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群眾在火車站(圖:齋藤康一)

北京人民大會堂一九六五年國慶晚宴(圖:齋藤康一)

杭州的紡織廠師傅繪製林彪肖像(圖:齋藤康一)

上海女民兵列隊操練，英姿颯爽(圖:齋藤康一)

齋藤康一拍到三島由紀夫展示日本刀

中日青年聯歡獻唱(圖:齋藤康一)

樣板戲《紅色娘子軍》(圖:齋藤康一)

周恩來在國慶晚宴上(圖:齋藤康一)

兒童在街邊(圖:齋藤康一)

上海街道(圖:齋藤康一)

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日本青年(圖:齋藤康一)

上海老百姓在街道練功(圖:齋藤康一)

兒童剪紙祝願中日友好(圖:齋藤康一)

齋藤康一是當代日本攝影界很重要的專業攝影師，特別是在人物照領域上建立了獨特風格。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齋藤出生於東京，一九六零年畢業於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攝影學科，學生時代擔任過攝影名家林忠彥、秋山庄太郎的助理。畢業後即成為專業攝影師，早期在日本的畫報和各大雜誌上，幾乎每週都有作品發表，其中他拍的人物照普受好評，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著名作家，以及如松下幸之助、黑澤明、池田大作等各界名人都在他的快門下留下生動的表情。

齋藤除了作為人物攝影的大師之外，也是位早期日本攝影界裏屈指可數的「中國通」。他跟中國的第一次接觸是一九六五年，即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該年，包括齋藤在內的日本青年藝術家代表團本來是要參加在北非阿爾及利亞舉行的世界青年平和友好祭，沒料到該國突然發生政變，赴阿爾及利亞的計劃臨時喊卡。阿爾及利亞出狀況後，他們剛好得知中國大陸舉辦中日青年大聯歡活動，於是調整計劃，決定所有團員前往大陸參加兩國青年大聯歡活動。

經過香港進入大陸

齋藤所屬的團以藝術家為主，有傳統舞蹈家、畫家、攝影師等，每個成員都頗具才華和個性。他們先搭機飛往香港，當時東京和北京的邦交尚未正常化，兩國之間沒有直飛班機，日本人去中國大陸必須經過第三地——香港。齋藤在內的一行人抵達香港後，手提著攝影機、戲服和傳統樂器等，然後由陸地經過羅湖關口，進入當年外界普遍認為神秘的中國大陸。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齋藤一團十六人先從廣州飛往武漢，後來又回到廣州，再坐火車沿途北上。火車停在哪兒，就在哪兒下車，並跟當地青年交流，住一兩個晚上，如此這般，經過了上海等城市，最後抵達北京。直到十月，來自日本的其他團體先後結束兩到三個星期的訪華行程，各自啟程回國，但齋藤的藝術團卻仍然在大陸各地訪問，整整待了四十八天之久。由於增加了訪問的時日，齋藤原本從日本帶來的五十、六十卷底片根本不夠用，到了北京好不容易才買到柯達底片。走訪大陸各城市期間，齋藤用掉的底片高達八十、九十卷之多。

據齋藤回憶，在大陸的四十八天中，攝影上的限制並不多。除了機場、橋樑和鐵路等軍事設施和重要公共建設以外，基本上什麼都可以拍攝。儘管如此，當時在中國大陸擁有私人相機的個人很少，每從飯店走到街頭一定會被人群圍觀。他住在上海和平飯店，有一次從樓上俯瞰外面時，看到飯店前面有一群人，他們都是來看外國人的上海市民，齋藤笑道：「他們好像是來看稀有動物一般，對外國人充滿好奇，彷彿戰敗後日本小孩圍觀著美國大兵那樣。」

發現庶民的生活

由於在街頭上能優哉悠哉地拍照的機會並不多，齋藤往往一大早溜出飯店，坐三輪車去拍照，有時只好在移動的交通工具上拍。齋藤拍的不只是中日青年大聯歡的活動照，也有更多胡同裏的庶民生活、街頭的模樣、建築、市容等。他拍下來的這些照片，已成了珍貴的時代影像紀錄。

