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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在中国，哪里可以光明正大地观赏一场脱衣舞？天上人间和东莞倒是可以，但那已是过去式。现在，想名正言顺地荡漾在肉体中，就到农村的葬礼上看看吧。

与国外不同，在中国农村观看葬礼上的脱衣舞不需要把钱塞进舞女的内衣，也不需要爬上台桌用香槟扫射全场。即便是单身的穷光棍，大可不必担心消受不起这场艳情表演。正因此，每每搭起草台，舞女们还未正式宽衣解带，下边就挤满了双眼放光的男人们。间或有乳臭未干的孩子夹在人群中。

与印象中的肃穆和悲伤不同，中国的部分葬礼被色情表演占据。送别死者的仪式如何变成坟头蹦迪的闹剧？又为何这种恶习在农村地区愈演愈烈？

死者拥有全部的死亡，但只能拥有部分的葬礼。不是因为操办葬礼离不开生者的帮助，而是因为葬礼意味着太多葬礼之外的东西。

比如葬礼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宣扬家族的社会地位。一场规模宏大的葬礼，与一次成功的演出类似。二者都少不了数目庞大的投资，才能拥有最好的道具（棺材）和舞美（戏班子）。只有颇具实力的家族，才能负担得起。

2018，沈阳，一次葬礼 / 视觉中国

好戏离不开好演员。对葬礼来说，演技倒是其次，只要找够群演就好。参加的人数越多，就证明主家的地位越高。比如台湾黑帮教父陈启礼，其葬礼上来了近两万人。还有九百多名警察到场维持秩序。

人们把葬礼尽量办得宏大，还因为不少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葬礼越热闹，死者的子孙越有福。就冲这一点，人们也要侍死如生。

但普通人没有黑白通吃的社交圈子，很难享受到万人来朝的场面。以送别死者、安抚生者为名头的葬礼表演，演化出与直播平台中吸引观众的礼物火箭同样的功能。1766年，厦门地区每逢丧礼，“以游手之人……搭台唱戏，取笑男女”。这么做也确实收到了效果，“男妇老幼拥挤观看”。

 北京某村支书为父办豪华葬礼。请来的戏班子当街表演，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 视觉中国

把流量纳入KPI后，葬礼演出就琢磨着如何吸引更多观众。而人性总是相似的，色情和暴力永远最能挑动神经。于是，葬礼表演开始追求感官刺激。很黄很暴力的目连戏就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着葬礼上表演目连戏的传统。它的剧情简单：一个母亲因杀生食肉，堕入地狱，化身饿鬼，她的儿子拜入佛门，奋力拯救。这个孝道教育片之所以能流传深远，主要还是因为其中的黄暴环节。

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目连戏展示各个地狱的实景。下油锅、上夹板等酷刑轮番出现在人们面前。观众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

同时，目连戏中充满了大量十八禁的内容。戏中有个丑和尚，满嘴骚话。他把乌龟比喻成穿外套的女人，“肉在里面，衣服在外面，衣服是素的，里面才是荤的”。

所有人都默许了这种做法，“丧家以为体面，亲友反加称羡”。明代张岱在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描述目连戏上演时，万众“齐声呐喊”，以致当地太守误以为是海盗袭来而被“惊起”。

关中，出殡的队伍来到村外第一个路口停下“烧纸”，戏班还要唱3折戏 / 视觉中国

出格的表演在中式葬礼中愈演愈烈。在贵州织金县葬礼上常演的“请仙娘戏仙娘”的戏中，扮者戴面具先用一根称为“火草杆”五花竹棍乱戮乱舞，或夹在胯下，同时说些流言俗语，向五方请仙娘。

戏仙娘表演中还不时做些求欢的示意动作。湖南郴州临武傩戏《云长二郎关》中的关云长，不断地向三娘索要过关之物，而且要求越来越过分，从头上的金镜、身上的宝衣、罗裙到脚上的绣鞋，甚至女性贴身的肚兜。古人在执这样的葬礼时，与千年后的脱衣舞遥相呼应。

所以，有着黄暴表演传统的葬礼，在当代遇到脱衣舞后欣然接纳，并非难以理解的事情。

尽管农村地区的葬礼不避荤腥，但脱衣舞却并非其原生的产物。究其历史，也不过三十年。事实上，大陆地区葬礼上的脱衣舞，其实来自宝岛台湾。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三环帮向国外黑社会学习先进经验，引进了脱衣舞。最早的脱衣舞场位于台北的狮子林新光商业大楼。当时的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没有什么像样的消遣，衣着暴露的脱衣舞就被衬托得刺激万分。观者无不称脱衣舞“有肉”。在流传的过程中，“有肉”读音近似“牛肉”，脱衣舞场也就被称为牛肉场。

著名男性脱衣舞团体Chippendales / Wikimedia

厦门帮和竹联帮盘踞台湾多年，自然也不甘放过这个创收的好机会。短时间内，黑社会控制的牛肉场，遍布了各大台湾城市。扎堆开牛肉场的后果，就是竞争激烈，大家都挣不到钱。于是，黑帮对脱衣舞进行了升级。葬礼脱衣舞就是产品迭代的产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黑帮开始染指丧葬业。大大小小的殡仪馆中都有黑帮安插的眼线。哪里有死者，他们就会派小弟上门，推销葬礼脱衣舞业务。

