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迪 23-05-2017 香港独立纪录片《凶年之畔》2017年3月29日在巴黎国际真实电影节上展映。

中国独立纪录片《凶年之畔》2017年初起陆续在鹿特丹、巴黎、布鲁塞尔等欧洲不同城市放映。这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以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和深圳奇利田高尔夫用品公司工人维权事件为核心，纪录了中国农民工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而影片与欧洲观众见面的时刻也正是这些农民工维权活动在日益严酷的打压中陷入低潮的转折。观众可以从中了解这些为中国跃身世界经济强国做出巨大贡献却常常无法保证自身基本权利的农民工的抗争，以及他们面对的严酷打压，导演闻海则更在拍摄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2017年3月底，影片来巴黎参加第39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放映时，闻海接受了法广的采访。

大变革时代的前夜？ 

法广：能不能首先解释一下这部影片为什么取名《凶年之畔》？

闻海：这个名字来自中国80年代非常有名的诗人孟浪的一首长诗，这首诗写于1987年，两年之后，大家都知道，中国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个人感觉我这部片子应该是反映了一个巨变时代的来临，影片的海报，我选择的也是戈亚的绘画：《巨人》。我们一向以为工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像影子一样，这部片子一开始，有一个年轻小伙在宿舍里面脱去衣服，表演了一段很“牛”的武术，这让人感觉到一种一体两面的东西。我隐隐约约感到是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来临。当然这也包括我对人的认识，中国每一次王朝更替时游民的形象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很正面的东西。但当时我只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我在影片中运用了很多航拍。当时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夕阳之下，我突然感觉特别忧伤：所有人都说这里是世界工厂，但我好像永远是在一些犄角旮旯里面拍摄，因为所有他们居住的场所、那些城中村，都是非常遮蔽的空间，那……世界工厂在哪里？所以，我当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欲望，想整体看一下他们的生存环境究竟什么样。后来我用航拍器来拍摄，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感受。

法广：影片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非常嘈杂的噪音，有工人在工地上以各种困难的姿势在工作，几乎没有对话。这一段场景很长。您希望借此表现什么呢？

闻海：这个片子早期是想为一个电影装置制作，是从我的一个短片发展而来。我当时是在安徽的一个船厂。这个船厂很厉害，当时他们接了为德国制造10条船的一个订单，一条船大概是1500万欧元，10条船就是15000万欧元。但是非常可惜，实际上到2012年、2013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就倒闭了，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应该就是一片废墟了。当然我2009年去拍摄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觉得那里热火朝天。后来有工人告诉我，2012-2013年的时候，欧元贬值等问题让他们的企业非常困难，最终倒闭。我当时的切身感受是，在拍摄的过程中，那些工人的工作时间都是12-13个小时，我自己在拍摄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崩溃了。我想，如果做电影装置的话，我希望片子给人的整个感觉是时间非常漫长，噪音非常强烈，让观众在那十来分钟的时间里，感觉非常烦躁，想往外跑，等到他跑出去后，他会发现其实这段片子时间并不长，才十几分钟，但是他就会有比较：一个工人12个小时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中，他们是如何承受的？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设想。

法广：这部片子自2009年开始拍摄，从拍摄到制作整个过程花了6年的时间。这六年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片中人物也有很多变化。你最初决定去拍摄时候的设想，和影片制作完成时的立意是否也有所不同了？

闻海：2008年拍摄完《我们》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创作有一个瓶颈，《我们》中很多人物都是艺术家，或者是知识分子、老家的朋友等等，这些人物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就想拍一些工人题材的片子，因为中国最重要的群体还是这些人，当时中国的经济也非常世界化，所有人都在谈“中国制造”、“世界工厂”……所以，2008年从威尼斯电影节后来以后，我就同制片人说想去南方考察。我去了一个多月，拿出一个方案：黄金时代—有关中国的12张面孔。我拍摄了一些工厂，当时也涉及到一些NGO的活动人士。但是这在当时很难。当时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当地一个NGO的创办人的脚筋被可能是黑社会的人挑断！我当时的制片能力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片子。后来我陆陆续续拍了4个片子，现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段落就是在那个时候（2009年-201年）拍摄的，包括世界工厂等、造船厂、亚麻厂等地我都去拍摄了。那时钱也没有到位，我就只好先搁置起来了。我随后去云南接近两年的时间，在云南高原拍摄了一些农村题材的片子。2013年我去了香港。

在香港，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开始发生变化，那里有相对自由的环境，接触的人也不一样。我在那里认识了段毅（法广注：劳工维权律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想，原来拍摄的那些片子有可能继续做下去。有一天我就去广州看他们的活动。当时是参加一个广州大学城环卫女工的一个庆功会，这些女工抗争，争得了一些权利。我当时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女工特别会说话，和我以前想象中的工人特别不一样。我想象中工人一般是工作之后，因为很辛苦，所以非常疲惫，也非常冷漠，非常枯燥，不怎么会说话，生活很单一……但这些女工都特别能说，而且非常开朗，都很有行动力…… 拍《我们》的时候，拍摄那些知识分子，我的感觉是，思考和写作就是行动，而行动仅仅止于思考和写作，是一种地下室式的行动方式。所有人一见面就在谈国家大事，但一到行动的时候，好像又无路可走，可是当我看到这些工人，他们真的是中国最底层的人，但经由一种行动，他们变成了另外一种人。我的电影当然没有回避社会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人：人经由怎么样一种处境，最后造就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想我应该把09年那个项目继续做下去，我就去了广州，和他们在一起住了一年，一起吃饭，一起玩，慢慢地拍，他们也对我比较坦率地敞开，我自己的农村拍摄经验也让我对他们的生活能感同身受，比较能理解他们，这是这部片子能够在一个非常严峻的环境下拍摄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拍摄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环境）会这么危险，因为他们就是讨薪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中国法律框架之下，也是官方认可的，就是老板欠农民工的钱，他们去帮助讨钱，给农民工提供一些法律上的支援，但的确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是在一种非常严酷的形势下做这些工作。

