当于是带路党的学派，特别是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阿拉伯人当中，这些人企图向法国人学习，把西方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那种民族国家构建理论拿到阿拉伯世界来用，这就是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但是民族主义者那种现代化是一种纯粹世俗化的模型，它解决不了阿拉伯社会内部的社区危机。这个社区危机，本质上讲不是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富国强兵的组织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华夫托党也好，自由军官团也好，可以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国家机构，但它解决不了地方、社区和家庭的权力问题。这些权力是要依靠柔性的道德权威来维持的，不是像国家那种刚性的权力所能够维持的。要么呢，这个新型的国家就要像列宁主义者一样彻底，插进社区里面去，把家庭和社区全都解散了，把地主乡绅统统打倒了，所有地方都只剩党委书记，但是这一点是那些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做不到的。要么呢，这些留下的社会空间，原先是听阿訇的话、听赵老太爷的话、听男性大家长的话的这些人，用什么逻辑才能维持他们原有的统治呢？他们必须得有一个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了。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伊斯兰世界礼崩乐坏的环境下产生的，所以它校正这种礼崩乐坏的方式也必然是反传统的。可以说，伊斯兰复兴运动或者说是传统主义者，它本身有它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它是强调伊斯兰的传统复兴；但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一种逆向的西方化。它为了确定自身的合法性，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原先早期伊斯兰教用来对付异教徒的那些逻辑，用来对付那些不合法的、跟西方合作的伊斯兰统治者，或者用来对付那些想要按照西方模式革新社会的凯末尔式人物身上了。如果按照1920年代以前的教法学家的逻辑来看的话，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很离经叛道的，因为按照原先比较老的伊斯兰教传统，一个穆斯林是不能够随意怀疑另一个穆斯林不是穆斯林的，就是说，只有真主才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穆斯林，只有真主才能审判他。如果一个穆斯林看到另一个人，他说我是一个穆斯林，那你是不能够随便质疑他不是穆斯林的。你如果随便讲，人家说他是穆斯林，你一定要说他不是穆斯林，而且要是冤枉了好人的话，你是要面临着下地狱的危险的。

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打破了这个原有的传统。他们的领袖人物库特布就提出这样的逻辑说是，只有真正纯正的 — — 也就是说经过他定义的那种沙里亚法的信徒通过吉哈德重建的社会，才是真正的伊斯兰社会，鱼目混珠的东西，例如像他当时所在的那些埃及统治者，无论是法鲁克还是纳赛尔，在他看来都是没有真正遵循伊斯兰的正道。如果按照传统伊斯兰学派的观点，比如说我是这一个学派，你是那一个学派，我虽然觉得你解释的不对，但是我还是不敢说你的学派就不是真正的伊斯兰学派，是属于异教徒，是属于Infidel。这就好像是，朱子的门徒不敢说王阳明的门徒不是孔子弟子一样，尽管我们意见不一样，王学家也有很多走狂禅的地方，但是我就是不敢说王阳明的弟子，说你们不是孔门子弟，说你们是佛门子弟。其实王学本来是比较接近佛门的，但是朱子的门徒是不敢说他们是佛门子弟的。传统的伊斯兰各学派之间相互攻击，也是不敢说你根本不是穆斯林，不敢说你是异教徒的。

但是这个禁忌在库特布时代打破。库特布就公然说，你们这些不虔诚的、不正义的、不知道维护正义的穆斯林统治者，你们根本就是蒙昧主义者。「蒙昧主义」这个词是很严重的。在传统的伊斯兰教当中，它指的是默罕默德传布伊斯兰教之前、原先那些信奉多神教或者其他宗教的阿拉伯部落。「蒙昧」这个词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就是，你们是愚昧无知的人，是得不到拯救的；但另一方面呢，你们得不到拯救，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你们自己的错，是因为先知还没有出世，还没有把他的道理讲给你们听，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听了先知的道理以后，你们是能够分清道理的，就是这个假定。因此，「蒙昧主义」这个词，按照传统解释，它是不适用于犹太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的，因为这些人是生在默罕默德出世以后，他们不是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古兰经才不信奉，他们是那种我看到了古兰经但是我还是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角色，所以你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蒙昧，而是因为你是异教徒。

而库特布的概念把蒙昧主义者和异教徒的概念完全混在一起了，他说，西方世界从本质上讲是属于蒙昧主义的。这一点，阿拔斯时代的伊斯兰学者是不会这样说十字军的。他们不会说狮心王理查德或者基督教的十字军是蒙昧主义者，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基督教骑士不是不知道默罕默德、没看过古兰经才不信奉的，他明明已经知道有默罕默德存在了，也看过古兰经了，但他们还是说，圣经才是真理，基督才是我们信奉的，我们就是不信奉默罕默德，这种人不叫蒙昧主义者，他是异教徒，异教徒跟蒙昧主义者不同。库特布就面不改色的说，西方的现代主义者从本质上讲是蒙昧主义者，同时那些不虔盏摹⑾窦{赛尔这样走错路的穆斯林社会统治者，他也是蒙昧主义者。我们要真正理解沙里亚，要发动吉哈德来打倒你们这些蒙昧主义者，建立纯正的沙里亚社会。这样一来，他就把沙里亚解释成为一个跟共产主义或者弥赛亚差不多的东西了。弥赛亚传统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的社会是不好的，弥赛亚来了以后，基督作王一千年，那么就是绝对纯洁的，因为现实的世俗统治者总是充满了人的弱点的，他不可能给你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只有基督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所以弥赛亚来了以后才有百分之百的公正。

但是传统的沙里亚法不是这样的，沙里亚法的学者不会说我就代表了先知本人或者是代表了绝对公正，他会说，沙里亚法包含着很多成分，古兰经本身讲的那是完全正确的，绝对纯正的，先知本人的言行，那是我们这些远远比不上先知的学者万万比不上的，但是问题在于，古兰经的东西有很多是很抽象的，没有涉及具体问题，例如打官司有很多具体问题是古兰经上没有写的，但你还得处理呀，古兰经上没有写的，那我只有比照古兰经的原则，我自己想按照古兰经的原则应该怎么做，做次一级的理解。那么我做出的这个解释跟古兰经的权威又不一样了，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是宪法和普通法律的关系一样，宪法的权威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但是普通的法律的权威则是比较次要的，普通的法律要服从宪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宪法没有讲得很具体的地方，你还是得制定普通法律。教法学家的解释就是这个样子的，尽管它第一不是古兰经，第二也不是先知本人以身作则做出的范例 — — 也就是逊奈，但是在古兰经和逊奈都没有涉及到的那些具体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古兰经的精神和先知的模范做出更加具体的细节上的解释，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如果不这样的话，社会就没法管理了。古兰经就只有这么厚，社会上涉及的各种官司如果写成文件的话，厚度肯定比它大得多，我们非得这样不可。

但是这样做，权威就有落差了，我得承认，尽管我是一个虔盏哪滤沽郑�而我所做出的判決，权威全是从古兰经和先知本人来的，但是我做出的判决绝对不能跟先知本人相提并论，绝对不能跟古兰经相提并论。因为我自己做出的判决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也不能说其他的学者的判决就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是不完美的人，其他学者也是不完美的人，我们有意见分歧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我的理解是对的，他也认为他的理解是对的，我们相互攻击，但是谁都不敢说我说出的话跟古兰经一样有效，跟先知本人一样有效。因此这样形成的沙里亚法是有浓厚习惯法色彩的，各地的沙里亚法不一样，各部族的沙里亚法不一样，各个学派的沙里亚法也不一样。没有人会觉得沙里亚法就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指南，实行了沙里亚法就会建立完美社会。

但是库特布的解释就不一样了，首先，你们这些穆斯林都是假穆斯林，假穆斯林也是蒙昧主义者，跟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多神教徒一样，你们全是蒙昧主义者，你们的沙里亚法也是不管用的，真正的沙里亚法一旦实行了以后，就可以制造出理想社会出来，实行了沙里亚法的社会就不存在有权威等差的问题，因为它是在古兰经和最早期伊斯兰教徒的纯洁的范例照耀之下，它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所以尽管现在的统治者也说他们的法律是沙里亚法来的，但他们不是真的，只有我们实施吉哈德以后，才能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这样，在真正的伊斯兰国中间，沙里亚法成为唯一的权威，跟古兰经一样纯洁，在这样的社会中间，不存在任何不公正的现象。

你可以看出，他对沙里亚的解释就跟原先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对弥赛亚的解释一样，跟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一样：经过了吉哈德这个相当于是世界末日大决战和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建立出来的伊斯兰国是一个纯洁的社会，这个伊斯兰国实行的真正的沙里亚法，那就不是像以前的那些不完美的教法学家做出的沙里亚法一样，那些沙里亚法只是一些不完美的解释，而我库特布所说的沙里亚法本身是完美的，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不完美，都是因为没有真正实施沙里亚法的缘故，实施了沙里亚法以后，我们就会完美了。