虽然一开始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也有好色之徒好这口。1985年，台湾南部的西螺，有孝子按照家父遗愿，请比基尼女郎在葬礼上热舞一番。葬礼脱衣舞吸引来众多围观群众，一下子打开了销路。黑帮也适时地推出了组合套餐：购买葬礼脱衣舞可以减免办葬礼借的高利贷。

脱衣舞比传统葬礼表演更刺激，很快席卷台湾。久而久之，普渡法会上跳脱衣舞成了风俗，就连警察也不能多管。

看似传统的台湾庙会上，偶有脱衣舞表演 / Wikimedia

1993年，全台每周办2000场葬礼，其中三分之一少不了脱衣舞女的身影。2017年，主政台湾嘉义二十年的董象去世后，其子组织了庞大的送葬队伍。其中有五十辆越野吉普，车顶各站一个脱衣舞女郎，劲跳热舞。控制舞女的黑帮也赚得盆满钵满。比起美国同行出场一次5000美元的收益，一场脱衣舞葬礼能拿到12000美元。

但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后，台湾黑帮迎来了接连三次的全岛镇压。于是，台湾“竹联帮”“四海帮”等外省人组建的黑帮，为了躲避追捕，四散而逃。不少人选择大陆的福建作为避难地。至1999年时，已有近千名成员窝藏在大陆。脱衣舞也就是这个时候跟着进来的。

台湾的葬礼脱衣舞成为习俗，不过三十余年。大陆也仅用了极短的时间，就让脱衣舞成为葬礼上的标配。有了脱衣舞，葬礼上原本黄暴的目连戏很快败下整来。脱衣舞也不再是黑帮场子的专利，而是民间歌舞团模仿的对象。

葬礼上的戏剧有被脱衣舞取代之势 / 视觉中国

从2001年开始，经营脱衣舞的歌舞团在东南沿海泛滥。在从城市到乡村，从房地产商剪彩到饭店开业，到处都能见到衣着暴露的女子载歌载舞。原本就对刺激性的歌舞有需求的葬礼，更是少不了脱衣舞助阵。

山西新荣的一位歌舞团长就坦言，八成收入来自葬礼上的荤腥表演。每参加一场演出，表演者至少能获得两千元酬劳。要是赶上丧事多的时节，一个月能跳十几场。农村的年均收入不过两万，可想而知，众目睽睽之下宽衣带来的羞涩感，根本敌不过真金白银的冲击。

农村葬礼上的脱衣舞女郎 / 视觉中国

虽然无从统计全国的脱衣舞葬礼有多普遍，但以“地名+脱衣舞葬礼”为关键词，大多数时候不会空手而归。政府相关部门下令严查，但葬礼上的脱衣舞以星星之火，从台湾登陆东南沿海后，一路燎原。

禁令一张一张发，舞女一批一批抓，但只见卡车改装的花车开遍了田头地堪，在华北平原的风、东北平原的夜和黄土高原的酒中，留下场场香艳的低俗表演。

2015年02月15日，河北邯郸，成安县农村葬礼上的艳舞 / 视觉中国

为什么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宁愿冒着被治安处罚的风险，也要亲近脱衣舞这样的色情文化？虽然可以把锅甩给有关部门，指责他们执法不力，没法在第一时间制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农村地区天然有着低俗表演存在的良壤。

娱乐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打实的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想要告别低俗的娱乐方式，就要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来支撑。人均月收入500元的家庭中，有六成每月娱乐开支小于百元；而在人均月入5000的家庭中，则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每月娱乐开支超过千元。对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来说，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娱乐需求。为了发泄无处安放的娱乐欲望，农村地区便更容易出现黄暴的演出。

就算农村地区的人有钱，但在那里，也没有像样的文化娱乐方式来满足他们。

图为在书屋中阅读的读者，但许多农村书屋都是为了应付检查才开放 / 视觉中国

更不要以为形形色色的视频和文字娱乐软件，填补了农村的闲暇时间。在近6亿农村人口中，仅有两亿人可以上网。而且，其中的四分之三都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这意味着，有将近4亿农村人口无法通过网络进行娱乐。

那些没有快手看、头条读的农民想要在生活中找点娱乐，只能等到逢年过节的庙会和红白事宴。而像脱衣舞那样刺激的表演，在他们看来更是难得的高级娱乐。脱衣舞的魅力有多大？大到让福建36名老人组队，跋涉两百公里下乡去包场看。

福建南安，老人寻芳团看裸舞表演被截获 / 视觉中国

脱衣舞葬礼的兴盛，也从侧面描绘了一个性匮乏的中国。中国女性在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35.3%，农村占58.3%；中国男性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56.8%，农村占80.6%。过早的停止性生活，让他们只能在生活中找机会发泄欲望。葬礼为观看色情表演打好了掩护。

而对举办葬礼的人来说，脱衣舞不仅能为葬礼装点门面，更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葬礼是人情捞金的重要手段。尽管雇佣脱衣舞女郎的钱不算少，但把来宾礼金变相当成门票钱来算，这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举办一场葬礼至少要2万元，只靠亲友送来的礼金肯定抹不平这笔账。虽然请脱衣舞团要用八千至一万元，但能吸引来几十上百人。这些看热闹的人碍于情面，也只能在礼官处送上五十、一百的礼金，才能获准进入葬礼现场。

二十一世纪初，一位台商就对厦门的葬礼脱衣舞表示了异议：“要花十来块钱才能看”“比起台湾，太没有人情味”。但对那些性生活匮乏的农村中老年来说，花点钱抚慰内心又有什么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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