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诸夏纪事本末》关于上海的部分）

1853年9月，上海自由市宣布在粤满战争中严守中立。

1853年9月7日，粤军所属的小刀会进攻清属上海。上海自由市的武器和物资输入，对交战双方都不可或缺。中立决议得到了粤、清双方和英、法、美三国领事的支持，但给欧裔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他们抱怨说：“这样的情况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这种罪恶活动有没有早日终止的希望呢？欧裔居民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在碧绿的田野上散步？什么时候可以再去访问农村，再从这个狭隘的城郊到青山绿水自在地散步，重享心旷神怡的幸福呢？”难民问题从长远看，给自由市带来了更大的隐患。粤军进攻上海以前，自由市的吴越裔居民不过五百人左右。随后不到一年时间，难民人数就超过了两万。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超过欧裔原住民以后，《1845年土地章程》不得不修改。难民欧化的速度长期滞后于人口结构逆转的速度，最终导致了自由市的倾覆。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上海问题，预示了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末叶的罗得西亚-南非问题。

1853年4月8日，上海自由市纳税人会议决定组织义勇军（Shanghai Volunteer Corps）自卫。

义勇军包括了全部英裔上海成年男子和大部分欧裔上海成年男子，聘请孟加拉第二步枪军团的军官Tronson为统领。1853年4月12日，自由市全体居民会议决定修筑长期防御工事。古典希腊城邦的民主精神，在十九世纪的远东复活。公民大会决定少数涉及全民安全的重大问题，有产阶级选民团决定大多数涉及财政税收的日常管理问题。封建欧洲传统的宪法结构同样建立在生命的牺牲和财产的牺牲之上，但组合方式相反。上议院由牺牲生命的贵族组成，下议院由牺牲财产的资产阶级组成。二十世纪的大众民主，实质上是二者相互渗透的结果。上海民族的政治传统完全来自欧洲，因此跟周边的东亚各民族格格不入。

1854年4月4日，上海自由市在泥城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lat）中驱逐满洲帝国（Amba daicing gurun）北营驻军。

上海自由市对粤、满双方的外交政策，类似威尼斯共和国对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政策，利用东西两大帝国的冲突，扩大和完成了自身的安全边界，由拜占庭帝国名义上的藩属，变成了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贸易的霸主。北营破坏了自由市修筑防御工事的最佳路线，驻军和自由市民兵又经常发生摩擦。自由市在1854年4月3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满洲军队撤出北营，遭到拒绝后，第二天发动进攻。满属上海驻军在上海自由市和粤属上海驻军之间腹背受敌，很快就决定向自由市妥协。此后数月，上海自由市迅速完成了城防工事。

1854年12月14日，上海自由市向粤军宣战。

自由市在1854年12月9日向粤属上海驻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粤军平毁洋泾滨南岸炮台，遭到拒绝后，将粤军逐出上海。沪满战争和沪粤战争虽然短暂，却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意义。上海自由市从此赢得了事实独立，掌握了远东各国的外交枢纽和贸易枢纽。满洲、日本、韩国、越南、暹罗和诸夏各邦的盛衰成败，无不以自由市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轻重。自由市在远东贸易海岸的欧洲城市当中，隐然以领袖自居。诸夏爱国者通过自由市体验了欧洲多国体系的道义水准，不禁叹为观止。“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海关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自由市对吴淮联军的财政支持，决定性地扭转了粤吴战争的天平。日本雄藩赖以战胜德川幕府的军械和技术，首先来自上海自由市。自由市慷慨地庇护了韩国、诸夏和东南亚各国的维新党人，改写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远东的历史。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威尼斯共和国在地中海、上海自由市在远东海岸的地位，都是建立在武力和贸易相辅相成的基础之上。三者最终的衰败都是因为贸易失去了武力的保护，才导致创造财富的机制沦为侵略者的奶牛。欧裔上海资产阶级以其远见和决断，为东亚、南亚、俄罗斯、非洲和全世界各族裔形成的上海民族奠定了基础，堪称上海自由邦当之无愧的国父和远东国际体系的柱石。

