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永卖官鬻爵，处级干部三千万

送交者: 李亚军 2019年01月17日00:54:58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赵正永卖官鬻爵，处级干部三千万 沈勇平         财经网： “2019年1月15日晚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但对于赵被调查的具体原因，中央纪委暂未予以公布。根据此前有关举报和时间脉络，外界猜测或与陕北千亿矿权案以及秦岭北麓违规别墅有关。”         据财经网报道：在赵正永主政陕西期间，有42名任期不满3年的市县党政正职被调整工作岗位。有的干部“火箭”式提拔、“点卯”式工作，毕业后10年经历8个岗位，就提拔至副厅级。有知情人告诉《财经》记者，榆林市委原书记胡志强“落马”后，买官卖官问题逐渐显现，甚至到了明码标价程度。一些经济发达的区县人事，基本都是赵正永说了算，要想在这些区县当“一把手”，没有3000万元想也别想。         3000万买个区县一把手，一点都不贵，很快就可以收回成本，胆子大一点的，利润很快就能翻番。买官当，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投入少、回报大，比贩毒都赚钱。赵正永调整了42个市县党政正职，一个是3000万，40多个是多少钱？即便没有全部收钱，只收一半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在官场上，即便是相对清廉的官员，也可以捞一大笔钱。俗话说得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使不是花钱买的官，也得捞钱，不捞白不捞。花钱买的官，就更得拼命地捞了，第一得尽快收回成本，第二还得多捞钱买更大的官当，只有当更大的官，才能捞更多的钱。         当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买官当。要想买个市长或县长当，你最起码先得是副厅级或副处级干部啥的。官场买官卖官也是有一定的规矩，你一个乡长或镇长，就只能买副县长或副区长当，不能越级去买县长或市长当。只有当你买到副处级后，再过个两三年，才能买正处级干部当。总之，官要一级一级地买，不能越级去买。       要是没有规矩，那么就会乱套，比如一个乡长买个市长当，那成何体统？再比如一个县长买个省长当，又成何体统？要是没有规矩，商人谁还经商啊？都会跑去买官当！经商经常会亏本，而买官当是一本万利。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的盈利能力难以想象，即便是世界500强加起来，其盈利能力也不如人民公仆。         赵正永光是卖官的收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其他方面的还不算。如果再加上他在插手矿产、秦岭违建别墅等方面的非法所得，数字应该更为惊人。像赵正永这样的官员，应该还不算是最贪的，要是碰上更贪的，那就更不得了。         一个处级干部至少要花3000万才能买到，那得捞多少钱才能收回成本呢？既然处级干部可以买到，那么厅级干部、部级干部也应该不在话下。为了买厅级干部和部级干部，又得花多少钱呢？又得捞多少钱才能收回成本呢？         怪不得官员们都坚决抵制西方式的选举民主，要是搞选举民主，就不能买官当，也不能捞钱。那些主张搞选举民主的人，你们是别有用心，是想断了官员的财路，也怪不得官员会把你们当作仇人一样对待。 有人害怕中国老百姓都喜欢美国 中国知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今年以来几次对外界发表对涉及中国政局的观点并披露心声。12月31日，刊发对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专访。茅于轼就最近热门的美中关系问题发表看法，认为两国之间的根本分岐是政治制度不同，中国从高层到老百姓都喜欢美国，向往民主社会，但中国害怕它专政的政权因此不稳，这是最根本矛盾。 今年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40周年，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并不看好，主要因为“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政治制度不同”，中美矛盾不是小矛盾，是大矛盾，根本制度上的区别，彼此都有戒心，“所以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 茅于轼表示：近代以来，美国帮助中国颇多，美国不但没有侵占中国的土地，而且还退还清政府的赔款，办了协和医院和清华留美基金；就是打败了日本，要没有美国扔两个原子弹，国民党打不过日本人，所以美国是中国的最大恩人。 但毛时代中国百姓被引导反美，中国曾组织了几十次全国性的反美大游行。这个造成的影响是中国底层文化比较浅的人就认为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茅于轼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领导人和大批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将子孙送到美国留学，羡慕美国。现在哪怕是最基层的人这样想的也不太多了。 另一方面，在中美交往中，中国很担心自身政权不稳，这是很大的障碍。因为对中国老百姓来讲，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把这个希望看成美国就是我们的目标，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明显了。 茅于轼说中国害怕的就是老百姓都喜欢美国的制度，这对它的政权稳固造成影响，“这个是最根本的矛盾，其它都是小事”。 12月14日也曾刊发茅于轼专访，就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话题，茅于轼从1976年毛去世谈起，通过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八九春夏之交风波”前后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有政治上的清明做保障。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共产主义的思潮已经过去了。“我也想明白了，不想再留在党内了。知识分子中间很多这样的想法。”他已多年不交党费。 茅于轼还认为，中国的宪法里写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同时又实行专政的，实行专政的国家也不可能实行民主，但是现在宪法要求我们同时实行民主专政，全世界要笑掉大牙。这么不讲逻辑的宪法写在庄严的宪法里头。”茅于轼笑着说。 茅于轼说，这个世界在变，国内国外，各方面的力量，它的方向是朝着民主、法治、宪政、人权，朝这个方向。所以，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是个客观事实。“你顺潮流，你就觉得治理很轻松，你顶着潮流，费力不讨好。”“领导人和中产阶级都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嘛，这个就说明这个潮流的力量在起作用。” 茅于轼在今年6月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自己与外界互动少了，各种邀约渐渐停了，大学演讲不许去了，微博被删、微信公众号被封，而他想在中国大陆出版新书也难以如愿。 但茅于轼认为，随着人民和世界的广泛接触，普世价值对中国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强烈。中国“可能想要越来越严”，“但（社会）要求自由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强”。 一个多余存在下去不要脸皮的三个代表流氓犯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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