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其荣
看了周栎枫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中国社会怎么了？》一文,有点类似于时间去哪儿了?蛮煽情的。笔者深以为然,中国社会怎么了?虽然作者认识到讲政治是社会道德大滑波的根源，但深度不够，对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原因探讨浅尝辄止,不足以说服人。
何谓政治，按孙中山所言的政治，即为众人之事，说白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点事。人与人不外乎人情？也对，但人情不全是政治。那么人与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陆佃曰》中认为二人向阳为从，向阴为比。士之趋向，不可不愼。相随而从，相对而比，相背而北，相转而化。愚以为，从政治立场上讲，相随指的是同志之间的关系，相比的就是敌人，这是一种竞争关系，北和化是对政治信仰的反对或支持的一个转变过程。
我们知道，两个人写在一起为从，从“从”字的构造上看，一个人跟在另一个人的屁股后面，这遵从的是礼法，常见的男尊女卑、长者贵者智者为尊，但两个人之间一般不形成政治，但三人为众，金字塔式的，甲骨文中众字，象形于许多人在烈日下劳动，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儒家思想，还不懂什么叫管理。但众字的简化写法中就有大写的人，高高在上，就形成管理，下面是个从字，两个人又形成秩序，这个秩序，现在主要依据的是中国的儒家传统。
我们知道，两个人之间更多体现的是道德层面，众人之间的秩序则依靠法律实现的。完全守法是做人的底限，完全守道德，那简直是圣人，这可以看成是做人的上限。现实生活中，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介于二者之间，即能守法，但不能完全守住道德上的要求。不过，道德上的名目也是繁多的，比如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再比如做一个老实人（诚实的孩子)等等。
我夫人经常对小孩讲，骗人是小狗，我则对小孩讲，骗不到人就是猪。我想讲才讲，我不想讲，我沉默不行，还偏要我讲，我不骗你才怪，我骗你你居然不信，那是我笨没本事。
当然，如果这社会每一个人都讲诚信，一个人要没有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他就生存不下去，当父母就不能教小孩尔虞我诈。反之，这个世道到了老人摔倒都不敢扶的地步，这时教育孩子诚信，简直就是把孩子推向绝路。教育小孩无外乎就是传授他适者生存之道。当然，不可能教小孩事事骗人，但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这个本事还得要有。否则，小孩今后出身社会，遇到领导就讲，领导你长得真难看，那一切就完了。如果你看不惯腐败且乱搞女人大腹便便的领导，想说一些奉承的话又实在张不开口，可以默默的走开，不做钻营，见风使舵之辈，你依然可以选择旁观。但如果被领导逼得非表态不可时，也必须要有把领导骗到的本事。
至于要不要做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的任大炮？铮铮风骨关键要看你有没有哪个实力，如果没有那个实力，不妨做回诺诺之流，风向变，你也变，见风使舵，见机钻营不丢人。否则，建国后政局几经转变，党内的正义之士还留下几许？!