1854年7月11日，上海自由市业主会议根据新《土地章程》第十款成立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

新《土地章程》将欧裔上海市民的排他性权利，有条件地向新移民开放。新移民大部分是粤军驱逐出境的吴越难民，也包括印度各邦、南洋各邦、香港、韩国、日本的移民。基本法确定后，议会政治即入正轨。“新法律的制定，具有一种明白的企图……通过业主会议确定全体原住民社区的自我治理权利，以及为市政目的而征税的权利；由此二端而得有手段，以保证原住民社会自身的安全与幸福。”议员必须是每年缴纳房地产税超过五百两，或每年支付房地产租金一千二百两以上的有产者。第一届市议会由七位总董组成：凯威廉（William Kay）、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金大卫（D.O.King）、费龙（C.A.Fearon）、 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斯金纳（J.Skinner）、白朗（W.S.Brown）。自由市在市政管理和建设方面的成绩，即使放在欧洲也是名列前茅的。

1862年1月13日，上海自由市纳税人会议和吴越士绅会议签署军事同盟协议。

会防局在英、满外交代表监督下，由吴越士绅代表应宝时、吴云、潘曾玮、顾文彬主持日常工作，“酌派清正官绅数员，逐日与贵国办事之人，商酌集饷、调兵、设探报、备供应诸务，有应贵国照会清国抚、藩署者，有应抚、藩署照会贵国者，均由公所派定官绅及贵国派办军务之人承办。”吴沪特殊关系引起了江淮利亚盟军的嫉妒，“吴道与杨道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在三国联军对粤战争期间尚能弥缝，在苏州光复以后就迅速导致吴淮反目。

1865年3月10日，上海市议会（Manicipal Council）决议成立基本法修订委员会。

十九世纪的上海自由市像二十世纪的以色列一样，虽然地理上远离欧洲，在政治上却是欧洲的一部分，降低选民团财产资格的节奏，基本上符合英国本土的议会改革。1866年3月，业主会议批准了基本法修正案。修正案将业主会议扩大为纳税人会议，财产标准也大大降低。“所执产业地价计五百两以上，每年所付房地捐项，照公局（工部局）估算计十两以上（各执照费不在此内），或系赁住房屋，照公局估每年租金计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都有选举权。”新基本法确认市议会不仅有权征税，而且有权立法（Byelaws）。市议会的立法（Byelaws）经纳税人会议批准后，在各保护国外交代表监督下，适用于上海自由市全境。上海民族构建的基础，随着上海自由市的民主化而日益巩固。

1871年5月22日，上海自由市防务委员会就民兵（万国商团）武器储存问题向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提交报告。

“工部局万国商团副官长布鲁尔上尉出席了本月16日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他说明，商团团员强烈反对为了持久的安全将他们的武器收回放在工部局武器库中。他相信，上届董事会所希望的目的，即将武器保存并使之处在良好状态，可以通过定期检查达到。委员会同意布鲁尔上尉的看法。因此，委员会关于此事的决定为：对目前所使用的武器，每两个月应予收缴检查并发还商团团员。”

1874年2月10日，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就房地产估价问题咨询按察使何爵士。

按察使的意见书，不啻为远东第一个代议制共和国的宪法解释：“这件特殊的案例，向我提出的唯一问题就是：工部局依据估价委员会的报告而宣布的某一估价，对丽如银行而言是否是决定性的、有约束力的。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肯定的，其理由如下：根据《土地章程》，本公局的租地人和纳税人具有向他们自己征税的特权。这句话的含意是，在本公局产生一个机构，这种捐税就能由该机构在他们当中按比例进行分派。

征税的产业（除了别的以外），就是土地和房屋。为了对这类产业征税，就有必要确定其价值。为了这样做，各纳税人（丽如银行就是其中之一）自己商定，命令一个由租地人和纳税人的一些代表组成的工部局来进行这类估价，在估价以后，命令他们把对每一块土地和每一幢房屋估算的租金数及时通知每一个租地人或房屋所有人。然后他们做出了这种估价可向法庭上诉的规定，这种法庭应由不少于五位纳税人以及工部局认为必要时由更多的人所组成；并且他们同意这个法庭所作出的决定应该是决定性的。