影片在2015年10月左右结束拍摄，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开始后期制作。但就在两个月之后，（影片）中有些人就被抓了！事情突然变得特别严重，对我整个的后期制作影响特别大，片中主要人物被关了30来天，迫使我反思这部影片，包括重新认识这些人，迫使我去思考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对这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后期制作时心里非常纠结……

举头三尺有神明

法广：那有没有想：这么危险，我是不是先放一放再做？

闻海：也没有。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就已经体验到了危险，比如彭家勇（广东NGO维权活动人士——法广注）那次被打，我其实就在旁边……我当时去采访那位女工的时候，眼睛余光看到护士推门进来，又赶紧退出去……他们对我说，护士可能去报警了，我也没有坚持。我刚刚撤走，可能两三分钟以后，他们就失联了，当天晚上我就跟他们联系不上了。我很傻，我找不到他们，我自己租了旅馆之后，又回到现场，还拿了一个很小的机器拍摄，当时看到有些人在那里跳舞——你想想：刚刚发生过那么激烈的事情，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后，大家就在那里跳舞，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彭家勇）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晚上12点多钟才有人告诉我，他们可能被抓了。我就开始等，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和他们打通电话之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赶紧赶到医院去……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与我擦肩而过，某种程度上也是非常幸运，这部片子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么侥幸的话，这部片子就不存在！所以我在拍摄的过程中用了很多航拍技术。这样做有两个概念，一是中国古人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你以为你在世间做的事情已经抹得干干净净，但实际上旁边可能有一个人一直在拍摄……还有一个概念是，他们（维权工人）也是无时不在被某种东西监视着，当然也可能是老天爷……我当时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感受在架构这部片子。

2016年3月份我结束影片的第一个版本，有128分钟。和影片现在的版本不一样。第一个版本把事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当时那些事件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但3月份结束（第一版本）工作之后，就飞往伊斯坦布尔，应艾未未的邀请去拍摄难民题材，我去了三个月。这段拍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让我真正体验到他们（工人NGO）的工作真是非常重要，那些打压真是非常愚蠢。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突尼斯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的变化。突尼斯在变化之前（茉莉花革命——法广注）实际上有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律师团体、有相对独立的NGO组织，所以，当社会变革来临的时候，有调节的机制和协商的可能，因为合作、对话等，这些都需要培养，需要有常年的沟通。但是，叙利亚就不存在（这样的）机制，所以最后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很极端，几万人、几万人被杀……所以我当时感觉特别明显，实际上我真是开始对我此前拍摄的那些人物有了极大的认可。我觉得他们从事的事业对中国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些对一个人的成长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切都需要培养：合作能力、对话能力……而且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才可能成长……我自己最大一个感触就是……我为什么在片中大量引用他们自己写的文章、他们自己的对话？就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表达其实一点也不亚于知识分子，不仅是这样，而且他们还有一种行动能力！这让我对中国抱有非常大的希望，因为他们是中国最底层的人，有些人可能就只有高中水平，但他们经由这样一些行动，成为不一样的人。这非常重要。所以，我再看这部的片子的时候，觉得其实事件本身不是特别重要，可以作为背景，作为他们存在的前提，起起伏伏，他们可能经常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所以我开始淡化事件，重在表达人，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处境，展现的是这些人。所以我又加入了一些内容。现在的版本是173分钟。

农民工：被遮蔽的巨大群体

法广：就是说拍摄的过程对您自己的认识也有很多改变？

闻海：是。这是我的作品，整体表达了我对这个世界、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我借他们的口，借他们的行动来描述。

我觉得这部片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其实现在已经有6部长片，还有一些与别人合作的作品。但中国是一个资讯封闭的地方，人实际上处于一种阶级的圈子文化中。如果你不进入这个圈子，就不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资讯是封闭的，而且也没有什么能促使不同阶层或圈子之间的交流，官方；媒体的本质是宣传，不是促进交流和了解，他希望大家了解工人是怎样一种形象，就宣传一种什么形象。农民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官方数字是2.7亿到3亿人，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那就有7、8亿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遮蔽的，或者只是他们希望你看到的某种形象，比如春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有那么多人冒出来，而平时也不知道他们消失到哪里去了。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去拍摄这部片子，去看，去了解，去经由一种工作，去观察，实际上我们对很多人是不了解的，特别是在中国。所以，在中国，所有独立导演，无论怎样做，我都觉得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我们彼此看见。这是谁也躲避不了的责任。如果我没有去拍摄这部片子，我也会非常概念化地去理解这些人，比如影片的第一个段落，那就是我当年对世界工厂工人的一个概念化的呈现：巨大的工厂车间，工人默默无闻地在里面工作，像黑点一样，都带着口罩。随后我用了三个段落来描写一群人。他们都有十年、二十年的民工经历，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自己认为他们应该是先行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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