这样的逻辑当然会对现实的统治者非常不利，所以库特布本人最后就被纳赛尔绞死了，他的门徒也受到了长期迫害。但是他的传统留下来了，现在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他留下来的种子，种子现在已经长大。他们在穆巴拉克倒台以后曾经短暂的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然后又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了。现在中东所面临着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从穆斯林兄弟会来的。另外一些传统，像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和本·拉登这些人，虽然不是直接从穆斯林兄弟会这些传统来的，有些是从泰米叶的传统来的，有些是从另外一些复兴运动的传统来的，但他们的基本精神都是相似的。

基本上，他们重新解释的原则都是要把沙里亚当成一种不同于习惯法的东西，当成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类似于弥赛亚的东西，在目前的伊斯兰社会中间还没有实施，一旦实施以后，一切弊端都会迎刃而解。而在他们以前的伊斯兰学者肯定会认为，沙里亚法是早就实施过而且正在实施的，沙里亚法的解释者会认为，我的解释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也只能这样，我也只有这个能力了，反正大家都凑凑活活的过吧，谁让我老人家不是默罕默德本人的朋友和门徒，比那些真正见过先知本人的门徒差了好远了，现在的社会不如先知时代的伊斯兰社会，我也不如默罕默德时代的学者，但这没办法。这就好像是儒家学者说，我们现在不是三代上古之治，现在的学者也没法跟孔子相比，现在的社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儒家学者当中出现一个人跳出来说是，朱元璋也好，康熙皇帝也好，朱子也好，王阳明也好，他们都是假货，他们都不是孔子的真正门徒，孔子的真正门徒一旦实现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你们只要听我的，把孔子真正的意思实现了以后，把现有的这些统治者都推翻掉，按照孔子的真正教导重构社会，一切都会好的，那么这个人就会非常像库特布，他的门徒就会非常像是现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随着殖民主义撤退和冷战的结束，等于说是外部世界施加于阿拉伯世界的权威进一步削弱了，这也就意味着阿拉伯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削弱了。从1920年代直到现在，从政治和现实权力的角度来看，大体上讲是世俗派比较有权力的时代；但是伊斯兰的现代主义者在理论建设方面确实是乏善可陈的，可以说他们谈来谈去还是顺服统治者那些老调。维持社会秩序是多么的重要，哪怕统治者是异教徒，是异族，这方面那方面多么不公，多么贪婪，多么专制，这都没有关系，相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来说的话，这都是比较次要的，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服从他，诸如此类的，这都是老调重弹，没有新东西。但是伊斯兰复兴邉邮怯行耸|西的，无论是泰米叶的门徒还是库特布的门徒，他们都可以说是理论创新的。当然，理论创新者从反面来说就是异端分子。

库特布当时刚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就立刻造成了很大的分裂：他的崇拜者就说，只有他才是真正虔敬的思想家；而他的反对者就同样有理有据地说，这个人绝对是异端分子，跟着他走会给自己的灵魂造成莫大的危险。别的不说，就凭他库特布不过是个小学教师出身的人，以前多少无比博学的大师都不敢论证别人不是穆斯林，他一个小学教师根本就是一个民科，他居然敢动不动就说比他学问大得多、品行好得多的人，这个人不是真穆斯林，那个人不是真穆斯林，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任何真正虔诚的穆斯林在说别人不是穆斯林的时候都要好好想一想，这样做会不会把我自己的名分置于火浴之中，万一我说错了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凡人，我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就算他是一个假信徒，真主会知道的，真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如果是一个假信徒的话，我也完全可以相信，到真正的审判日那一天的话，真主不会饶过他的，他骗不了真主的，如果我跳出去说谁谁谁是假信徒，谁谁谁不是真的，那我不是把自己放在真主的位置上了吗？这是太不虔樟耍��@种行为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分子吗？诸如此类。这样的逻辑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两种逻辑之间如果发生冲突了，可以说是，要靠说服，靠理性论证，那是不可能的，最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谁能打倒谁的问题。所以最后，不可避免的，宗教改革终归是要通过宗教战争来解决的，伊斯兰复兴邉拥慕Y果也是要依靠宗教战争来解决的。

其实理论上的冲突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之所以等到现在才蔓延到政治层面，主要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外部势力直到冷战结束以后才最终撤出了中东地区。这主要是因为物质利益方面的关系，在外部势力还存在的情况下，实际当权的统治者为了现实政治的理由，多多少少都会更偏向世俗主义这方面。而依附他们的那些讲究顺服的伊斯兰教学者，虽然在民间可能不是很得人心，但是依靠官方的保护和支持，仍然能够在场面上讲还很像是主流派。一旦外部势力对中东失去干涉的兴趣，那么原先那些依靠外部秩序输入才能维持的政权纷纷倒台，力量的天平就迅速发生逆转，草根的、民间的宗教法庭一下子显得非常强大。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它「显得非常强大」，主要不是因为它在2005年之前和2005年之后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它的敌人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说，你显得很强大，不是因为你突然变强了，而是你的敌人突然变弱了。

我们回顾一下，满洲兵入关是为什么呢？不是说多尔衮的战斗力比皇太极突然升级了N多倍，而是说关内的明朝政府突然垮台了。在皇太极那个时代，明朝还能够勉强维持局势，到多尔衮那个时代明朝突然垮台，留下一片政治真空，进入政治真空，那你就像是摧枯拉朽。像现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所以突然暴起，关键问题就是这样。他们所依赖的是各种草根性的、民办的伊斯兰教法庭，这些法庭在原有的世俗统治者，像萨达姆、纳赛尔那些人的统治之下，是处在被压迫的状态，被压迫但是又没能被斩草除根，所以大家不大注意它；一旦纳赛尔或萨达姆这种人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因为国际局势变化的原因，突然崩溃了，于是一下子就留出了政治真空。

就好像说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像明朝末年那种情况，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皇帝上吊自杀了，于是皇帝任命的州官县官立刻卷起铺盖就跑了，像徐州、归德这些地方立刻就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情况下，在其他政权有可能进行干预之下，当地的儒家乡绅就会站出来说，我们组织一个维持会吧，保境安民，等着看看是南明的皇帝派军队来维持秩序呢，还是北京的清朝皇帝派军队来呢，还是西安的大顺皇帝派军队来呢，在这以前，我们先在本地里面拥护几个大地主、比较有威望的大员外，再找几个比较有威望的儒家学者，让那个员外把他自己的粮仓打开，招募一批民兵来维持秩序，然后再让那个儒家学者站出来论证一下，根据周公孔子的道理，我们为什么要拥护赵老太爷站出来当维持会主席，然后等待新的统治者出现。

中东现在突然冒出来的那些宗教法庭其实就是干这个角色的。在原有的政权倒台以前，他们其实是不大有胆子管政治事务的。他们管的也就是什么离婚案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跟我老婆打架了，或者说我能不能够娶某某人，我跟街上那个卖肉的屠夫发生纠纷的时候，根据教法的原则到底是谁有理，总之他们管的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世俗统治者能够容忍他们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没管大事。现在这位伊斯兰国的哈里发巴格达迪在巴格达的神学院毕业以后，他长期以来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他干的活就是当民办法庭的法官，穆斯林发生纠纷以后就来找他打官司，找他仲裁，然后仲裁的同时就会给他送一些仲裁费，他就是靠吃这个仲裁费过日子的。在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前的话，他一直在干这些事情。然后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于是群雄蜂起，像萨德尔(Mohammad Mohammad Sadeq al-Sadr)这样的部族领袖就带着他部族的子弟兵出来占领了一个城，把这个城叫做萨德尔城，然后跟其他的部族打仗。像西斯塔尼这样的宗教领袖也站出来，号召他的门徒在伊拉克南部维持秩序。

你要是把这个场景搬到东亚就是，明朝皇帝或者清朝皇帝垮台以后，赵老太爷站出来了，赵老太爷率领赵家的子弟，赵老大，赵老二，赵老三，赵老四，赵老七，赵老八，让这些赵家的子弟站出来，拿起武器出来维持赵家庄的秩序，或者是当地的大学者、著名的经学家曾国藩同志出来，让曾国藩的一代弟子、二代弟子、三代弟子、四代弟子都拿起武器，像武侠小说中间的张三丰的大弟子的大弟子的大弟子的大弟子这样，用他们的弟子团出来维持秩序。萨达姆倒台以后，伊拉克就处在这种情况，宗教学者让他们的弟子出来维持秩序，宗教法庭的法官让他们的信众出来维持秩序。然后这些团体相互之间斗争、吞食之后，总有某一个角色，要么是他的运气特别好，要么是他筹集到的资金特别多，要么他的战斗力特别强，要么就是这个领导人确实是很有文韬武略，总之，他会击败其他的种种领袖，把他的权力大大扩张出来。

