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十字军与镜中像

美国自立国以来，始终怀有特殊使命感。美国特殊论兼有十字军和清教徒的性格，在现实主义者看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她自以为道德高尚，不肯与唯利是图的老牌殖民主义者同流合污。她在幻想的驱使下，一次又一次在神秘的东方寻找值得自己扶植的同类，犹如那喀纳斯在水中寻找自己的镜像。

在格雷厄姆•格林这样世故的天主教徒看来，美国人的传教士精神比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阴谋诡计更具有破坏性。

《文静的美国人》以冷战初期的西贡为现场，描述了他们的盲目和幻想。法国人、天主教徒、高台教、和好教、越盟都是没有幻想的权术家，完全清楚场面上的口号只是用来忽悠外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只有美国人一本正经地相信越南存在某种高尚的「民族民主力量」，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些黄皮肤的小兄弟就出来，引导他们走上一条既非殖民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可惜他们想象出来的越南杰斐逊（小说中的「戴将军」或「老戴」）只是另一批心狠手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只想利用美国人的幻想骗取美国人的资源。如果他们一开始看起来形象较好，那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

老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相互折腾的过程中，多多少少还形成了某些类似江湖规矩的东西。脆弱的平衡一旦破坏，就连江湖规矩都垮台了。结果美国人寄以厚望的「民族民主势力」造成了新的动乱和流血，居然需要那些不太装腔作势的赤裸暴力分子来收拾残局。

格雷厄姆•洛林没有什么传教士精神，一点都不相信多愁善感的格莱斯顿式废话：「东方人跟我们一样，都有不灭的灵魂。如果他们受苦受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他的主人公觉得东方人跟动物差不了多少，不知道灵魂是什么。越南的女人像宠物和家畜，只会对包养和爱抚起反应。你给她们舒适的物质生活，她们就会用身体回报你，仅此而已。今天没有你，她们第二天就会大大方方地将铺盖搬进下一位包养人家里，没有什么感情不感情的问题。美国人对她们讲爱情，只会让她们觉得虚伪和讨厌。

「文静的美国人」听到这些高见，更觉得欧洲人道德败坏，殖民主义余毒必须清除，然而他那些可以列入美国新闻处通稿教程的理论到处碰壁，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牺牲了。

腐败的欧洲人在政治上和爱情上都打败了天真的美国人，颇有象征意义。在十九世纪旧欧洲的文学修辞中，女性蕴涵着柔弱、腐败、缺乏原创性的「东方」特征。直至世界大战，埃米尔•路德维希仍然将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称为「东方式的婚姻」。「东方式的婚姻」没有西方式婚姻的财产契约关系，新娘和嫁妆都是丈夫的财产。欧洲人失去殖民帝国以后，创造了许多针对美国传教士式帝国主义的反殖民理论，怨恨美国人棒打鸳鸯的无力感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从日本人所谓「感情炼金术」的意义上讲，格林创造的「格林国」无异于这些报复性理论的文学镜像，因为格林这种观念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人老珠黄的欧洲人对美国人鲁莽的反殖民主义就是这么看的。欧洲人及其东方二奶巴不得利用恐怖分子，做掉碍手碍脚的美国佬。

《文静的美国人》有许多现实版本，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就是其中之一。艾森豪威尔在纳赛尔身上找到了「民族民主力量」的影子，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赶出了中东，结果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饱受这些「民族民主力量」掀起的反美运动折磨。

近代中国是美国式堂吉诃德精神的另一个主要对象，也是另一部悲惨的十字军挫败史。《美国在中国的十字军》作为历史著作乏善可陈，作为历史象征倒是非常贴切。早在善后大借款的时代，威尔逊总统就在操心不让殖民主义者乘机破坏「中国的行政独立」。没有美国人再二再三的庇护和纵容，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仰为命脉和法宝的赖债和毁约手段早就玩不下去了。埃及和印度就是因为玩弄类似的小聪明，才会沦为债主的殖民地。

美国人一再在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保护中国，甚至牺牲自己的侨民和利益。在亨利•卢斯、赛珍珠和宋美龄之流的合谋表演下，美国人在蒋介石身上找到了「基督教信仰和民主原则的核心」。日本人的主要恐惧在美国，中国人的主要希望也在美国。

然而，亲密乃是幻想的天敌。国民党初期投其所好的表演成功，恰好构成了后期露馅的直接原因。美国人一旦幻灭，又把蒋介石赶了出去。现实主义者肯定会认为，这两次选择的时机同样糟糕透顶。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为蒋介石而牺牲日本，在远东留下危险的政治真空；但既然已经牺牲了日本人，就不应该再牺牲蒋介石而留下更危险的政治真空。

然而美国人寻找子虚乌有的「民族民主力量」，主要出于自身认知结构的需要，选择的对象本身反而不太重要。传教士不是外交家，希望永远不会枯竭。早在蒋介石的幻象破灭以前，替代候选人的塑造已经如火如荼。

由与美国的资源极其巨大，即使最玩世不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不敢不公开尊重美国人珍视的理想。毕竟李嘉诚一时开心扔下的红包，落在穷人手里就像发了一笔横财。谢伟思和太平洋协会很想抓住宝贵的机会窗口，将延安的形象改造成类似新政左派的「温和改革者」，尽可能接近美国人顽固的期望，新华社也一度非常知趣地颂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民主。当然，最大的获利者仍然是面目模糊的第三势力。依据「画鬼最易」的原理，越是模糊越方便幻想和塑造。

