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從李昌平的失敗看解決農民問題的路徑選擇

一、背景介紹：

棋盤鄉，位於湖北省監利縣，2000年3月8日，時任該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向朱容基總理寫信，反映“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情況，朱總理等中央領導人高度重視，兩次動情批覆，引發了湖北一場“聲勢浩大”的為時1個半月的急風驟雨式的農村改革，得出了所謂的“監利經驗”。但一陣風的改革之後，農民負擔報復性地大幅反彈。從2000年10月到2001 年1月叄個月時間裡，監利縣就有四位農民因拖欠稅費而被逼死。

謝安鄉，位於四川省仁壽縣，1992年11月至1993年3月，該鄉農民在新民村村民張德安帶領下，自發學習、宣傳中央的農村政策和法規，依法抵制縣政府徵收“213”國道建設攤派款，經過團結、勇敢、艱苦的持續鬥爭，最終勝利推翻了縣政府的不合理攤派，農民負擔自此大大減輕，持續10年均處於全縣最低水平；政府還撥專款21萬元為當地群眾修建大橋一座，支持當地農民改種糧為載果樹，主動調整產業結構，使當地農民收入得到了較大的改善。

在“叄農問題”日益引起政府及學術界重視的今天，將這兩個典型案例拿來做一番比較分析，無疑具有十分寶貴的指導意義。

二、相同點

1、初衷都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 2、都有一個領頭人：李昌平，張德安； 3、都引起了省市乃至中央高層的重視。

叄、不同之處：

農民負擔是否切實減輕，是衡量農村改革是否成功的首要標準。 棋盤鄉改革無疑是失敗了的，而謝安鄉則取得了相對成功。棋盤鄉改革引起全國媒體的關注和報道，被稱為“監利經驗 ”而大肆宣揚，而謝安鄉抵制攤派活動在國內媒體隻字不發，反倒是海外媒體如VOA、BBC、香港《信報》給予了持續跟蹤報道，所謂“牆內開花牆外香”。

棋盤鄉的改革，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一個良知未泯的鄉黨委書記的含淚上書，一個強勢總理的動情批示，一陣急風暴雨式的短促改革，演繹出的卻是一場純粹為了應付上級檢查的改革鬧劇。“監利改革”的動力（壓力），不是來自於農民，而是來自於中央政府，是由上而下的改革，是地方政府為了交差的應付式改革。搏弈的雙方：中央和地方政府，他們的絕大部分利益是一致的，沒有實質性的持續性的搏弈動力。中央政府需要的是：你不能做得太過火了，影響穩定；地方政府需要的不過是對中央有一個應付性的交代。這就註定了改革來去如風的短暫性，之所以要搞得“聲勢浩大”，明擺着是地方政府在做秀給中央看，地方和中央其實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而被世人忽略的重要事實是，在這場轟轟烈烈的“監利改革” 中，廣大農民，作為改革的預定受益人，始終沒有被發動和參與到改革中來，始終被排斥在整個改革之外，成了袖手旁觀者。這非常滑稽，也非常值得深思。

監利改革似乎並不是農民要求的，而是政府主動恩賜的。農民負擔減不減、減什麼、減多少、何時減、減多久，一切都由政府說了算，農民沒有絲毫髮言權。這種自上而下的“皇恩浩蕩”式的減負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施捨性、隨意性和不可靠性。施捨者隨時可能收回對農民的恩賜。 棋盤鄉的減負運動，由於並不是農民主動去爭來的，而是自上而下賞賜的，改革的目的則由“減負”異化成了“應付”。既然如此，那麼改革的結果就可以預料和理解了：改革的發起者李昌平在改革過程中日益孤立無援，一方面，他觸動了上級、下級的既得利益而被明顯孤立，另一方面，他又沒有想到、也根本就不敢去發動廣大農民群眾的力量。他成了孤家寡人，只得中途當了逃兵----南下打工、輾轉去了北京寫書、做演講。丟了黨委書記這頂烏紗帽對他而言，固然是一種損失，但這種損失是有底線的，是他可以承受的，與改革失敗後監利農民的遭遇相比根本就不在一個層次。他好歹還可南下打工，而被他拋棄的棋盤鄉農民，在改革“成功”後不久，即迎來了變本加利的報復性掠奪，沉重的對公負擔捲土重來，遠比改革前更甚，以致叄個月時間裡，監利縣就有四位農民因欠稅費而被逼死於非命。

謝安鄉的情況則與棋盤鄉恰恰相反。 在面臨縣政府強行徵收不合理攤派款的高壓下，以張德安為代表的謝安鄉農民自發團結起來，開展了歷時3個月之久的抵制運動，期間經歷了艱苦卓絕的群眾性鬥爭，甚至包括某些比較出格的過激行為，一度被地方政府扣上了“反革命”、 “暴動”的帽子。在此過程中，鄉、區、縣、市政府都持強硬的鎮壓態度。由於鎮壓不成功，迫於農民壓力，為避免事態擴大和惡化，最終由省政府出面宣布取消縣政府的不合理攤派行為，該事件遂以政府的妥協和農民的勝利而告終。這場風波是自下而上的。搏弈的雙方，一方是市縣鄉各級政府，另一方則是當地農民群眾。農民始終是此場風波的發起者和參與者。其中的領導人物張德安是一個地道的農民，沒有任何行政職務。