然后西方的媒体对以前伊斯兰社会的生态不大了解，就会感到困惑不解，觉得莫名其妙，伊斯兰世界为什么剎那之间就突然变天了，都被这些原先不认识的人占据了，这些不认识的人组成的各个团体之间又在你打我我打你，然后其中又有一些是反对西方的，诸如此类。他们的报导是很有偏向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一个派别打了西方人或者杀了西方人质以后，西方人才会突然关注他们，给他们以超乎比例的报导。这个做法就好像是，比如说你在北洋军阀的时代，西方媒体完全不知道吴佩孚是谁，张作霖是谁，但是突然冒出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美瑶这个小土匪，带着几百号人，在凌晨彻旦绑架了一群欧洲来的旅客，于是西方媒体才会专门报导孙美瑶。

如果一个现代的记者跑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他得出的印象很可能会跟现在的记者看到中东的情况差不多。他会看到整个欧洲遍布着各式各样的教团，每一个教团都认为只有它自己是掌握了圣经的真理，其中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比较走火入魔的教团，它的领袖会说自己就是弥赛亚派来的，其他的统治者都是不合法或者是不道德的，可以在他的统治区，像所谓的「先知」约翰在明斯克那样（注：出自歌剧Le prophète），对他的臣民实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打破家庭，打破财产，打破一切，对于不服从他的教义的人实施野蛮的屠杀。如果他当时看到这样的情况，发出的感想大概也就跟现在看到伊斯兰国发出的感想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火星人的观念来看，超越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现代性的种种偏见，那么可以说，政教合一本身不是问题所在。宗教法庭、沙里亚法法庭必然是政教合一的。对于基层的小共同体来说，宗教跟道德是分不开的，道德跟行为模式是分不开的。你要撤销掉它的宗教，那也就是说让它的小共同体、让它的家庭和社区没有规范，这样的社会是没法存在的。你顶多说它的规范不好，我们另外给它换一套规范，但是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有一套规范。第二就是，宗教法庭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代表的恰好是比较民间、比较多元化的力量，而世俗化和现代化代表的反倒是那些比较接近于官方、比较一元化的层面。

同时，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谁能建立专制统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它所在的生态环境本身的演化，二是它自身的教义和理论特征。在这两方面当中，第一方面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各种势力之间的相互博弈最终产生出了一个胜利者，而这个胜利者形成了巨无霸的大一统势力，那么无论它原先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还是任何势力，仅仅是由于它所处在的生态位，它不可避免的要实行专制，把一切解释权集中到自己手里面，即使它原先没有理论，只要它被时势的发展推上了这样的地位，它一定会不得不制造出一种理论来把它自己的行为合法化的，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团体在龙争虎斗、处在一种动态平衡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些理论比其他理论更加革命性，更有可能建立绝对统治。这种理论的特征其实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并不是秘密，当时传统派的学者之所以要反对库特布和其他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就是，你是打算承认习惯法的相对权威呢，还是坚持说你自己就是唯一真理独一无二的解释者。如果你承认沙里亚原先就已经存在的那种希腊习惯法的机制，那么所有的权威都不是绝对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遵循这种逻辑的教团在攫取绝对权力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比较犹豫，因为这跟他们的理论是有点矛盾的；如果你的理论一开始就断定真理是绝对的，所有的习惯法都是没有权威的，而你自己是真理唯一的解释者，那么你在博弈产生出结果以前，自己身边就已经有了一套相当于是布尔什维克的整个那种机制，这样的机构已经预先假定自己是真理唯一的仲裁者和解释者，那么你攫取绝对权力的可能性就比其他的团体和教派要大得多。

但是这个因素是不如第一个因素来得重要的。我们回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可以说是，最接近于列宁后来理论的人其实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革命党，但是列宁在干掉社会革命党以后大量的吸收了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反而把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比较接近马克思原典的理论家统统给干掉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生态位的缘故。他既然已经用不合法的手段攫取了权力，已经处在无法后退的局面上，那么他无论如何都会找一些理由来把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他原先在革命以前曾经说过的什么话，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他总有办法，或者是自己出马，或者是找些理论家出马，重新做一下歪曲的解释，把他自己解释得很圆。但是其实理论上的解释是比较次要的，关键还是要看多方博弈当中最后会形成什么局面。

所以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裂保障自由的问题。只要各方面的博弈处在平衡态，没有任何一个派别占上峰，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没有任何一个教派、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占上峰的情况下，那么多元博弈的结果，无论你的起点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或者其他什么，最后形成的结果多半会比较接近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以后，大家早晚会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动态平衡的；如果分裂状态不能持久，最后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权威，哪怕这个权威在胜利以前是非常尊重习惯法的，从来不说自己是绝对权威，非常尊重其他学派、其他教派或者其他族群的利益，仅仅因为它掌握了这个大一统的地位，它不可避免的要重新修改或者重新解释自己的理论，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这一方面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

答问

大象：现在埃尔多安把军队将领、大学老师、法官都抓起来，他是要在土耳其搞大一统吗？

刘仲敬：这个很明显就是蓄谋已久的。如果政变对他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意外事件的话，他要愿意报复或者清洗，那么要么就是只针对政变的发起者，要么就是零零散散不成系统的。他这样有系统的行动说明，他早就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敌人，早就想做掉他们了。即使这个政变不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至少他也敏锐的抓住了机会，可以利用这次失败的政变实现他蓄忠丫谩�嚮往已久的偉大計勪保這就说明他并不打算仅仅做一个政治领袖，他要做一个社会革命家，他要整体上改变土耳其社会本身，这已经是很明显了。

但是改变的结果会不会如他所愿，那很难说。我们知道，在2005年的时候，伊斯兰势力还在土耳其处于相对弱势，它很可能会像九十年代的埃尔巴坎政府一样，被亲军方和亲世俗的力量轻而易举的赶出办公室；但是最终在2007年以后一步一步的把世俗派的力量都赶出政府中心、大量的改组军队以后，实际上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伊斯兰派和世俗派矛盾，而是伊斯兰派和伊斯兰派之间的矛盾，所以他才会指控葛兰(Fethullah Gulen)和他的门徒是政变的主要发起者。这个指控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但你也可以看出，生态位已经发生变化了。这种情况很像是1928年以后。1928年以前，斗争发生在革命联盟和北洋政府之间，也就是说列宁主义的拥护者和立宪民主制的拥护者之间；但是1928年以后，立宪民主制的拥护者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斗争就发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也就是说斗争发生在列宁主义的温和派和列宁主义的激进派之间。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世俗派的势力已经不成气候，主要的斗争就要发生在伊斯兰化的不同派别之间。现在，如果我们相信埃尔多安的话，那么斗争就是发生在他和葛兰的派系之间。

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因为伊斯兰教派，就像我刚才讲的，本质上是草根的和多元的，它的解释权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统一过的。尽管现在复兴运动的有一些派别坚持要把解释权垄断在他们手里面，但是其他的派别听不听他们的，并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嘴上。从嘴上和纸上进行论战的结果，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不服谁的局面。如果说有谁真的压倒了谁，那必然是他除了掌握理论以外还掌握了枪杆子，能够压倒别人。所以这样做的结果，要么就是世俗权威削减以后，各教派相持不下，使土耳其的整个局势黎巴嫩化，世俗国家丧失它的统治能力和保护能力，各个教派变成真正的统治者；要么就是某一派，也许是埃尔多安派，也许是其他的派，最终战胜了其他的派别，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肯定还需要有更多的流血，所以现在的这点流血才仅仅是开始。

大象：美国会放任中东这样动荡和流血吗？在未来的五年内，美国会加强干预还是减少干预？

刘仲敬：肯定会减少干预。减少到什么程度，那不好说，但是减少干预的趋势在过去四、五年内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减少干预的话，那么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不会出现，土耳其现在的政变也多半不会发生。伊斯兰世界的生态变化，本质上讲是冷战以后列强撤出中东的结果。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就很像是一战以后，中华民国的政治演变实际上是由于大英帝国和欧洲列前撤出的结果，撤出就有了真空，真空总有人填补，填补真空的日本人、俄国人必然的会龙争虎斗一番，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我原来是这儿的地主，那么我说了算，我定规则，这间房子是属于我的，那间房子是属于你的，都是定好的，大家不会起冲突；然后我撒手不管了，你们几个人就出来抢，因为你们都是新来者，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你们必然要打一仗才能确定规范。

崧源：伊斯兰世俗国家的外壳被冲垮之后，伊斯兰各教派肯定会向穆斯林占多数的地方扩散，像东南亚这样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可能也会从属于这种趋势。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尼，这里的伊斯兰派系是否会逐渐冲垮相对世俗的国家体制？

