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確立必須有反對派、在野黨，這幾乎是所有關心這個問題的人的共識。但反對派、在野黨由何產生、如何產生？靠海外民運、靠國內民運，還是靠中共的妥協或內部分裂？

首先，八九年以後的海外民運力量有無可能象上個世紀列寧推翻沙皇或者孫中山推翻滿清那樣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對此很多人都會搖頭。他們會說，現在的民運人士論才幹、論號召力根本無法與當年的列寧、孫中山相比。為什麼不？難道在列寧和孫中山流亡時人們就很有把握他們會作出後來的驚天動地的事嗎？不見得。

其次，國內的民運力量有無可能象上個世紀中共在大陸推翻蔣家王朝那樣推翻中共專制？對此很多人也會搖頭。他們會說，微乎其微的民運力量與掌握着龐大的現代化軍隊和國家機器的中共獨裁政權相比，其勢無異於卵石相較。為什麼？難道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共面臨的困難比當前民運力量面臨的困難要少嗎？不見得。

再者，中共有無可能以國民黨在台灣開放黨禁、容忍民進黨發展壯大的類似的方式允許各路民運人馬在大陸成立反對黨？對此很多人也會搖頭。他們會說，中共一定會吸取李登輝分裂國民黨的慘痛教訓，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中共的一黨專制。當然，在某個事件發生之前，他們總是樂於假設它不會發生。但誰敢肯定胡錦濤將來絕對不會象葛爾巴喬夫或者李登輝那樣對自己的政党進行改革呢？

其實，任何因素都不可能孤立地把中國帶入民主政治的時代。但按照辯證唯物論的普遍聯繫和發展變化的觀點(辯證唯物論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眾多學說中的一種，任何人有權予以批判或採用)，上述因素，以及其他因素都有可能在適當條件下轉化為決定性因素。民主政治的成功雖然不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和支持，但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和支持。只要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主政治有認識和嚮往，只要越來越多的人一點一滴地朝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方向努力，量變最終能夠導致質變，正義事業的成功也將不可避免。

所以，讓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主政治有認識和嚮往是最重要的。民運力量，不論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如果對民主政治的原理和運作沒有紮實的認識，他們如何宣傳、教導民眾？如何引導民眾的熱情？如果你只想利用甚至操縱民眾嚮往民主的熱情而自己對民主政治的原理和運作知之寥寥，甚至自己都熱衷於做一些違背民主政治原則的事，那麼你與共產黨又有何區別？

如果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中國民運人士只泛泛地高喊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的口號而不切實地把這些口號背後的西方社會用了幾百年的痛苦經歷才摸索出來的政治原理的具體內涵交代給中國民眾，交代給共產黨人，交代給中共的領導人，難道要把這個任務留給沒有言論自由的他們去自己完成嗎？在中共獨裁政權壟斷了信息交流渠道的中國，不得不為衣食操勞、奔波的普通民眾很難有機會了解民主政治，他們只能憑良心和猜測來憧憬民主社會。一味地責怪中國老百姓文化素質差、沒有民主意識、阿Q精神等等顯然是不合理的。

大多數共產黨人比普通民眾更難了解民主政治，原因在於：一，中共對黨員的長期洗腦養成了他們牴觸民主自由思想和制度的頑固的意識根基；二，要求全體黨員在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則和強制性的組織生活牢牢地捆綁着他們；三，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讓他們對追求民主、自由有難言的恐懼，明哲保身早就是絕大多數黨員的處世態度。任何民運力量，如果在政策上傾向於忽視這個有五千萬成員的群體，或者有意識地把這個群體排斥在民主運動之外，甚至不做區別地視他們為民主政治的當然敵人，那麼這種政策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建立將是有害無益的。

中共的領導人比普通黨員更難了解和接受民主政治，因為他們不僅是反民主的決策者，而且是反民主的既得利益者。那麼誰來教育中共的領導人呢？靠他們自己嗎？靠他們的秘書或智囊班子嗎？還是靠專家學者輪番到中南海為他們上法治課？對共產黨的領導人來說，權力鬥爭永遠是他們的核心工作，他們不可能哪日心血來潮，責成自己把民主政治的原理搞清楚。作為名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他們對馬克思的基本思想都搞不清楚或不想搞清楚，怎麼能指望他們去搞清楚與馬克思主義為敵的自由主義呢？