这个财政剧的每一幕戏都是由纳税人来演出的，即：向他们自己征税的决定、对要征税的财产的估算、上诉的方式、听取这种上诉的机构以及对之所可能作出的最后决定。估算的工作是交给工部局来办的，因之而引起的上诉则委托给纳税人的一个机构。因此，无论是从各自的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只要是在授予工部局的委托管理权限之内，则工部局的行动就是纳税人的行动。同样，上诉法庭的决定就是纳税人的决定；并且由于他们已经宣布：这种决定对他们自己是有约束力的；因而事情也就如此决定了。同时由于他们并未建立任何权威或授予任何权力来加以修改，所以丽如银行自己的估价，因此是决定性、结论性的估价。

对于这一类的事情，任何法院都没有裁判权，除非能凭借某种立法机关创立的条例的力量；而在上海根本不存在被授予这种权力的法院。把这一种权力授予某个或任何其他法院，那就会把纳税人的机构在上海自由市内对应征税财产估价的决定权转移给了某个其他的机构；我想这不会是，也不可能是纳税人的意图。

征税权乃是行使自治权的结果，一切共同自治的自然结果就是把权力和权力的实施交于多数人。同样，一个代议制政府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会的代表们的行动就是该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行动，不论他属多数派或属少数派。把征税之权或决定应征税财产价值之权转移给一个法院或某个别的人，那就等于放弃了如此多的自治权，而且还要损失如此多的代议制特征，而代议制乃是这类政府的一项原则。我并不是说，这样做可能不方便，或甚至失策，而是说这件事必须清楚地、明确地做，任何法院或任何个人，如果接受了这样一个权力，那将是一项专权的、根本不合理的行为。

我认为，在上海，赋予公众在上海征税之权是有限的，自治之权以及它在此地所采取的形式也是有限的。对英国国民而言，这至少是王国政府委托给他们的有限范围权力，而王国政府随时都能予以收回的；当公众停止或忽略了行使所授予的特权时，则很可能会被收回。但是，正如我已说过，此项权力是受《土地章程》严格限制的，并且限于一些指定的征税对象，土地和房屋就是其中的二件。所有其他的征税之权和确定所有其他征税对象，仍然留待王国政府任意行使和作出决定。因此，其结果就是，在公众同意就土地和房屋的价值规定一种税率来向他们自己征税之后，又建立一个机构来确定这类资产的应征税价值，并且还建立了一个机关来受理上诉的案件，公众已同意，这个机关作出的决定是结论性的，对所有的人都具有约束力的；而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在委托给他们的有限权力范围之内；其他任何机构均不能受理上诉的案件。所以，就丽如银行案件而言，工部局根据估价委员会和上诉法庭的报告而宣布的估价对丽如银行是具有约束力的。”

1875年6月28日，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议长白敦向议员介绍关于自由市在大英帝国内宪法地位的讨论。

“我们敞开地讨论这个问题，以大英政府为在清英国臣民立法的权力开始，以工部局政府法典应取的形式告终。我现在要尽可能清晰地将他口授的内容摘要为您胪述如次：

第一，他对女王陛下通过工部局的命令与皇家殖民地一样充分而有效地统治他的在清臣民的权力毫不怀疑。这种权力包括征税权在内。

第二，他认为女王陛下的工部局对现有《土地章程》法典的承认足使这些章程完整无缺，对在沪的英国臣民有约束力。

第三，他有点怀疑女王陛下的工部局有否委托其北京公使以必要权力来批准《土地章程》上面写明的那类性质的市政法典。

第四，他非常怀疑女王陛下的工部局是否具有她根据1865年关于工部局的敕令第85条或其他任何条款而正常运用的那种权力。

第五，他十分清楚的是：女王陛下既已通过正常途径将地方政府的权力授予上海英人纳税会议，则此权力当然也包括多数票表决通过的强行征税的权力。而且他深信这种强迫征税也可能扩大到人丁税。

第六，他坚信，将《土地章程》与市政法典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今后在进行修订时，可将《土地章程》依然照旧独立成编，另外编制一部市政法典。