刘仲敬：等于说吧，在斗争最激烈的地方肯定会产生出战斗力最强的品种，而战斗力最强的品种肯定会向外围扩张。例如像是张宗昌手下就有一帮白俄士兵，只有几百人，但是打其他的军阀，例如孙传芳的几万部队，一点问题都没有。这里面的毛病出在哪儿呢？就是北洋诸将的军事技术，要么像段祺瑞，他是十九世纪末期的德国留学生，要么就是留学日本的学生，要么就是保定军校的学生。而保定军校的教官也是日本留学生，所以去日本的留学生和上保定军校的军官，或者是上其他讲武堂的军官，其实都是间接从日本那儿学来的；而日本那些军事技术本身也是留学德国学来的，因为日本的军事技术也是学德国的。所以无论直接和间接，通过本土的还是留学的这几个渠道，归根结底，北洋诸将的军事技术都是普法战争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普鲁士军官发明出来的技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革命，这些技术实际上是已经落伍了，但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白俄士兵到了中华民国境内以后就有了一个所向披靡的感觉。对于他来说，你们这些将领和士兵用的办法都是老古董的战法，使用的武器也好，军事技术也好，都比我落伍了整整一个世代，我打你真是太容易了。就像是欧洲的猎狗跑到澳洲去跟澳洲那些丁狗和鸭嘴兽作对一样，你们真是太落伍了。后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或者是训练的那些国民党军官或者共产党军官，打那些地方军或者北洋军也是所向披靡。共国两党的历史发明家把这些胜利的记录解释成为我们深得民心，其实恰好相反，人民算屁，人民从来都不打仗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无论是苏联红军还是白俄逃亡者，他们代表的军事技术，都比保定军校还是其他什么讲武堂培养出来的军官代表的军事技术先进了几个世代，更不要说苏联运来的先进武器和卢布这些东西。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中东地区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的要产生出战斗力很强的小团体；而外围，像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长期和平的地区，它们的团体虽然是存在的，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受到的压力比较小，它们的战斗力也肯定要次一级。那么中东的团体，无论是谁失败了，只要它跑到外围的任何地方，都会有白俄士兵或者红军士兵到中华民国来的感觉一样，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些人简直是不堪一击。处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不发展势力的。它发展势力，最有可能先去伊斯兰占主流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至少还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它比较可能去这些地方，而不大会去那些名义上是异教徒的地方。但是这一点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最重要的地方还是你的组织能力、组织技术、团结能力、军事技术这几个的综合。

我们回顾欧洲征服世界，它是怎样征服世界的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在佛兰德和意大利那些欧洲列强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军事技术上升速度最快的地方锻炼出来的精锐部队，那些精锐部队只要有极少数到了比较外围的世界，马上就是所向披靡。像是明朝皇帝用的那些大炮，他自以为是很牛，其实那都是过了几十年的。仅仅几十年时间，军事技术就发生革命了，以至于郑成功尽管是海盗出身，他取得武器的渠道比较先进，但是他对付荷兰人，也发现他的军事技术是明显落伍了。结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澳门过去的几百名葡萄牙的火枪手可以打几万清兵这种情况。

崧源：马来西亚伊斯兰党现在势力很大，足以挑战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但基本上还是在通过选举咦鳎��x中东的武装教团还有很远的距离。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教教团扩张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刘仲敬：在这个方面，伊斯兰教不如组织本身重要。巫统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它代表了马来穆斯林社会的第一次组织升级。但是面临着以伊斯兰化为代表的第二次组织升级，它又显得软弱无力了。马来传统的穆斯林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苏丹以下和他周围的一少部分人算是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动机之一，也就是从中东引进比较先进的组织技术和武器。火炮是非常重要的，东南亚的穆斯林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能够借此从土耳其帝国得到一些火器。哪怕是得到土耳其帝国很落伍的火器，在东南亚都是所向披靡，因为土耳其帝国的火器不如欧洲先进，但是又比波斯、印度和东南亚要先进很多，只要得到一点点，那就是足够所向披靡了。而基层民众呢，要么仍然是传统多神教，要么就是名义上信伊斯兰教、但是混合了多神教信仰，总之他们的组织度是不大的。英国人来的时候，你只要跟当地的穆斯林王公达成协议以后，问题就解决了，普通的群众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一直到六十年代，由于华人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刺激了马来穆斯林的民族主义邉樱�才產生了我们现在的巫统。马哈蒂尔之所以能够推翻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这样的老贵族，关键就是在于，他把西方式的群众邉拥恼��h技术引进到穆斯林社会。穆斯林社会本来是几个王公就说了算的，普通群众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马哈蒂尔和他周围的那些青年学生看到华人已经组织了自己的政党，英国人即将撤退，马来西亚很快就要面临华人和土族之间的权力争夺。他感到，像是拉赫曼这种只关心美女名马和美酒、只关心舒适生活的贵族，根本就不能够维持马来人的利益，马来人也需要有比较现代化的政党组织，于是巫统产生了。巫统产生的主要结果就是，挫败了华人企图夺取或分享马来西亚政权的努力，把马来西亚变成了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从这个角度来讲，巫统的组织度比穆斯林传统王公大，比华人传统社会大，所以它才能取得胜利。但是面临着新一代的伊斯兰邉拥脑挘�它的組织又显得太松弛了。

马来西亚所谓的威权民主是这样一种模式，就是说，巫统本身是依靠跟地方头面人士结盟的方式来扩充选举的 — — 因为名义上讲，马来西亚的政权是由议会授权，而议会则是由当地选民产生出来的。但是在同样一个选举的名号之下，涉及的社会复杂度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在靠近沿海的各州、华人势力比较大的各州是比较原子化的；接近内地的各州的话，宗族和部落势力仍然很强。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巫统的竞选组织都可以在选举之前通过跟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的幕后交易，大体上讲把基本盘搞定，出现意外事件是很少的。像五一三事件实际上是一次意外，但大多数情况下，它在选举之前就能够跟地方上的大佬大致上把利益分配的问题谈成。所以像马华公会这样的组织之所以能跟巫统长期合作，就是因为双方只要达成协定的话，那么就会有一部分华人的选票稳稳的站在执政联盟一边，而穆斯林社会这边也是一样的，你只要跟几个地方上的大佬达成协议的话，基本上大多数选民的去向就已经是有把握了，你不需要搞列宁主义性质的那种深度动员。大多数老百姓参加投票以前的话，就是看着当地的头面人物的动态，就会跟着他走的。

这种动员程度是不太高的，跟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和伊斯兰国这种同样具有先锋队性质的吉哈德主义相比起来，这种组织是相当脆弱的。它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它的竞争对手比它更弱，列宁主义的先锋队集团实际上是被英国殖民者的绥靖措施和马来孤立的地理形势所挫败的，但是现在出现的新的伊斯兰主义者同样也是先锋队性质的。它重新解释的吉哈德跟传统的吉哈德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吉哈德是包括多种含义的，包括个人的修身养性，像苏菲派的很多学者就把吉哈德给解释成为一种以神秘主义的方式，以冥想的方式、修炼的方式去接近神的做法，这样的一种吉哈德基本上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社会性了，另外还有很多种吉哈德解释；但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伊斯兰国所代表的这种吉哈德，它就是要制造一个先锋党，把极少数真正能够领会沙里亚、而且把沙里亚当成是公正社会化身的、有决心牺牲自己的这一个少数派的团体，要首先在他们自己的团体内部实现伊斯兰国的原则，这种的一种吉哈德的组织度是跟1920年代的列宁主义政党是差不多的。

这样的小团体一旦渗入一个比较松散的社会，可以说，传统的部落头人、买办老板之类的人是不可能斗得过他们的。在没有这种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像槟城这样的港口城市，可能一个大商人就可以号召他的员工去投票了，在内地，可能一个大地主就可以号召他的所有佃农去投票了，可能像印尼地方上的一个比较有声望的伊斯兰教士就能号召他的门徒去投票了；但是如果是从亚齐来的一帮真正的圣战者、或者更不要说是从中东来的一帮真正的圣战者的话，那么这种模模糊糊、主要依靠威望来维持的权力就很难斗得过他们严密的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斗争就不会再依靠议会选举来实行。议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会像是1970年的高棉国会一样，尽管在选举的时候你当上了议员，但是你根本没有用处，共产党的恐怖分子会在你的社区里面潜伏起来，谁不听他们的号令，他们就会暗杀谁。最后，你这个议员说的话其实根本号召不了谁，老百姓只会服从那些他们害怕的人，就是那些带着敌后武工队、如果你不听话的话就像鬼子来了一样半夜里面摸进你们家想杀谁就杀谁那种人。地方上的大多数老百姓会出于恐惧，被这样来去无踪、谁也管不住的恐怖分子吓倒，最后会服从他们的命令，颠覆整个政权。

