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只有五至九世紀屬於東亞，此前屬於內亞刺激下的太平洋群島系，建武之後只能視為獨立文明體系，應仁之後屬於西方刺激下的獨立文明體系，明治之後才發明為西方文明體系內部的民族國家。

平安時代末期，律令國家調到的紙，唐人已經造不出來。內亞棉布從唐到元不間斷輸入，東亞人五百年都沒有學會。日本人到宋朝，就已經造出吳越人學不會的棉布了。明清吳越的棉紡是山寨技術，加速了勞動力內捲化，造紙術是瓦房店學。

吳越依靠二手退化技術和廉價勞動力，也不是從貴匪開始的。同樣的產業在中世日本形成了封建行業團體，在德川時代形成了產業政策壓力集團，依靠技術提升保護本藩出口市場的手段，跟1930年代的滿洲國和1960年代的通產省差別不大。

蒙古皇帝的武器技術和財政收入，是鎌倉武士不能望其項背的，然而日本諸侯富商日常使用的棉布，卻是蒙古皇帝穿破了都捨不得扔的寶貝。松江血汗工廠興起以後，劣質內衣充斥東亞市場，但關西的棉布和白紙，始終沒有減價競爭。這個故事情節，好像在別的什麼地方出現過許多次。

泉州、備前、尾張的棉布業之所以沒有走上內捲化道路，非但不是因為費拉右派和真自由主義者所說的無行會原子化勞動力低工資競爭，反倒是封建主義強勢壓力集團的政治操作。松江的山寨棉布依靠散沙小農的家庭婦女為勞動力，在政治上最為弱勢，根據閒著也是閒著，任何價格都是零花錢的原則，屌絲勞動力為屌絲消費者生產。前者越來越不在乎待遇，後者越來越不在乎質量。誰更快習慣日益惡化的環境，誰就能淘汰拒絕降格的競爭者。

日本的領主和本藩的工匠組合，構成封建主義的跨代契約。工匠組合在本藩的財政危機和稅收決策當中，經常是方案的制定者。領主的家老對本藩特色產業有財政依賴，習慣於制定產業政策，對原材料實施質量監督。這種監督只有在村方自治和武士領地責任的保障下，才有執行的可能。

吳越分散的棉布和茶葉生產者實施質量監督的成本，比執行一條鞭法還要高，偷工減料降價爭取屌絲市場，比保障質量而讓屌絲買不起有利。他們用這種手段，使宋代以後的官府習慣了越來越差的供應品；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英國人，迫使英國人自己培養能夠避免摻假的錫蘭茶生產地。

幕府和大阪商業組合的財政分割，構成德川憲法的重要部分，導致雙方積極支持名牌產業的技術保護，嚴令禁止棉布業者雇用未經資格認證的農村臨時工。封建主義的行業團體有效地保障了今天所謂的匠人精神，使他們為精緻產品的榮譽感而工作，相信他們的子弟或義子將會傳承門戶，甚至比領主世家更漫長更穩定。

江戶幕府、備前藩和尾張藩最後一次頒布法令，保護工匠組合免遭民工惡性競爭，是在1842年。法令保護的對象，就是川端康成《京都》描繪的匠人。他們的祖先跟神社、寺廟一起出現，彷彿像山嶽和森林一樣不朽。這時，京都市場的條紋布質量已經超過英國呢絨。木曾川沿岸，三分之一的土地種植棉花。明治維新以後所謂經濟起飛的產業，除了八幡製鐵所和相應的軍事工業以外，全都早已具備穩定的政治傳統和交易體系，其中一半可以追溯的歷史，比松平-德川家族還要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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