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窗斋夜话（18）
吾 丁

在反思近代中国与西方较量中经常惨败的原因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清国输在敌人的“船坚炮利”之下，言外之意是说，清国输在“器物”的层面上。这显然是一个片面的结论。实际上，东印度公司开始向清国进行贸易活动的时候，清国的商船，无论规模还是工艺，都不逊色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最大的商船大概有1000吨的载重量，水手约180人左右，气派非凡。当然，当时清国的海军舰只还是处于劣势。这一点有些令人不解，为什么商船可以造的那么好，而军舰却那么落后？以至于鸦片战争一打响，英国仅靠一直几千人的远征军就拿下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这个结局确实有器物的因素，因为当时清国的军舰，最大的也不过排水量300吨，加上清军训练无章（比如海防有炮台，但士兵不懂炮法），打起来就一败涂地。

清国或许吸取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开始重视器物的发展，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清国的海军已经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了，清国海军的主力舰只，和日本一样，都是在英国格拉斯哥定做的，与敌军相比，清国的海军无论是总吨位，舰只的质量，战斗装备等等，都不逊色于日本海军。

但是，在没有“船坚炮利”的差别之下打了一仗，结果败得更惨：全军覆灭。

可见，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个“船坚炮利”可以解释的。

究其原因，我认为还在于人的素质和国家体制这两个互为因果的因素中。人的素质越差，就越不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国家体制，而国家体制越落后，人的素质越不能提高，这个恶性循环，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节目。

回顾中国这个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由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垄断的专制国家，无论谁掌管国家权力，民众都与国家政治无关。到今天还是这样，政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象征，政府只和上层社会有直接关系，普通的民众根本没有权力，也没有渠道参与国家政治。俗话说：这是一个两张皮的社会。政府是一回事，而民间俨然是另一个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大的成果是结束了封建时代，形成了基于宪法的近代的国民国家，这在国家形态上是一个本质性的进步，国民与国家和为一体，在法律的制约和保护下，国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但是清国落后了一步，而且这一步，到现在也没有赶上来。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完成相当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的国家形态的转变，没有形成国民国家，所谓的“中国人”，只是一群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同文同宗，居住在一起的人群而已，他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他们标榜爱国，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进入一个共同的“国家”概念。

中国政府热衷于“讲政治”，这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举动，因为政治只存在于上层社会，普通大众没有政治，他们生活在一种共同的文化中，仅此而已。

回顾一下国民党人建立的中华民国，历史学家都承认，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但是历史播弄中国，战争打乱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国民党人最终输给了以共产主义为信念的共产党人。共产党具有两个特征，第一，这个组织不是适应中国本土社会的需要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而是外国人根据所谓的“世界革命”的需要，在中国建立的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为基础成长起来的，因而可以说，共产党从根本上就不是属于中国社会的产物，它是一个怪胎；第二，这个群体是由一群社会边缘人士组成的，他们的主要成员，不属于中国传统社会农工士商四个阶层的任何一个阶层，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流氓无产者。他们最大的缺陷在于，几乎没有人受到过系统的良好教育。前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中，还有几个可以算得上知识分子的成员，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淘汰，不得善终。到共产中国建立的时候，其领导集团的成员，几乎只剩下那些乡村出身的流氓无产者了。

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自作主张地把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国的革命叫做“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把自己的革命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共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人的政府，取得了中国政权以后，马上完全脱离了“旧”或“新”的民主主义的概念，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回归到了清国的国家形态，回归到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天下”政治形态。用共产党人最常用的批判语言来说，他们实行了一种彻底的落后国家形态的“复辟”。毛共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一种倒退，而且这种倒退是跳跃式的，它彻底抵消了国民党人经过苦苦努力建立起来的一些珍贵的政治进步的社会基础，因而一下子把中国社会倒退到了更远的地方去。

今天的中国，与清国后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致力于进行经济改革，希望借此能够推动国家的真正强大。历史的结局已经表明，这样的希望是渺茫的。清国已经给出了榜样：洋务运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最后仍然摆脱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反思历史，但愿我们能够明白一些表象背后的东西。

2005．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