要阻止这一点，你就必须有强有力的安全部队，让老百姓感到，如果我不服从恐怖分子和秘密团体的命令，警察有能力保护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连吴庭艳都办不到，而吴庭艳的安全部队已经是东南亚最强的了。柬埔寨的警察部队在共产党的恐怖组织面前是极端软弱无力的。1940年代的延安也是这样的，国民党在边区以外设置的县长、甚至是军统的情报站长根本挡不住他们的渗透。像师哲这种人就得意洋洋地记载说是，如果我们决定干掉中统的某个情报站的话，我们就带着队伍，越过边区的边境进入国统区去，连夜闯进那个情报站站长的家里面，然后把他和他的老婆绑起来，带回边区去审判，而国民党根本不来管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连国民党官员甚至是情报官员都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普通的民众怎么敢违背布尔什维克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早在内战爆发以前，可以说是边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早已赤化了。早在红色高棉掌权以前，大部分的柬埔寨农村居民已经习惯于服从红色高棉。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马来西亚的安全部队有能力对付得了渗透进来的这些先锋队组织吗？现在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大象：您刚才提到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是属于顺民的被征服状态，但是现在我们感觉中东的这些人非常暴力。他们是怎么从顺民变成恐怖主义，是怎样获得的勇气和组织资源呢？

刘仲敬：恐怖主义恰好是顺民的结果，它不是由武装集团决定的，而是由被武装集团统治的人决定的。如果双方都是武士的话，你搞不出恐怖主义。比如说在阿里和阿以涉打内战的那个时代，他们双方之间其实是相当有骑士精神的，一方面是谁也打不了谁，另一方面是，双方在作战的过程中彼此佩服对方的勇武，都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但是如果有一方是顺民，杀起来完全不费吹灰之力的话，那么残杀就会发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力行动。由于媒体的报导当然是集中在少数出名的武装分子身上，对大多数顺民是根本不会报导的，所以即使顺民是大多数，你留下的印象仍然会是社会非常暴力。你要是看民国初年的报刊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孙美瑶这种人或者是张宗昌这种人占据了社会主流，但是你只要仔细想一想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武力，虽然可以买到枪但是实际上自己买不起枪，也不会练武，只有等各路军阀打过来以后好好给他们交一点保护费，希望他们尽快撤走，不要糜烂地方的这些顺民，他们的人口肯定是占绝大多数，但是报刊上记载的肯定是那些比较显眼的武装集团。

大象：先锋队式的严密组织是怎样组织的？何处体现它们的严密和竞争上的优越性？

刘仲敬：竞争上的优越性是依靠偏执和残酷才能维持的。直截了当地说，任何团体能够维持，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对自己人好，对别人坏。但是这个落差的大小是差别很大的：例如一个马球俱乐部，内部人占便宜也无非是可以去看一些优惠票价和一些信息，不参加这个俱乐部是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的；但是一个严密的先锋队组织，首先它在理论上要达到这个高度，就是说，我们是真理唯一的诠释者，这样一来，反对我们的人本身就不是傻瓜，而是坏人。如果你按照沙里亚传统的解释方法，我的学派跟他的学派不同，我的老师跟他的老师意见不同，但是我会认为，我的老师是正确的，他的老师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我是聪明人，你是傻瓜，聪明人是不会去杀傻瓜的；但是按照先锋队的解释方法，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同，因为我的老师掌握了真理，而你的老师掌握了谬误，真理和谬误是不能两立的，我不认为我是聪明人你是傻瓜，我认为我是唯一正义的人，而你是邪恶的人，聪明人不会去杀傻瓜，但是正义之人一定会去杀邪恶的人，同时，背叛我这个团体的人，我也一定要杀了他。

理论是第一步，而且是比较小的一步，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实践。就在实践的过程中间，你要搞出自己的团体，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非常一致，对背叛者要有无情的惩罚。同时，周围的人在组织的强度和言出必行的准确性 — — 也就是说威慑的可信度方面都要不如你，达到这个程度，你的组织跟周围的组织相比就会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然这种组织一旦建立，也就会引起周围的组织螺旋形升级。凡是组织度不太强或者是相对比较弱的组织，或者是根本没有组织的普通民众，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就会越来越不利，渐渐被淘汰，消失掉，最后所有组织都变得比以前的组织度要强得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第二阶段、最后阶段的斗争才会不再取决于组织度，而是取决于各组织掌握的资源。在组织度落差很大的情况下，资源本身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组织度强的组织肯定能够掠夺组织力弱的组织的资源。

大象：从历史上来看，什叶派和逊尼派究竟哪个是正统、哪个是异端？

刘仲敬：当然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统。「什叶派是正统」的理论就是说，他们是支持阿里的党派，而阿里是跟默罕默德最亲的人；逊尼派的理论就是说，他们是从四大哈里发直接延续下来的，而且从事实上来看，他们是执政党，而什叶派是反对党。逊尼派当中比较讲顺服那一套，顺服统治者的理论比较发达，而什叶派的革命性比较强，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这个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最初的理论差异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以后双方的路径演变造成的。阿里和穆阿维叶、阿以涉他们打内战的时候，其实双方的冲突主要不是理论上的冲突，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理论，都认为默罕默德的理论是正确的。他们的冲突就是说你们使用的手段对不对，特别是在奥斯曼遇刺以后你们处理这件遇刺案的方法是不是光明磊落，是不是有包庇凶手的嫌疑，是不是有家天下的嫌疑，诸如此类的东西。

大象：您刚才提到，蒙古攻陷巴格达的时候，巴格达是一个花剌子模的王朝。花剌子模在之前和蒙古打仗的时候，有没有动用从中东汲取的资源？

刘仲敬：它不是花剌子模的王朝，而是花剌子模的幕府。花剌子模的大本营设在河间，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就是长春真人所说的那个河间府，但是它派了一支卫戍部队进驻到巴格达。这时候巴格达已经残破不堪，也就是因为有哈里发在，才享有一个地位。你可以假想一下，这种格局就比较像是德川幕府常驻在东京，依靠武藏野的资源维持自己，但是天皇还在京都，幕府会派一支人马，代表它在京都去驻着，以防有其他人利用天皇给他捣乱。花剌子模的模式就是这样的，它只派了一支很不重要的部队进驻到巴格达去，但是这支部队足以扫荡巴格达附近的小军阀了，因为这时候巴格达周围已经残破不堪。其实织田家上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什么三好家族之类的在京都附近不可一世的土豪，被远方来的这支上洛军扫荡得一乾二净，以后，关东的幕府就一直能够控制京都的局势，而京都附近的豪族拿他们没有办法。当时巴格达的局势就是这样的。

花剌子模不能从巴格达弄到什么资源，恰好相反，巴格达是个倒赔钱的地方。因为它自己已经不再像过去帝国统一的时代那样，能够把整个中东各省的贡赋集中到巴格达，那时候的巴格达是繁荣的；但是土崩瓦解的时候，巴格达只剩下自己一座城，而城里面还要支持哈里发本人和他的无数公卿，支持他们的排场，这就是很窘困的。所以任何能够控制巴格达的幕府不但不能从巴格达掠取资源，反而需要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养活这个名义上的朝廷，因为这个傀儡朝廷毕竟是我支持起来的，我不能把它弄得太穷困，好像弄得天皇陛下和汉献帝都穷得一塌糊涂，这样我这个曹操也脸上无光，尽管我实质上的资源是从外伊朗、从呼罗珊来的，但我还要分出一部分来维持巴格达的面子。

对于巴格达哈里发来说的话，有这样一个幕府既是灾难也是好处：是灾难，因为它把我变成了汉献帝，我一点都得不到自由，如果我说话做事不符合幕府的意思的话，说不定还会被幕府废掉，再换我的侄子或者是什么表兄弟出来当权；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个幕府的话，我连这个宫廷的排场都维持不了，公卿显贵尽管爵位很高，我却没有办法给他们发俸禄，他们还要自己想办法去卖字画为生，总而言之是要过很穷困的日子。其实蒙古人首先打掉了花剌子模以后，巴格达哈里发就再次落入这种很狼狈的情况，因为没有花剌子模、而蒙古人又还没有到巴格达的时候，巴格达又恢复了群龙无首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哈里发和他的朝廷又要没人养活了。

大象：假设蒙古人不打花剌子模的话，会有其他人，比如说突厥人重新组织一个类似物吗？

刘仲敬：如果蒙古人不去巴格达的话，过不了多久，叙利亚或者埃及就会有其他的军阀崛起，这些军阀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到巴格达去，或者在巴格达支持傀儡政权，或者从巴格达找一个比较正统的亲王，把他迁到埃及或者叙利亚去，以便挟天子而令诸侯，这肯定是大概率事件。后来马穆鲁克实际上就做了差不多的事情，只不过一般人认为他扶起来的那个哈里发是假的，也就是说没有正统的王室血统。如果蒙古人没有去把那个正统王室消灭的话，你可以想象，马穆鲁克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军阀早晚会到巴格达去弄一个比较正统的亲王。

