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此后，文化领域的复古主义抬头。
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不一致，没有获得通过。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然而，191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学校届时举行纪念会。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这就是说，旧的纲常伦理还不能改变，因为它是维系人心的好工具。这时，袁世凯的尊孔还比较掩饰，他没有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用道德说教来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
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加紧进行尊孔活动，大造社会舆论。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有人甚至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复古一派乌烟瘴气。
与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世凯也决定恢复祭天。1914年12月23日，这一天是冬至，也是袁世凯祭天的日子。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是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坛周围密布着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都是岗哨。清晨3点，一辆装甲汽车载着袁世凯出了总统府，向天坛驶去。在南门外，袁世凯下了汽车，换乘早已准备好的四角装饰着璎珞的轿车，到昭亨门，下了轿车，又坐上竹椅轿直到天坛前。到了天坛，袁世凯开始步行，这时天还没亮，天坛前点着明亮的灯火，他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子臣”两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祭天大典从凌晨3时开始，一直进行到8时50分才算结束。
至此，袁世凯尊孔复古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有，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顺应民意”，尽快登基。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号洪宪。
清朝皇帝虔诚地祭孔，却换来数千年中国末代王朝的命运，袁世凯机关算尽，孔夫子却也没有带给他好运，只发了83天的短命皇帝梦。
21世纪的今日，全国各地再复尊孔复古之潮流，出于对封建社会的眷恋和对权威主义的盲从，学术界发出了些许有悖时代精神之论调，教育界也大力推崇着尊孔复古的风尚，《论语》等孔子言论、著述在基础教育的课本中被大量引述，并要求学生背诵。但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孔子思想中于当今最值得发扬的”因材施教“教育理念却长期以来都被中国教育界拒之门外。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 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意识形态价值观向外国推进），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分布结构，加强力量建设，提高办学质量，使之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