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习近平在2018年1月5日视察中国解放军中部战区，端起新式枪械瞄准的镜头被媒体捕捉后，这一场景令不少人想起毛泽东于1964年在北京西郊射击场端起中国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的画面。

今天，习近平正在用其独特的“习式符号学”，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他强势的风格以及对军队的全面掌控。但是要指出的是，习浓厚的“尚武精神”背后，并非意味着好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以兵方能止戈。

几乎没有人怀疑解放军在习近平执掌军权尤其是2015年冬军改以后所正在发生的变化。“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

这是习近平的思考，更是对军队改革的出发原点。

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中，过去5年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的改革，堪可与毛泽东在87年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从而为中共能够建政打下基础。那么中共这次军改的历史意义又是什么呢？用中共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句话什么意思？打造一支跟得上形势的强大军队?习近平又是为什么要用这种伤筋动骨的方式，来重构军队？中国军队是否真如其愿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打，打之必胜”？更会有人问，习近平尚武吗？

“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耿飚（中）对刚刚步入仕途的习近平（右）以相当影响

习近平性格的强势或许来自于他的青年时期，当他26岁那年刚从清华大学毕业，随即穿上军装，进入年长其父4岁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后转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的“营帐”，担任随身秘书。在1979至1981年的短短三年时光里，习近平拥有了军方的首次亲密接触，并亲身体验了1980年耿飚主持的中共第七次军队整编。

与习仲勋一样，耿飚生逢晚清末年、民国初建的中国乱世，那一代中共开国元勋对中国近代史的耻辱有过切身的体会，也就着极强的忧患意识。30多年后，这种一脉相承的痕迹在习近平身上得以体现。他上位之初曾反复地对外公开表示，历史上那些落后挨打的画面是如何让他感到锥心之痛，“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从2012年冬，习近平才在中共十八大继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军委主席仅一个月，便进行了第一次南巡，而首站就去了广州的解放军第42集团军、海军南海舰队湛江基地，并登舰视察。之后，习近平的历次出行都延续了一种固定的程式，即与驻军的接触。与此同时看到的是，中国解放军明显加强了军队演练。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五年，解放军平均一年就进行了至少45场演习，且这些演习是在更复杂、更严苛的陆海空环境下进行的。

而另一方面，2015年11月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开启新一轮军改。军委机关由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五大战区代替七大军区亮相，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军委联勤保障部队相继成立……排兵布阵层次分明。加之，先后法办徐才厚、郭伯雄，张阳、房峰辉等军中大老虎祭旗，大规模军改紧密伴随强势反腐。

1949年以来最剧震荡

北京时间2018年1月3日上午10点，习近平在号称“万岁军”的82集团军（隶属于中部战区）驻地保定首次下达全军新年开训命令。这是自2015年底军改启动之后一次全局性的“大练兵”，而且并非局限于朱日和军演那样的陆军集团军部队，还包括自2018年1月1日零时刚刚转隶中央军委指挥、以新编制履职的武警部队。官方披露称，彼时各大单位4,000多个分会场同步举行，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设野战化分会场。

此次开训被官方形容为历次“大练兵、大比武”的延续。中共领导的武装起初在战斗环境中生存，并不常见大规模的作战训练，而1964年那场持续数月、得到毛泽东称赞的军事作训则成为迄今最受关注的大练兵。事实上，在和平时期，“大练兵”成为解放军因应新的作战形态演进进行战斗力提升的主要途径。在江泽民主政的1990年代和胡锦涛主政的2000年代，解放军便曾分别为应对海湾战争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形态、机械化向信息化的战争转型进行过两次“练兵”。

邓小平执掌军权的1980年代为解放军转型确定了长远目标，不过形势发展显然打破了想象

此次大练兵意味着解放军已基本完成2015年年底以来所推行的军事改革阶段性目标，即中央军委领导体制改革、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调整、军队力量组成编制体制改革、后勤保障力量组建以及其他各领域的“顶层设计”后，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到全面提升军队战斗力的基础上。