崧源：伊斯兰武装教团的做法是一种类似中世纪的争斗从而提高了组织度，还是一种列宁主义先锋队式的最后消耗？

刘仲敬：伊斯兰国地区的教团大部分并不是列宁主义的组织，所以实际上如果单凭人数或者是看德高望重的教法学家的话，那么库特布这些人的精神后裔和现在的伊斯兰国还不能说是多数，大多数比较传统的教团还是根据原有的师承和门户之见，它们的行为逻辑就比较像是信奉程朱理学的各个儒家门派那样，所以它们并不是列宁主义的派系。但是它们这些派系在比较新型的、具有先锋队性质和异端性的新的教团面前，表现得很没有抵抗力，也就是说，动员能力在各方面都不如这些新的组织，所以它们正在斗争中间渐渐的落了下风。所以这整个形势比较像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刚刚崛起，传统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人数上还占优势、但是不知所措节节败退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外来的干预的话，可以想象，未来几十年的趋势就是，比较激进的、组织度比较强、先锋队性质比较强的异端性教团会逐步地吃掉那些比较传统的保守社团，把它们的资源汲取出来，实现建立伊斯兰国的梦想。

但是这个建立伊斯兰国的梦想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对既有资源的消耗。像逊尼派的部落区，最初是为了反对什叶派的动机接受了伊斯兰国的统治，但它们现在就处在一种被消耗的状态，这个情况跟苏区非常相似。尽管伊斯兰国通过走私石油和其他各种方法弄到了很多财富，但是它还是对原有的伊拉克中部的逊尼派地区进行了非常严密的组织。单从征粮征款这一方面来看，它从伊拉克北部的小麦产区征到的粮食已经大大超出了奥斯曼帝国、英国殖民者和萨达姆政权的征敛，给当地造成的负担无疑很重。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设立的安全委员会比以前的部落酋长统治力量强，对原先的当地的头人能够实施非常有效的威胁。

在伊斯兰国的政体当中，政府委员会占的主导地位并不强，内部的沙里亚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才是真正掌权的部分，这些部分的官员对于名义上的政府是可以行使生杀予夺的大权的。而名义上的政府在这种恐怖的威胁之下，对传统的部落和宗族组织行使了大得多的掠夺。这个掠夺的背后就是伊斯兰国严厉的审判制度，他们根据非常小的理由就可以判人死刑。这里面一部分是因为实行原教旨教义的缘故，为了使我们的生活纯洁化，各种各样不道德的罪行，原先世俗政权可以放纵你们，现在我们不能放纵你们；但是这种逻辑很容易的被利用到政治方面来，我要搞掉你的话，不愁不能从中间用这种审判方式找到借口。于是实际上就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恐怖统治。正是依靠这种心照不宣的恐怖统治，伊斯兰国才能够得到比以前的任何政权大得多得多的东西。

但是当地社会能够支持多久呢？很明显，当地社会的精英已经开始逃亡了，最先逃走的是人数极少的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从十八、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一直是欧洲文化的引入者，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明者。他们走，就是走掉了最上层、最接近西方的1%~5%。随着他们走掉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受不了经济压迫和各种限制、最有钱最有条件的人也会开始逃走。基督教徒能够逃走，主要是出于伊斯兰国当局在这一方面还比较坚持原则，因为古兰经明确说过，如果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这些有经人跟你们签署条约、向你们投降的话，你们无权不接受，也就是说你们非得接受贡赋，然后保护他们不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就是违反了先知默罕默德本人的教训，伊斯兰国在这方面还不敢违背教训。所以其实他们如果是只考虑利益的话，就不应该让这些人走掉，但是这些人已经基本上走空了。下一步，为了避免进一步有人出走的话，那么安全委员会不可避免的要加强他们对基层组织的控制。这个控制是螺旋形上升的，最后，不可避免的要把他们原有的社会渐渐的榨干。

崧源：榨干以后会如何呢？

刘仲敬：榨干以后，那就非得转移了。现在伊拉克中北部给它提供的资源主要就是两种，一是小麦，二是石油。伊斯兰国还有其他很多乱七八糟的来源，就不说了。如果油田被联军攻占了，然后小麦又被榨得差不多了，当地的生产力受到严重损害，那么它不可避免要转移的，转移到资源还比较多比较充实、但是当地的各种组织又没有它强固的地方。实际上，伊斯兰国从伊拉克转向叙利亚本身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这样很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损失。在它撤离的地方，除了那些能够生产石油的地方以外，可能就会真正变得荒漠化了。这种事情在中东那个生态环境本来就已经极其脆弱的地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像伊拉克中北部的小麦产区是非常依赖灌溉系统的，而灌溉系统长期以来也是依靠地方上的小共同体经营和维持的。伊斯兰国这么样一搞，很可能在它席卷过去以后，当地的部族长老、宗教教士之类的头面人物，要么就是屈服加入了伊斯兰国，不屈服你就可能被它搞得干干净净的，剩下的纯粹散沙的小民很可能是没有能力维护那些灌溉系统的。那样的话，这些过去的小麦产区很可能一下子就会变成沙漠。

大象：所有的先锋队最后都会导致社会的退化吗？

刘仲敬：先锋队要么改变它自己的理论和行为逻辑，要么就没法维持下去。它的逻辑就是，它是真理唯一的解释者，因此它必然要成立相当于是宗教审查委员会这样的东西，由这个委员会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机构来确定谁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跟它在理论上的生态位最接近的人是最倒霉的。例如伊斯兰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因为古兰经已经明文规定了，对古兰经有明文规定的东西它也不敢大改，而且基督教或者犹太教无论怎样解释经典都不影响它的基本盘；它最需要打击的就是那些跟它自己原先观点不同、而且在伊斯兰国成立的过程中间还发表过文章嘲笑它的人。这种人是相当多的，只不过伊斯兰世界以外的人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伊斯兰国最初开始成立、还没有来得及攻城略地、看上去非常不走叩臅r候，伊拉克和埃及有很多宗教学者都发表文章嘲笑它，说它是一个paper state，一个纸上谈兵的国家，总之还有各种各样的教义这个那个不合规范之类的东西。这些人落到伊斯兰国手里面，就肯定会变成第一批清洗的对象。这样的先锋队政党造成的主要结果就是干掉精英，只剩下那些最卑微、什么资源都没有的散沙小民，经过它扫荡以后的社会本身就会沙漠化或者是进一步沙漠化。

大象：马丁•路德革命时北德意志地区的情况是否类似于这种现象？

刘仲敬：北德的教会、各种教派是很多的，其中比较极端的教派，像再洗礼派，他们的表现确实是很像列宁式政党和现在的伊斯兰国。

大象：那他们有没有对北德意志地区造成损害？

刘仲敬：肯定的。欧洲唯一一次有点像大洪水的事件就是这次宗教战争，它把法兰克尼亚那些所谓的花园地区长期变成荒漠，把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崧源：伊斯兰国现在发动的对西方的各种恐怖袭击壮大了自己的声势，这会刺激西方亚国家团体的复活吗？是否会打破自由平等博爱多元的政治正确框架？

刘仲敬：伊斯兰国的基本方略是非常像共产主义的，也就是说，首先所有共产主义者都要相信共产主义是会最终胜利的，伊斯兰国的信徒也是相信最后的大决战以后伊斯兰国会是最后的胜利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具体的方略。照美国军队缴获的那些伊斯兰国第一代创始人制定的革命方略，他们是分为四步的：第一步，先要在传统的逊尼派统治区建立伊斯兰国，产生自己的哈里发；第二步，要拔掉插入伊斯兰世界心脏的尖刀，也就是什叶派的势力，把他们彻底消灭；第三步，重建哈里发黄金时代的辉煌，然后跟以色列平起平坐，跟以色列作斗争；第四步，跟罗马，也就是所有的世俗势力，进行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也就是启示录里面那一套。

现在它还处在第一个阶段，所以它在第一个阶段打击的恰好是跟它生态位最接近的各种派系。在这个过程中间它需要有竞争，也就是说，它需要在各种声称自己代表了正道、声称自己要建立伊斯兰国的吉哈德组织当中，证明它是最正确而且是最成功的一个。为此，它不但不会否认恐怖活动，而且还会尽可能的把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都拉到自己手里面。我们都知道，后来纽伦堡审判的时候有一个矛盾现象，就是说，纳粹自己报告出来的杀犹太人的数目实际上是夸张了的，真正的死亡数目没有这么多。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纳粹系统的内部有一个争功的问题，各个不同的部门向希特勒报告的时候都要说我的功劳最大，我杀的犹太人最多，如果实际上我这个地区没有那么多犹太人的话，我也要多报一些数字，好让上级认为我很重要。伊斯兰国所处在的那个生态位就是这个样子的。

