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千年“文化积淀”。殊不知这个看似无关痛痒的弊病，正是历朝败亡、华夏民族近代衰弱的重要原因。
　　首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明在千年中华文明中，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上层、中层、下层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一致过。
　　皇权阶层既想绝对地掌控权力，又不得不下放部分权力给官吏以便管理百姓；既要无限制地压榨百姓，又想本朝千秋万代。一朝破国，便大呼奸臣误国。
　　官吏阶层既想鱼肉百姓，又不愿承担官逼民反的后果；一旦本朝覆灭，即刻“良禽择木栖”、“识时务者为俊杰”，大骂前朝皇帝为亡国昏君。
　　百姓阶层既想只求温饱、平平安安度日，又时刻想着跻身特权阶层，甚至梦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其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味着政府执行力的失控，公信力的丧失，良好的愿望总是成为泡影。既然上层的政策不能充分满足中层的利益，则中层必然阳奉阴违、千阻万推、择利而行；既然中层的政策总是不利于下层，则下层只能“我为鱼肉”、趋利避害、直至揭竿而起。
　　最后，如何消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呢？怎样使社会的上、中、下层利益接近一致呢？这看起了十分复杂矛盾，但在现代国际发达社会中却非常简单地基本实现了。
　　有一套公平公正的制度，它使得社会各层人员不断大量合理流动，从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一种科学平稳的办法，它使得社会的上中层干得不好能及时下来，更不给他们为非作歹的机会，而又不会有太大的社会动荡。
　　有一个众人具备的理念：虽然各人的智商和能力不可能一样，社会竞争自有其择优的规律；但是，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和权利是平等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任何人和组织都不能任意侵犯、掠夺任何一个普通民众的权益，更不能随意抹杀其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