2015年11月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开启新一轮军改，此次军改几乎涉及到了每个职能部门、每个军兵种的每个领域、每个环节。在习近平之前，中国历代领导人其实都先后进行过十次军队整编精简，尤其是邓小平时代的百万大裁军影响之大震惊外界，直到习近平启动军改之时，解放军军队员额从最高峰时期627万已下降至230万人，但是除了最直观的数量变化外，中央领导的总部体制、力量编成的陆军独大、军政军令指挥体系统一等几乎从未发生实质变化。所这个维度看，这次军队改革，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具整体性、革命性的一次，其意义远超过此前历次军队改和裁军。

20世纪80至90年代更加侧重武器智能化和模块化甚至单兵作战能力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到来，解放军之因应动作过于迟缓。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文革后时代迫切需要优先恢复经济，国家政策亦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徘徊，军事建设不得不进行让位，一直到1999年才出现补偿性地军费增长，军费开始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

但是军费的增长并未带了中国军队战斗力“质”地突破，尽管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延续精兵路线，可是在具体发展目标以及形势判断上，中国军方高层内部多有分歧加之因军队经商，卖官鬻爵使得内部军纪废弛，30多年未经战事的解放军长期处于和平怠惰期，而忘战必危、文恬武嬉的局面逐渐在军队盛行，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决策层既定的军事改革目标。

可以说，在2012年中共举行十八大时，中国军队的实力并非外界臆测的那样强大。习近平所承继的反而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军纪败坏、内部贪污横行、军头骄纵，而且军备不足、战斗力虚弱的中国军队。

2014年6月30日，原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这就像一个信号弹，告诉世界，习近平开始了，中国军队将迎来一次全面的“脱胎换骨”。2015年4月9日，中共对另一位十七届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进行组织调查。2016年7月25日中国官方宣布，郭伯雄因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随后，全军展开”彻底肃清徐、郭余毒影响”的行动，到了2017年，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原解放军四总部总政治部主任）张阳“畏罪自杀”，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原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也在今年1月初被送上军事法庭……截至当下，习近平掌军后清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副军级以上将领70人左右，逾百将领、高级军官闻声落马，接受军法处置。盘根错节的系统性腐败和政治山头主义之风被打的七零八落。“军队换血”最重要的成果不仅组织上的，更重要是解放军全军思想上的。

习近平对军队动“手术”

通过古田会议，习近平事实上整顿了军队的山头主义，尤其是郭徐势力

毛泽东曾宣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毛之后，很少有领导人介入构成国家基石的、紧张的军队与党的关系。过去40年里，解放军逐渐形成了搞派系之争、腐败和不把政治领导人放在眼里的名声。前几任领导人对这种行为保持了容忍，但习近平显然视之为需要优先改变的地方。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导在福建古田召开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87年前的古田会议最终确立了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习近平再度古田会议作为政治符号，意味不言自明，就是要让全军明白，他将恢复“党指挥枪”的传统，重塑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习近平此举可谓在盘根错节的军队里掀起了滔天巨浪，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5年之内他完成了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如果将此前的中国解放军比喻成一个看似庞大，但是臃肿笨拙切疾病缠身的巨人，习近平对这个“巨人”要做的就是“切除肿瘤，治疗血液病、传染病”，如同“内科手术”。

于此同时，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改革更体现在宏观战略上，他所设定的2020年军改目标——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无异于对解放军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外科手术”。

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军政两界，不仅存在“政令不出中南海”，更存在“军令不出八一大楼”的情况。习近平对军队进行“外科手术”的目的，就是要让军令畅通，军队指挥权清晰集中，确保当中国面临战争危险时，解放军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这一系列的“外科手术”，习近平又是怎样“操刀”的呢？简单来说，经历此次军改动荡，解放军内部各组织部门职能更加清晰和精准。军政、军令不分，管理、指挥权限集中在此轮军事调整得到纠正。例如，在中央层面，以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职能，由解放军四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负责，军改后，四总撤销，中央直辖15个职能部门，职责更为清晰。

而在战斗部队层面，习近平继续推行“精兵简政”，中国陆军集团军首次缩编至百万人以下，同时扩展海军陆战队、空降兵部队乃至后勤保障部队等技术兵种力量，建立以担负网络战、电子战、心理战、舆论战以及军事航天战略职能的战略支援部队，以适应世界军事发展大势。

同时，在武器装备的硬件以及战争支持层面，习近平推动解放军新建中央军委军事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中央军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则从更高层面上为军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工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预备动作，这对于严重依赖高科技和高度信息化的未来战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