芭芭拉•塔克曼在《史迪威》以同情态度当中描绘的形象，其实跟《文静的美国人》以讽刺态度描绘的形象差不多。史迪威莫名其妙地喜欢商震和张发奎，把一切功劳都算在他们的头上。马歇尔放弃调停时，宣称只有「政府和小党内部的自由分子」才是中国的希望。

归根结蒂，「既反蒋又反共」是美国人真正的理想标准。甚至在朝鲜战争后，美国人对蒋介石的支持都是相当勉强的。如果说孙立人事件和雷震事件暴露了美蒋意向的微妙差异，「第三势力运动」或「自由中国运动」就证明了美国人愿意为他们的期望付出多大的代价。

万丽鹃在《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国第三势力运动》当中指出，「第三势力运动」或「自由中国运动」的前身是李宗仁和张发奎暗中资助的香港「自由民主大同盟」。他们的杂志《自由阵线》宣称：「第三势力的使命……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之中，另辟蹊径，寻求世界和平的坦途，导引人类历史趋于合理正常的发展，谋取人类生活的繁荣康乐，长治久安。」随着粤桂系残余势力的瓦解，这些人很快就陷入了无米下锅的窘境。这时，中央情报局驻香港的站长夏泰茨发现了自己的「戴将军」。除地点不在西贡以外，接下来的故事情节酷似《文静的美国人》。

新「第三势力」的领袖蔡文治出身黄埔，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尤其难得的是英语流利，跟随蒋介石参加过开罗会议。英语口语水平是当时「民族主义力量」的主要鉴定标准，因为鉴定权掌握在听不懂汉语的美国人手中。史迪威就习惯于将懂英语的国民党将领说成自由派和好人，将不懂英语的将领说成顽固派和腐败分子。犯这种毛病的美国人，绝不只他一人。孙立人在美蒋斗争的夹缝中牺牲，跟他的英语水平关系甚大。蔡文治在五十年代初期冒起，也是这个原因。

蔡文治流亡香港后，开办了「华东公司」，吸收美国人的资助，邀请泛自由派的名士捧场，南京国大时代的大人物胡适和于斌都买过他的面子。他的组织号称「联络各党派及其军队，成立民主自由的政府，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这种口号与其说是吸引中国流亡者的支持，不如说是为了操纵美国保护人的感情。

蔡文治早在抗战后期就跟魏德迈将军过从甚密，知道美国人喜欢什么口味。朝鲜战争爆发后，蔡文治将他的大本营迁移到东京。美国军方不仅资助经费，还用关岛和塞班岛的军事基地为他训练军官。塞班岛的「军政干部学校」由国民党前军官、西点军校毕业生王之（石心）负责，这就足以解释蒋介石为什么对孙立人的美国背景如此猜忌。他的总部虽然迁到了日本的茅崎市，但仍然在香港保留招兵处和情报站。当时从大陆流亡香港的前军官为数甚多，谋生困难者尤多。其中数千人投奔了蔡文治的招兵站，这样至少还能从事他们唯一熟悉的工作。

蔡文治名义上继续拥戴张发奎为领袖，实际上垄断了接触美国人的渠道，甚至以「东方戴高乐」自居。他的军队也以二战期间的「自由法国」为模板。蒋介石渴望出兵朝鲜，跟着美国人打回大陆，遭到了不留情面的拒绝。然而与此同时，李奇微却将蔡文治的小小军队派到了彭德怀的大后方。一亲一疏，荣枯判然。

问题在于蒋介石令人讨厌的程度虽然有甚于贝当元帅，蔡文治的生存环境却比「自由法国」恶劣得多。1940年的投降条约给法国保留了大片自由区和许多权利，德国国防军的旧贵族习气又十分浓厚。甚至盖世太保都满足于示范性的恐怖镇压，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人手实现「斯塔西」那种遍及全民的基层监视系统。蔡文治的大多数活动招致了迅速和严厉的报复性打击，殃及周围的居民，一如《文静的美国人》描绘的西贡。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他的机会永远丧失了。

1954年以后，「第三势力运动」从内部迅速瓦解。香港的政客和文人不是返回大陆，就是移民美国。移民美国的部分同样很难立足，大多数人经过了一段冷却期，就像李宗仁和胡适一样分别返回大陆和台湾。

关岛和塞班岛的训练基地失去了美国人的支持，军官的出路比文人更狭窄。

孙文的前侍从和空军队长黄秉衡一度给蔡文治的军官上课，最后还是回到蒋介石麾下。廖秉凡在关岛负责反间谍工作，结果自己却投奔大陆，当上了广东省的政协委员。蔡文治自己加入了美国国籍，目睹了台湾本土势力的崛起，惊恐地投向原先的两大敌人，恳求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大中国的框架。这时已经没有任何美国人对他还有兴趣，否则他们多半也会发出「文静的美国人」对「戴将军」的同样太息。

不过，美国人一厢情愿的十字军精神并不会因为这些失败者而消失。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的期望和幻灭仍将继续上演。

— — 《中国企业家》 China Entrepreneur, 201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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