西方对它的反感对它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在各个团体中间证明自己最正统、证明自己的圣战成绩最好，对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实际上有些案件本来是孤狼作案，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小团体、甚至是几个个别的人、甚至是一个个别的人决定去作案，但是伊斯兰国都会毫不犹豫的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说，这些人是我指使的。是不是它指使的，这很难说，因为有的事情，比如像美国前一次类似案件的话，很可能不是它指使的，而只是受它影响的。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受它指使」就是说，我自己训练出来的，按照我的计划去办的；「受它影响」就好像说是，我在图书馆里面看了一下资本论，然后就在资本家的门口扔了个炸弹，这不是共产国际有计划的行动。这两种行为是有差别的，美国的那一次恐怖袭击很可能是属于那种影响的产物，而不是直接策划的产物。但是在伊斯兰国自己的位置上看，它需要尽可能的把诸如此类的这些活动全部认领到自己门下，这样才能够加强它在中东的地位。

至于欧洲，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欧洲有各式各样的恐怖袭击，有一些是伊斯兰国指派的，有一些是非伊斯兰国、但同样属于伊斯兰复兴邉拥目植澜M织指派的，有一些是孤狼作案、只是受到间接和模糊影响的个人作案的，但是这三种情况归根结底都是作用到欧洲本身的社会，效果都是基本相同的。欧洲社会应该对此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欧洲仍然是像十六世纪加尔文那个时代的话，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有枪，所有的教会，至少是欧洲大陆的教会都有卷入某一场宗教战争的准备。那时候如果真的发生暴力事件的话，那就要看谁的枪多，谁能打了。像目前发生的这种数量级的恐怖主义组织，只要它们动手的话，基本上是过不了几个星期就会被周围比它更强大的教派团灭掉的。之所以会发生像现在这种情况，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国家权力极大的扩张，使民间社会普遍的丧失了自己保卫自己的习惯。但是依靠国家来保护你，成本是相当高的，你只有在历史非常短暂的窗口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真正遇到的挑战就是这种模式。

对于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来说，你是干脆自己统治自己、组织小团体来保卫自己，还是相信国家警察的保卫，那么这就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如果一次又一次都是相信国家的人吃亏、而相信自己的人占便宜的话，那么无论原来的情况是怎样，仅仅是出于自然选择的结果，天平必然的会向小团体这一方面移动。也就是说，原先讲求爱与和平的那些人，无论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声势多么大，但是最后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以后，就会由于不断的两头吃亏的缘故，能够占据的生态位不断的减少。

大象：在欧洲内部有没有像工党一样的势力，故意引外来移民伤害本土社会，作为国家权力，优先打击本地的右翼基督教之类的小团体，而不去打击穆斯林恐怖主义？

刘仲敬：这样的人不但存在，而且早就存在了。但是他们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不是在左派政党当中，而就是在欧洲的官僚系统内部。这种事情他们早就干过了，而且不仅是在欧洲，就是在大英帝国内部，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就有这样的事情了。这些官僚会压制殖民地的亲英势力，而为粉红色势力上台提供可乘之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国内证明传统的英帝国已经无法维持，我们应该尽快撤退，回国来建设福利国家。这些事情他们早就干过了，现在的欧盟的官僚肯定正在干同样的事情。

大象：这样的斗争中谁会胜利？

刘仲敬：这就是一个演化博弈的问题，事先是没有答案的。关键是在于，看你能不能够尽早的有足够多的人放弃国家无所不能的幻想。这种事情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选举中的胜利。如果欧洲社会还有生命力的话，那么最可靠的标志不是说某一个右派的政党在选举中打败了左派政党，而是民间社会团体渐渐的抛开国家，自己保卫自己，把原有的国家权力，像是查理曼的后裔和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变成一个自说自话的舞台，变成一个非常不重要的边缘化的地方。

崧源：马来西亚的主旋律是，有威权性质的巫统和强调多元的华人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这种类型的斗争在台湾已经开花结果，但在马来西亚还在未定之中。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把这种斗争的进程打断了，您怎么看？

刘仲敬：马来华人从来也没有过希望。如果马来华人能够在独立的当时夺取政权的话，那他们的处境倒有点像台湾的国民党，而马来的穆斯林反倒像是台湾的民进党 — — 他们是草根势力，他们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但是家庭观念和社区观念比较强、小共同体比较强而生育率比较高的。这些现象都是彼此有连带性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育率比较高，人口增长比较快，那它必定是家庭观念比较强，传统观念比较强，小共同体比较强；走白左路线而生育率低的那些，必然是经济地位比较高的阶级。所以实际上，台湾民进党战胜国民党所代表的这批人，跟马来穆斯林战胜华人是同一类的现象，都是绿色起义的现象。只是马来比台湾要更厉害一点，国民党毕竟曾经在台湾统治过一段时间，而华人在马来顶多是分享了一个次要角色，而且时间还没有那么长。但是同样的现象已经发生了，而且马来已经走得更远，就是说，在六、七十年代巫统还可以说是代表了马来的基层力量，现在它已经是代表了一个进入中产阶级生态位的力量，现在的基层力量已经是正在引进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势力了。所以下一波的冲突已经不会是在华人和马来人之间，华人已经out了，人口不断萎缩，再过十年就要变成真正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会退出斗争了。下一步的斗争就是，民族主义的马来中产阶级和民粹主义的马来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崧源：请您讲讲印尼的情况。

刘仲敬：印尼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印尼的穆斯林本身是伊斯兰信仰和地方性多神教的一个综合，只有小小的亚齐是符合中东那种穆斯林的比较纯粹的原教旨形式，所以这两者之间必然会有冲突。而且控制爪哇的军人集团和中产阶级跟亚齐的穆斯林之间早晚会发生冲突。但是印尼的情况比马来更复杂，因为印尼更大一些，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小小的爪哇岛上面，而爪哇岛跟其他外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迭在一起。最典型的就是，像以前东帝汶和现在新几内亚所体现的那种分离主义邉印＿@个分离主义邉涌梢泽w现为天主教信徒对穆斯林的反抗，但是骨子里是外岛各土族群体对爪哇中产阶级和军人集团的反抗。另一方面就是，穆斯林社会本身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斗争，这就体现在爪哇和亚齐之间的斗争。从斗争的力度讲，亚齐和爪哇的斗争最终必然会占据主旋律。但是如果你从地理上来看的话，那么分离主义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印尼毕竟是地理上跨度太广。

大象：印尼分裂的可能性大不大？

刘仲敬：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是中产阶级和军人集团掌权，无论是它们两者中间哪一者掌权，它都会采取类似凯末尔主义的手段，去亲美亲日，去依靠现有的国际体系来保护自己，因此它没法抗拒像是东帝汶那样通过全民公决和其他方法民主和平分离的逻辑。如果是原教旨主义者夺权，那么在夺权的过程中间，必然会有一个土崩瓦解的阶段。由于印尼在地理上太分散，无论是哪一方胜利或者是长期相持不下，中央一旦瓦解的话，那么四方的向心力都跟着瓦解了。

崧源：游士知识分子在过去亲共，现在就很有可能亲伊斯兰教，这对左派舆论控制的社会科学学科有何影响？

刘仲敬：我想，像是最近突然出了名的葛兰就代表了未来的某种趋势。葛兰是什么人？他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伊斯兰学者，办教育是很有成就的。他的教育理念就是，现在的世俗教育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要以伊斯兰的德育为主，而伊斯兰的德育是讲究言传身教，也就是说不是说像现在学术共同体讲的那样，我就看你的书写得怎么样，除此之外，把菜烧好、你个人私生活怎么样，这跟我没有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真正的伊斯兰教育跟世俗教育不一样，它是讲究，伊斯兰教师必须身体力行伊斯兰教的宗教和道德观念，这样才能引导学生，然后知识方面、科学方面还是第二位的。他按照这种教育理念去办了很多学校，而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干部又去培养新一代的学生，所以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政治势力，所以现在埃尔多安把他当作眼中钉。他们原先曾经合作过，共同打击土耳其世俗势力，但是等到世俗势力微不足道以后，他们自己又重新分裂开了。

如果游士投奔伊斯兰教以后，那么他们必然会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在这个假定能够胜利的伊斯兰世界中面临着的体系，必然就是类似于葛兰这种体系，尽管它不一定是葛兰自己搞出来的，还很可能是葛兰的敌人搞出来反对葛兰的，但是其基本逻辑必然有更多的中世纪性，必然是会把神学和宗教放在核心地位，而把世俗学科放在辅助和次要的地位的。然后他们投入这样的地方以后，不可避免的，他们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比在原先的社会中间更加难堪的地位，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实际上，散沙或者说是分裂出来的游士，下场必然是这样的。无论一个人理论上讲得多么顺口，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共同体的。你一旦脱离了原有的共同体，迟早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么你就慢慢的萎缩死亡消失了，要么你就会去寻找新的共同体，然后再依附上去。