其实，这里的政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层意思是通过形成人与人之间良好的秩序，来促成对社会甚至国家的管理，第二层意思是逆向工程，即通过对国家良好的管理,达到人与人之间互信的目的。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承的关系，一个国家好的政治，与好的人与人(团体)之间关系是个良性循环的关系。从法律上讲，好的政治环境下，出台一部部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然人人遵守，就形成法治社会(rule of law)。在法治社会里,大大提升人与人之间道德感，由此，一个社会自然就开始有了诚信,这是一个相得益彰的事情。反之，以(依)法治国(rule by law),东厂西厂还加个锦衣卫，社会自然就缺乏诚信，老人摔倒谁敢扶？！
除了政治在道德、法律，人与人，众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外，我们还可把它进行拆分，政治也即政与治，袁贵仁同志所说以政治教育，以政治社会、以政治国。这里的政，一般来讲，是一种意识形态，即用什么理念来治理小到社会，大到国家的问题。通俗的讲，我们所知道的比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等等，这就是意识形态，这就是政。用这些政来治社会、行业或国家，就是政治。
讲政治，最直白的意思是，讲-政-治X，X代表家、社会、行业甚至于国家，即在治理小到社会，大到国家时，要依据意识形态即党的理论，再或党的政策，来实现社会的稳定，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这里的讲政治，动词加名词结构，讲是动词，而且偏重讲，讲什么呢？讲政，党员干部还要治，根据袁贵仁同志的逻辑来看，人民教师也要治，治谁？治学生。但讲政治，三个字凑在一起，即讲政治不再作为动名或动宾结构处理，全当一个名词来处理，还有另一层意思，笔者现在要干的就是讲-讲政治。
这个时候，讲政治就是一门很大很大的学问。一百部书也写不完，它的运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我们天天都在讲政治。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例如，读书时班里的同学A跟其它班同学干上了，为什么干？不爽就干。我作为唯一的旁观者，讲话就有份量了。本来是同学A不对，打人嘛，还有什么对的。但毕竟同学A跟笔者同过窗，怎么样都护着他。校方来调查，当然我还不算是坏到底,不至于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虽说的即便全是事实，但也是有选择性的。即对同学A不利的我全没看见，对同学A有利的事情我全看见了。那我在干什么呢？讲政治。不这样做，在一个讲究荣誉的集体里，我就没法混下去了。
所以，讲政治在日常随处可见，讲政治简单理解为站在一个立场小心讲话，讲正确的话。而人与人之间基于各种关系形成的同学、同事、同志和同乡关系，使人很难摆脱一个利益场，亲疏有别，自动的站队排位。这也是基于同志之间的官官相护，基于同事之间的医医相护的由来。
师生矛盾也会产生，为什么没有师师相护？这是因为教育有它的特殊性，它必须坚持是非分明，另外一个原因是师生的情谊有时比老师之间的这种关系还要深。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师师之间除了同事关系外，更多体现的是竞争关系。当然,目前的中国教育，这一点也在发生变化，大有回到文革时师生之间的那种极不信任关系。
党与群众利益不一致时，有时甚至成敌我矛盾，党媒要帮领导讲话，这就是党媒姓党的由来，从讲政治上来看，本身无大错。当然，我说的是国民党。
政治很复杂，核心是利益。
比如同学A又干架了，而且还在班里干架，这次干的对象竟是与我关系比较亲密的同学B，按理讲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不论对错，当事人的屁股都要打上五十大板。平衡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充满“正义感”的我却认为，同学A太横了，不治不行，否则哪一天就把也我给揍了。但光凭我一个人去整，有点危险。所以必须要党同伐异，简单设计一下就可以把这个事件上升到一个高度:某某地方的的竟然欺侮某某地方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同学A必须得整。这就变成大家熟知的地域攻击。
因此，讲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利益至上，手段是党同伐异，也即纠集一帮人，以多欺少。
党同伐异，是讲政治最核心的技巧。同，就是尽可能团结绝大多数的人，异，就是尽可能把自己想整的人孤立出来当成靶子。
党：偏袒。伐：讨伐，攻击。指结帮分派，偏向同伙，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或者阻碍自己利益的人。党同和伐异，是大技巧，如何设计是政治大智慧。
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政治超人，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毛泽东时代，愚民加个人崇拜，再把民众拉入到权力斗争中，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把党同做到了极限，全国人民都是同志了，哪还能更大吗？当然毛主席也曾说过，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之类的话，但受众主要是国内的人，至于美欧这些国家的民众确实不容易去转化他们的思想，也没必要把他们拉入党内斗争中。
当然仅仅做了党同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伐异，异:异类、坏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把刘邓定性为资产阶级，阴谋家、大汉奸和民族败类，这样一定性，自然就把刘邓从党内、军内或甚至社会各个面都孤立了出来，就造成他俩众叛亲离，形影相吊，这就是伐异的最理想状态。
行文至此，也该收尾了。言而总之，讲政治是不讲真话，不讲对错，不讲是非，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不讲做人底线，是只讲利益的党同伐异。而政治又是社会的基础，在其之上形成文化，这就是社会道德大滑坡的根本原因。只要中国社会坚持政治正确，还在讲政治，还要讲政治，社会道德还将继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