日本戰敗前十年出生的齋藤，親眼看到戰敗前大人說「是」的事，戰敗後整個都翻轉一般，變成了「否」。他說，戰前口口聲聲說「神州不滅」、「鬼畜英米」的大人們，戰後毫無猶豫地立即改口說「自由萬歲」、「民主萬歲」，因為他們那個年代的小朋友親身經驗到戲劇性的變化，所以對所有事物多持懷疑和保留。齋藤對毛澤東的新中國也以同樣的態度面對。他說，新中國建國第十六年的一九六五年，無論到哪都感受到熱烈的氣氛。無論參加任何活動，或打開收音機，時時都聽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聲音，連不會說中國話的齋藤，因為反覆地聽，也自然地上口。從幼稚園的兒童到養老院的老人，開始講話時一定先說：「我們敬愛的毛主席……」，然後開口閉口就說：「我們親身參與建設新中國！」、「我們要奉獻祖國！」之類的話，不少人表達對國家恩情的感激。表面上看，物資生活並不富裕，老百姓對外面世界的理解也很有限，而且某些言論帶著對外宣傳的目的。但整體看來，齋藤感受到社會有一股朝氣和興奮，未來似乎充滿了希望，他感受很深。

自然慾望遭政治壓抑

同時齋藤察覺到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也有可能發生變化的跡象，他回顧一九六五年的大陸確實有「以口號領導百姓」的政治氛圍，而且這樣的政治文化幾乎已走到了頂點，畢竟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物資慾望。這些自然的慾望遭到政治的強力壓抑，終究不是常態。有一天這些政治口號和後面的意識形態淡化以後，一定會發生根本的變化。第二年爆發了文革，齋藤認為對中共高層來說，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大陸百姓也許期待換個領導階層後，生活會更好。無論如何，這場政治風暴的結局慘不忍睹。

隨後，齋藤等團員受全國青年聯合會的邀請參加國慶大會。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廣場，他終於看到了毛澤東。他記得毛旁邊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劉少奇等人士，戴黑色帽子的林彪站在離毛澤東有八或九個人的距離，感覺與毛並不親近，重要性也不明顯。毛出現天安門樓上的那一剎那，齋藤記憶猶新，說：「群眾好像發狂似地拍手，不斷地高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群眾魅力真了不得。」他對國慶大會的遊行也留下很深的印象，整個遊行隊伍一絲不亂、井然有序，表現出革命社會的高昂情緒。

齋藤在國慶晚宴上有機會見到周恩來、宋慶齡等高層人士。當晚人民大會堂裏擺設了許許多多的圓桌，周恩來他們坐在正中央前方的位子。同時齋藤注意到樓上有個樂團席的包廂位子，他隨機想到如果能上去那邊，就可以拍攝盛大晚宴的全景。他假裝上廁所偷偷地走上樓梯混進樂團席，從上面拍了幾張晚宴的全景圖。這些照片不僅有很好的構圖，也忠實呈現了盛宴的氛圍。

林彪肖像與文革前兆

同時，齋藤也以敏銳直覺，捕捉到其他成員都沒意識到文革前兆的畫面。他們訪問杭州的紡織廠時，看到師傅們正在繪製林彪的肖像。「當時一九六五年，一般的外國人都不怎麼認識林彪這一號人物。可是我們在參訪的紡織廠所看到的，卻不是周恩來，也不是劉少奇，而是林彪肖像的裝飾品。」齋藤問工廠負責人，對方只回：「這是上頭的指示，具體情況我也不清楚。」齋藤記得在國慶大會中，林彪站在毛澤東好幾步之外，如今在杭州卻大量繪製他的肖像，覺得有點奇怪；直到文革發生後，他才確定那就是預兆。這意味著，一九六五年的秋天，地方已為隔年重大的歷史事件悄悄地作準備。

另外，一九六五年訪華之際，齋藤他們在大陸各大城市被中國青年聯合會的成員詢問幾次﹕「日本的創價學會是什麼樣的團體？」創價學會是日本的佛教新興宗教團體之一，信奉妙法蓮華經，以日蓮大聖人佛法為中心思想；日本的政黨公明黨即源自於創價學會。日本國內對該團體的評價毀譽參半，有些團員當場批評該團體，齋藤則不予置評地說：「那是佛教團體。」齋藤當時覺得奇怪，北京政府為何那麼關心創價學會？後來才想到，當時日中兩國共產黨的實際關係並不穩定，同時中共跟日本保守勢力還沒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因此不排除尋找任何其他對日管道。果然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時，周恩來透過公明黨訪華團將備忘錄遞給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可見中共很重視創價學會的管道。