可以说是，说得难听一点，知识分子是注定要嫁人的，嫁不出去是很痛苦很难看的，嫁不出去早晚会消亡，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你背叛基督教以后，要么你就归到共产党的准教会里面，要么你就归到伊斯兰教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组织上面，但是最终你还是不能没有自己的共同体，没有共同体的人早晚会被淘汰掉。但是新的共同体必定还有自己的规范，很可能，十之八九，因为新建立的社会，具有革命色彩的新社会，它的规范一定会比旧的传统社会的规范更加严格而苛刻，结果你的处境就会非常像是投奔延安的那些红色文人一样，因为受不了上海资本家那种本来就是很松弛的约束，或者像是以前儒家士大夫阶级反对自由恋爱让你难以忍受，然后你就投奔到延安去嫁老干部去了，最后的结果多半就是这样。

崧源：那是否可以说，经过这样的变化以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共同体，不光是内容会变化，它们本身的存在方式都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可能有些就不存在了。

刘仲敬：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的教育体制本身就是国家成长的结果。最初的教育体制，那也就是各个教会自己办的，伊斯兰教会有它自己的学术团体，基督教的各个教会也会资助产生它自己的学术团体。由国家资助的这样的东西本来就是十九世纪才开始的，而且它跟国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如果你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生态竞争的现象，那么国家养活的这些教师其实就是相当于牧师的角色。这个在法国显示得特别明显，法国的政教冲突中间，在乡村一级是谁呢？就是公立学校教师和乡村的本堂神父之间的斗争。此消则彼长，这是不可避免的。

崧源：如果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以后的斗争中退出，那么真正的知识进步是否有可能恢复？

刘仲敬：这就相当于是，货卖给国家或者卖给学术共同体的失去了自己的市场，但是卖货给小共同体的人将会繁荣昌盛。这些人很可能会像是孟德尔那种人，平时他自己就是教士，可能给附近的教民仲裁一下，业余搞一点什么技术改良之类的事情。

大象：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但是后来却出现了用文字拼成图案的艺术，这是否意味着它不再是先锋队，变得腐化堕落了？

刘仲敬：伊斯兰教最初的时候是包含了大量习惯法成分的，所以它也不能说是先锋队。传统的伊斯兰教跟现在的复兴邉又羞@些极端教派的关系，就有点像是老派的基督教会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虽然后者是从前者传统中间派生出来的，但是双方的性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伊斯兰教一开始的时候，古兰经编订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吸收了很多阿拉伯习惯法在内的。而在沙里亚法形成的过程中，主要就是利用各地方的习惯法，吸收进来，把古兰经那些只提供抽象原则、不提供具体操作指南的部分变得可诉讼化、可执行化。

大象：先锋队会在什么地方产生？

刘仲敬：先锋队组织实际上是起删除作用。它存在的主要逻辑就是，后来的规则有很多是假规则，我们要减少这些假规则，返璞归真，恢复到最核心的几个基本规则上面，所以它的目的就是摧毁性的。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类似清道夫的东西，他说我们的房间里面垃圾太多了，没人清理一下不行，我来负责清理，它实际上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它只能够产生在一个体系已经高度复杂以后。如果是在元初，还处在创制阶段、还处在造法阶段的话，先锋队是没法产生的，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可以供它清理的东西。先锋队的本质就是一次性的消费。它把原先那些社会的资源拿出来点燃消耗，作为它自己的养料，然后就没有了。它是依靠它的敌人为生的。

崧源：西方世界和伊斯兰国之间的技术落差不断扩大，是否会对伊斯兰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刘仲敬：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伊斯兰国的产生不是跟西方斗争的结果，而是被西方遗弃的结果，而伊斯兰教成功也不是依靠科技什么的优势。在中东那种环境中，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取代了原有的复兴党政权这样的世俗专制政体，实际上肯定是，无论是在技术层面上还是在军事层面上，都是导致它严重退化了。如果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伊斯兰国取代叙利亚和伊朗，对以色列是极端有利的事情。但从伊斯兰国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它的基本战略中间，它反对的东西不是苏联意义上那种国家层面上的技术较量，而是针对其他跟它类似的教团组织，争取尽可能多的生态位。所以在它可以消耗的资源消耗完毕之前，它的扩张不会因为技术落差的扩大而受到影响，西方无论技术上多么先进，都不会去收拾中东的烂摊子的，而且伊斯兰国越是兴盛，它越是不会去收拾烂摊子，而技术的低劣也不会影响它以小团体的形式去扩张。

崧源：伊斯兰国的终极目标是要跟西方进行一场大决战，是否可以说，虽然不会对西方造成根本性威胁，但是却会造成零星的恐怖袭击式威胁？

刘仲敬：不是这样的。它造成的威胁就像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造成的威胁一样，实际上共产主义并不能够真正进入资本主义世界，而是绕着资本主义世界，进入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伊斯兰国也是这样的。从它的战略上来看，这个最后决战是永远不会完成的。它只会顺着抵抗力较小的方向进行，然后逐步的渗入那些没有能力抵抗它的渗透方式的那些地区，然后进入这些地区以后，它会在一、两代人时间内把这些地方原有的资源消耗殆尽。

实际上这涉及到斗争的秘密，这不仅是一个伊斯兰国和共产主义的问题，无论任何立场的斗争中间，真正的牺牲者不是斗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而是那些不会被历史记载的原料。胜利者和失败者都要在他们斗争的过程中迅速的吸取那些没有资格参赛的人，把那些人全部吃下来作为自己的原材料。实际上，胜利者是最主要的得利者，失败者是第二个得利者，而那些不会被历史记录的原材料才是真正的输家。但是你没办法记录这方面的历史，因为他们连进入历史的资格都没有。

大象：您说的这点让我想到了罗马和迦太基争霸时的那些西班牙人。

刘仲敬：对，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时候，它是顺着哪儿斗争的呢？它首先在欧洲的心脏斗争了一段时间，然后双方都开始去吞并欧洲以外的世界边缘地带。世界边缘地带本来是过着一种即使不是田园牧歌、但是至少低水平也能混得下去的日子，然后你就必须做出选择了，不归于杨，即归墨，你总得被某一方面吞并，你必须根据共产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组织来重构自己的社会。

大象：您之前提到，在古代的伊斯兰社会或者是古代的阿拉伯游牧部落里面，妇女地位是比较高的，在现代的教团里面，她们的地位比较低。那基督教为什么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刘仲敬：日耳曼人早在皈依基督教以前，它的妇女地位就是相当高的。在它皈依基督教、同时征服罗马帝国以后，也是经过几次盛衰起伏的。像是新教改革的那个时期，对于大多数皈依新教的国家来说，比起封建骑士时代而言，它的妇女地位相对而言是下降了。像苏格兰这样的地方，它变成普遍接受加尔文主义以后，如果按照现在这种鉴定妇女地位的标准来看，那肯定是比骑士时代下降了。

大象：希腊人是雅利安人，日耳曼人也是雅利安人，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

刘仲敬：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区别是很小的，只是非常细节的区别。

崧源：如果核武器落到伊斯兰教团手里，会发生什么？

刘仲敬：大多数核武器是没有用处的，用起来太复杂了。真正有危险的核武器实际上就是金正恩想要弄的那种小型化的核武器，这种东西其实是为数不多的。大部分的东西，没有非常专业的系统你操作不来的。

核武器对领土国家有威胁，但是对于没有固定领土的小团体来说基本没有威胁。对领土国家有威胁，是因为它有很多像广岛和德累斯顿那样的目标可以攻击；但是对一个可以随时流动、自身不是按照地理边界划界的团体来说的话，很难用这种方法来威胁它。你用核武器，甚至连越共的南方局都威胁不到，因为他们就只是一帮坐在卡车上走来走去的人。巴基斯坦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它跟印度之间就可以存在核恐怖平衡；如果它瓦解了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恐怖平衡了。

崧源：印度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刘仲敬：印度其实就是一个退化版的英帝国。帝国的真正遗产就是在德里，它的情况就非常像是金国在自己的老家被攻占、迁都汴梁以后那种情况，它的统治模式仍然有原先的女真人模式，但是秩序输入的来源已经崩溃了。印度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已经没有过去英国人给它输入的秩序了，但它还要维持着英帝国的形式。这是一个不断衰弱的形势，国大党退出政坛核心就是一个标志，因为国大党是真正想把英帝国的盘子接起来的。继承国大党的人民党不是一个党派，而是众多地方性党派的联盟，这些地方性党派，它们有自己特殊的爱国主义，基本上都是反印度的。

4-21 medium.com/@LiuZhong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