秘書或智囊班子對中共掌權者的思想和決策有很重要的影響，這幾乎是公認的事實。例如，胡喬木對毛澤東、鮑同對趙紫陽、曾慶紅對江澤民，等等。然而中共從中央到地方選擇秘書或智囊的機制本身就傾向於淘汰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中共領導階層中開明人士少而且越來越少的原因。

那麼對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法制講座有用嗎？我本人就為中共最高領導人講過法制課，對此略有體會。講課時他們無精打采、昏昏欲睡，結束時他們藉機作秀，發幾句模稜兩可、不痛不癢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評論。本來怕刺激他們，我們準備講稿時就非常地小心翼翼，講課時非常地低調(就象對待嬰兒或病人那樣)，甚至違心地強調、重複鄧小平“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這樣的謬論。即使他們認真聽了，也未必動心，何況不聽？當然，這類講座有總比沒有好，因為李鵬等人至少可以從中學一些諸如法制完備、主權在民、人權保障、權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獨立、程序公正、黨要守法等法律常識和術語。至於有無效果，從中共過去五年的立法、司法和執法的一般狀況就可以判斷出來。

讓中共當權者了解民主政治原理和呼聲的最快、最直接的方法是各種利益群體要百折不撓地向中共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八九年的民運和這幾年的法輪功都被中共鎮壓。但我們不能說中共沒有從這兩種訴求的處理過程中體會到什麼。如果工、農、商、學、兵、宗教等等利益群體都能大膽地、經常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即便共產黨是鐵板一塊，也會在條件成熟時出現分化。

所以把話說回來，不論海外民運人士也好，國內的民運人士也好，有機會接觸中共領導幹部或普通黨員的人也好，要積極主動地，但又要講究策略地，把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具體內涵傳遞給國內民眾和中共的幹部、黨員。民主運動的目的並非為了反對中共或消滅中共；反共只不過是我們在目前條件下為追求和實現民主的目標而不得不為的。如果民主政黨有機會與中共公平競爭、和平競賽，為什麼要消滅共產黨呢？當年坐過國民黨監獄的台灣民進黨人士現在不是照樣能與國民黨籍的官員共事麼？我從來沒聽說過台灣民進黨有消滅國民黨的企圖。同樣的道理，把共產黨消滅掉，讓另一個政黨來重複類似的一黨專制，也未必是什麼好事。

在我看來，民主相對於發展而言，是一種手段 -- 通過民主制度和民主方法，可以充分地反映利益群體的意願和要求，可以更好地集中多數人的聰明和才智，可以更多地吸引廣大民眾的關心和參與，以達到促進經濟與文化等事業更快地發展 -- 但民主同時也是目的。這有兩層含義：首先從民主是一個發展過程看，它的全部內容都是目的。其次，從終極的意義上看，民主中的部分內容也是目的。如果將民主這個抽象的概念加以具體化，民主政治的主要內涵包括一個根本原則 -- 主權在民，還有四個方面的內容，即公民的民主權利、國家權力的民主配置、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行使的民主程序，以及民主方法。其中，主權在民原則和公民的民主權利與自由是屬於終極目的的範疇，而不是手段，因為人民生活在任何國家與社會中，都應當享有當家作主的地位，都應當享有種種政治權利與自由。政治權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都是為實現人民主權原則和公民的民主權利與自由服務的。民主與專制相對立。它體現人的尊嚴和價值，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是現代社會人們所共同為之奮鬥的一個重要目標。

民主必須有法律予以保障。法律是手段。它能集中多數人的智慧，將社會關係和人們的行為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規範化，要求社會成員一體遵行，通過法律的規範、指引、統一、預測、評價、教育、懲戒等特殊社會功能，來更好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這比單純依靠一個或少數幾個當權者的個人智慧、決斷、意願來治理國家要高明得多。法律是公開的，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能避免當權者暗箱操作或感情用事，能防止治國的重大決策隨當權者的改變而改變，隨當權者的觀點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可以保證社會的穩定與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也正是法治比人治優越的地方。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這代人已到了古稀之年，能為民主政治做的事越來越少了。民主法治的希望在於年輕一代。我盼望海內外的年輕人，要認真研究民主政治的原理和各國的法治經驗，扎紮實實地工作，不要辜負人民對你們的重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