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公布的苦难时期安徽总的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要高于此数。曾希圣积极跟随刘邓，完全否定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发展四五八纲要》指明的淮河以北到1967年达到亩产 500斤，淮河以南达到亩产800斤的指示，把毛主席和周总理推动的经济建设“大跃进”整成了粮食产量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跟随刘邓搞社会主义大溃退“包产到户”也积极。在刘邓主持一线胡搞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饿死百万安徽人，由于周刘邓的保护，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由刘邓于1962年提拔其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搞浮夸风受到毛主席批评，后来跟随刘邓机会主义从极左浮夸风更弦易辙在安徽搞极右的“包产到户”，也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
1965年，邓小平将其老部下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在文革前一直受周邓保护而官运亨通，文革中被整，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80年代邓上台后，为曾平反，证实了曾是邓的人，大跃进饿死人是因为忠实按照刘邓的指示办。
曾希圣：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与曾希圣是亲密的挚友。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曾希圣与邓小平就在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作上，曾希圣是邓小平的下级。在生活上，邓小平是曾希圣的密友。1939年，曾希圣在延安介绍卓琳和邓小平相识，他是小平和卓琳的大媒人。
邓小平与曾希圣
邓小平与曾希圣是亲密的挚友。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曾希圣与邓小平就在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作上，曾希圣是邓小平的下级；在生活上，邓小平是曾希圣的密友。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他们之间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些鲜为人知。
１９３９年，曾希圣在延安介绍卓琳和邓小平相识，他是邓小平和卓琳的大媒人。
曾希圣给邓小平和卓琳当红娘，这是１９３９年夏末的事。当时，邓小平、卓琳和曾希圣都在延安。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的“经人介绍，卓琳认识了一个人，名字叫邓小平”。这个“介绍人”就是曾希圣。曾希圣的子女曾晓东等５人所写的《爸爸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文中说：“邓伯伯很关心爸爸，爸爸是他和卓琳阿姨的婚姻介绍人。”为了证实这件事，１９９４年春天，曾晓东等５姐弟来合肥时，我当面问晓东：“曾政委真的是邓小平和卓琳的‘红娘’吗？”晓东答：“这是真的。卓琳阿姨常常同我谈起这件事。卓琳阿姨多次对我说过，我得感谢你爸爸，是他使我同你邓伯伯相识，力促我们谈恋爱、结婚，结成终身伴侣，那是１９３９年夏天在延安发生的事。”由此可见，邓小平和曾希圣的私交非同一般。
１９６０年，邓小平来安徽，曾希圣自己掏钱请邓小平吃便饭。
曾希圣对邓小平一向非常尊重，邓小平对曾希圣也很赏识。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日至２５日，邓小平和彭真、刘澜涛、杨尚昆等４位中央领导人一起，到安徽视察工作，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一直陪同。邓小平对安徽的各项工作作了充分肯定，他特别欣赏曾希圣的敢想、敢干、敢闯、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之前，曾希圣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安徽要搞一百套小化肥。当邓小平一行参观蜀山化肥厂时，邓小平高兴地对彭真说；“伙计，老曾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他这个人魄力很大哎，他要搞一百套，这个家伙真有一套哎”
邓小平等这次到安徽视察，曾希圣向他详细地汇报安徽各项工作情况，聆听指示。但在生活上完全按制度办事，不搞任何特殊化。当时，一些省委领导人认为，中央４位领导人一起来了，这是难得的聚会，是很少有的，应当破例请他们吃一顿饭。曾希圣坚决不同意。并说：“主席和总理来了，我们也没有请客嘛。”后来，省委其他几位书记不约而同地来到曾希圣家，都主张要请一次。曾希圣沉思良久，施出一计：“那么好吧，请但是，钱，我们自己拿。”说罢，立即叫夫人余叔拿来５块钱，并把食堂孟师傅喊来，对老孟师傅说：“请你到几位书记家里，每家收５块钱，做一顿饭菜，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吃顿便饭。”孟师傅便一家家总共收３５块钱。接着，曾希圣又叮嘱孟师傅：“就用我们凑的３５块钱，做一顿可口的便饭。不准公家拿一分钱。”
孟师傅知道曾希圣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首长。他施展出高超的烹调技巧，用３５块钱做了一顿可口的家常便饭。邓小平等４人来到省委食堂“赴宴”，开“宴”前，曾希圣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这顿饭钱是我们７个人凑份数的，你们４位放心地吃好了。”邓小平高兴地说：“老曾，你这个办法好。又请了我们的客，又不花公家的钱，像当年在延安一样。”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及曾希圣等７位省委书记美美地吃了顿开心的“家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