第七，他认为，如要编制一部新法典，必须得到北京英国公使，甚或意味着女王本人之批准。若想经外交国务大臣之手，根据1865年关于工部局的敕令第85条而提出，以显示其重要性，乃是不明智的。合宜的做法是，首先专门为此通过一项有关工部局的新敕令（在我询问之下，他同意只要有一项公告或扩大敕令第85条所授予权力的有关工部局的简短敕令，可能就够了）。

他又表示，《土地章程》的印刷文本与各国公使联席会议记录，决不表示，或可以宣称，这部《土地章程》是在女王陛下或其他外国公使为此授予的特殊权力之下制定与公布的。”

1882年9月11日，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讨论外滩照明事宜。

“会议收到了上海电气公司秘书的来信，来信通知说，为外滩照明所需的10盏灯，每盏每周收费4元，包括所有安装和维修等费用在内，电灯将从黄昏点起，一直到午夜12点半。会议决定接受这些条件，但电灯须在测量员的监督之下安装。”

自由市技术升级的时间表，仅仅稍微落后于英美，领先欧洲大多数国家数十年，更不用说亚洲和非洲了。如果只计物质成就，1922年的斯德哥尔摩尚不足以比肩1882年的上海。自由与文明的骄子在二十世纪体验的沉沦，超过了伯里克利的雅典经历的一千多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写照。他们的遗产留下了漫长的阴影，至今仍然荫蔽所有的继承者和毁谤者。

1890年6月24日，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讨论引进巴斯德实验室的议题。

“会议宣读了亨德森医师来函，来函指出，假如他能立即与米勒斯医师联系，则创建一座巴斯德接种法实验室将会得到极大方便，因为可以从巴斯德本人的实验室直接进口最新材料，而且可以在米勒斯医师返回清国途中，由他负责保持材料的活性。此外，由于米勒斯医师完全了解上海需要什么，他是购买所需设备的最佳人选。董事会讨论了在此地建立一座巴斯德实验室可能得到的益处，以及工部局是否可以不经纳税人大会批准，就答应给实验室一笔年补助金作为维持费，在讨论过程中，有人建议董事会可同意组建并维持拟建之实验室，假如亨德森医师能保证在纳税人大会拒绝批准给以年补助金的情况下，不要薪金而继续工作下去的话。董事会决定在下周前暂缓答复亨德森医师，在此期间将公布他先前的信件，这些信透露出公众对此问题的一些看法。”

路易·巴斯德发明接种法，是在1885年；成立巴斯德研究所，是在1887年。上海自由市在十九世纪末，距离全世界科研最前沿的时间差不过三到五年。吴越乡民在1890年来到上海，跨越的文明层次之大，使得东德工程师在1970逃亡美国的冒险，犹如出嫁的女人回娘家一样平淡无奇，而且非但不需要冲破守卫柏林墙的士兵和子弹，甚至连护照和介绍信都不需要，仅凭劳动的愿望、路费和缴纳百分之五房租的诚意，就能行使米留科夫和福泽谕吉求之不得的言论自由，享有安徒生和契诃夫尚未领略的生活科技，蔑视折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疾病。如果当时的上海人不肯以欧洲人自居，丹麦王国、意大利王国和西班牙王国的臣民就更不敢自称欧洲人了。百年以后的上海人，还有底气傲视安徒生的子孙吗？当时的韩国士大夫和日本武士在流光溢彩的外滩自愧形秽，遥望玻璃柜台后的售货女郎犹如天上人。百年以后的上海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份日本和韩国工人不屑的擦洗尸体工作，就要以同胞当中的幸运儿自居了。自由与文明的骄子，到底是毁在谁的手中？人类的敌人反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殖民主义的唯一理由，难道不就是有产阶级的民主排斥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吗？同样的理由无疑会将伯里克利的雅典和达·芬奇的佛罗伦萨打成反面典型，陪伴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在自己判决自己的世界历史和世界法庭上，向穆加贝的津巴布韦和波尔布特的高棉发出邀请函。

2017-12-15  Med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