透過一九六五年的訪問，齋藤跟中國結下良緣。第二次訪華是一九七六年，也就是文革的最後一年。該年五月，以向旭為團長的上海京劇團一行一百三十人赴日訪問演出。齋藤為了報道此團，事前獲准赴滬採訪。後來陸續又有機會到中國大陸訪問，走遍北京、上海、蘇州、哈爾濱、拉薩等地，拍攝了不少照片。一九八五年他在日本佳能公司出版了畫冊《蘇州にて（在蘇州）》，一九九七年又出版《北京一九九五至九六》等畫冊，皆獲得高度評價。

不過，這些作品離出版已經很久，知道的人鮮少。齋藤的作品再度問世，是一場奇遇所造成的。有兩岸老照片收藏第一人之稱的秦風（徐宗懋）在日本尋找蘇州老照片的過程中，偶然買到齋藤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蘇州寫真集，秦風立刻發現齋藤中國攝影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和文獻價值。不久，透過佳能公司的協助，由我聯繫上了齋藤，雙方經過通訊後，約在東京會面。由於齋藤和秦風都具有影像的專業背景，談話格外投緣，很快就建立了互信。接著，秦風得知齋藤在文革前一年曾前往中國大陸訪問，拍攝了大量的照片，他覺得這批照片具有極高的出版價值，實際上是近代中國影像史重要的紀錄，齋藤也慷慨地提供了大量底片，作為秦風修片、整理和編輯之用。因此，稱這本珍貴畫冊為日本和兩岸影像作者及愛好者的合作之最，實不為過。

齋藤有關中國的許多攝影作品曾靜悄悄地藏在箱子底下幾十年，如今重現於世，予人無比的驚艷。看似偶然，其實是許多有心人長年努力的必然成果，也代表了日本和中國大陸文化交流史最新的一頁。

齋藤康一是人物照的泰斗，他拍攝過無數的名人。井上靖、野坂昭如、遠藤周作、司馬遼太郎等中文世界頗具知名度作家的肖像照，以及市川崑、藤子不二雄、北野武、王貞治、岡本太郎、安藤忠雄等人士，都在他的攝影機前留下充滿人味的表情。齋藤情感敏銳，做人溫和，個性細膩，很容易取得攝影對象的信賴，因此很多名人也願意對他打開胸襟，表露心思。齋藤說，要拍好的人物照，還是需要花時間。一般經常被採訪的名人已經很習慣拍照，所以他們在攝影機前擺出來的模樣都差不多，結果拍出來的照片也很雷同。他說，其他攝影師也許花一天拍完的作品，他有時候花六、七天才拍完，他的工作效率也許不高，但慢工出細活。跟攝影對象慢慢建立互信的過程中，對方會流露自然的表情，這正是他要的。他還說，對拍攝對象當然要有最基本的了解，所以事先需要做功課了解對象，但了解得太深也不太好，這個拿捏要有學問。

三島由紀夫奇緣

聊到這裏，他開始回顧跟拍三島由紀夫的一個星期，每天跟三島的時間不一定，有時候幾個小時，有時候幾十分鐘，三島決不讓攝影師拍他的書房，說：「誰讓別人拍自己如廁的樣子？」齋藤強烈感受到三島非常喜歡突顯自己，又愛高調華麗。由於幾乎每天碰面，齋藤跟三島漸漸熟悉，最後一天齋藤跟三島告辭時，三島說：「你要走啊？你再多跟我幾天，就能拍到相當有趣的鏡頭。」當時齋藤聽到這句話，一頭霧水，不知道三島在講什麼。兩個星期後的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島帶領四名同志衝進東京市谷駐屯地的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在陽台發表政變演說失敗後，切腹自殺。齋藤聽到三島自殺的新聞時，不但以為他瘋了，自己頓時也毛骨悚然。齋藤好不容易拍到三島由紀夫赴東京東武百貨公司「三島由紀夫展」會場展示日本刀的照片，此張是他跟三島最後一天拍到的，可以說捕捉到最靠近三島臨走時的表情。

聽著齋藤的回顧，重新翻閱他的種種經典之作，即感受到超越時空的張力和魅力。齋藤用相機記錄了個人和大時代的歷史，以致於他本人也成了歷史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