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的属性是双重的，第一，它决不是草食动物，因此把它比作替罪羊显然违背常理，第二，它是体制的产物，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怪胎。权贵只有依附于体制才能生存，也就是这种属性，是它短命的原因。

帝王总是周期性的反权贵，却不去治理产生权贵的土壤。杀一批旧贪官也不能防止新贪官的出现，这就是制度的悲剧。宋江式的反贪运动解决不了制度的绝症。

封建制度的精髓是公权力显性或隐性的世袭，辅助帝王的开国将相大多成为权倾一方的诸侯乡绅。为了防止他们的势力过大，帝王会从平民中选拔优秀的官员来打击老权贵们的权力。但平民出身的官僚，一旦大权在握，便成为新生的权贵，由此产生周而复始的反贪运动。

走出这种反贪周期率是平民社会的建立。当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做官不再是平民晋升为富豪的唯一途径。从事工商的平民逐渐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他们就代替了破落的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这些既无勋爵又无战功的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公民投票来确认统治的合法性。

于是权贵随同封建制度被放进了历史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