有意思的是，鄉黨委書記、經濟學碩士李昌平在改革中途辭官當了逃兵（根據事態的發展，他不辭職也難免被解職），而農民張德安，則始終與老百姓團結戰鬥在一起，深得老百姓的堅決支持和保護，直至被群眾自發高票推選為縣人大代表（非候選人高票當選縣人大代表，這是很“反常”的），並受到縣、市、省主要領導的多次登門拜訪。1993年2月，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原副省長）、工作組組長劉昌傑專程趕到謝安鄉召開現場大會，當着數千農民群眾宣布：“張德安抵制不合理負擔沒有錯，（政府）保證今後不得以任何方式對他進行追究。 ”

謝安鄉農民的勝利還不止於此。93年事件後，謝安鄉農民負擔得到較大幅度的降低並持續10 年保持全縣最低水平（人均負擔約50元/年，該縣其他鄉鎮人均負擔則多在140元/年左右）。此外，從1993年至1995年期間，國家撥專款21萬元，為當地農民修建大橋（共安橋）一座，以安撫民心。 謝安鄉農民依靠自發的團結鬥爭，爭得到了貨真價實的持久的勝利。他們成為全縣農民羨慕的對象。 李昌平辭職出走之後，先是南下廣東打工，不如意，後輾轉去了北京，當了《中國改革》、《改革內參》的記者/編輯，到各高校演講，寫 《我向總理說實話》，繼續為農民吶喊，但其中心思想則是哀求主政當局“施仁政、講良心”。他因向總理寫信吶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一舉成名，被《南方周末》評選為“2000年度人物”。

“93年事件”之後，農民張德安繼續當縣鄉人大代表，在縣人代會上為農民利益吶喊；帶領當地農民將糧田改種果樹，積極調整產業結構，解放了勞動力，實實在在地增加了農民收入；規劃集中式新村，住上了磚混樓房；利用政府撥款修建起了漂亮的“共安橋”。值得注意的是，93年事件之後，張德安繼續帶領農民為減輕負擔而鬥爭着，這樣的活動至今都沒有停止。關於政府“搞他黑材料”和準備抓捕他的風聲四處流傳，他個人至今仍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和風險，也一直受到當地農民的支持和保護。村民們經常關切地提醒說：“張德安，你晚上一定要鎖緊大門，一有情況，你就爬到樓頂上去吶喊一聲，我們馬上就來！” 一介農夫，能獲得萬千民眾如此自發的擁戴和關心，他還孤獨嗎？地方當局做夢都想將張德安這顆眼中釘肉中刺除之而後快，但由於有當地群眾的保護，使得地方當局屢次抓而不得。孤獨的李昌平中途背井離鄉，當了逃兵；張德安則深深地紮根在那片土地上，越戰越勇，任憑威脅的風聲肆虐，我自巍然不動。

做這樣的對比，並非要刻意貶低李昌平。李昌平有沒有給農民帶來實際好處，雖然值得爭議，棋盤鄉的農民最有發言權，但公正地講，他起碼用自己的方式（下跪、流淚、講良心、企求、說真話等方式），引起了社會對“叄農”問題的廣泛關注。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但我更欣賞、也更希望有更多有膽識和覺悟的農民“張德安”積極行動起來，一方面勇敢地依法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主動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收入，不等不靠，自尋生路。 棋盤鄉改革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於沒有農民的廣泛參與。一場受益者被排斥在外的施捨性的改革，註定是短暫而要失敗的。它缺乏一種搏弈力量來監督這場改革持續、良好地進行下去。 謝安鄉農民的對公負擔之所以能夠持續10年保持全縣最低水平，政府之所以願意撥21萬巨款在偏僻的山區修建“共安橋”，完全是當地農民持續團結鬥爭而來的勝利果實，而絕對不是主政者發善心的結果，也不是謝安鄉的農民比棋盤鄉農民更會流淚、更會哀求、更會下跪。

遺憾的是，李昌平這個受過系統高等教育的經濟學碩士、這個作了17年鄉黨委書記的基層政權領導人，至今依然沒有明白這個道理。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最後（P334頁），李昌平可憐兮兮地發出了他奴僕般的哀求：“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視農民的權利吧！珍視農民的生命吧！”“良心不能昧！任何一個昧良心者都會釘在監利歷史的恥辱柱上。” …… 這樣的乞討，謝安鄉的農民是不會贊同的，也是不需要的。棋盤鄉的農民相信已經領教了它的滋味，監利縣的4條人命已經證明了這種哀求是多麼天真和愚蠢。

農民張德安在看完《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之後，明白無誤地說：“我不贊同李昌平的做法。他既然是鄉黨委書記，為什麼不向農民宣講黨中央的農村政策、發動農民起來依法保護自己的利益？換了我，我就會這樣做。” 看來，這正是李昌平與張德安的分野之處。而這決不是偶然的。 李昌平作為受過系統高等教育的碩士生、作了17年鄉黨委書記的國家幹部，他對農民有的只不過是同情心而已，他缺乏張德安那種對農民自身力量的自信心，李昌平潛意識中把自己定位於為農民謀幸福的精英，自己是在為民吶喊------是自己帶給農民幸福！總之，在李昌平眼裡，農民可憐、農民需要同情、農民無能，農民只能被動地等待自己去救去解放。李昌平沒有、也不可能象農民張德安那樣帶領群眾自發學習中央文件和有關法規，更不可能冒着坐牢甚至生命危險去與上級地方政府鬥智鬥勇、輾轉周旋。李昌平雖然有膽給總理寫信，雖然也丟得起烏紗帽，但他卻不敢發動群眾。所以，他的行為是有明確底線的，他與那些孤立他、怨恨他的因改革而利益受損的人，其實並沒有本質利益上的衝突，說得難聽一些，他們是穿連襠褲的，至少李昌平沒有勇氣撕破這條褲子。

按說，李昌平作為鄉黨委書記，他有非常方便的渠道獲得黨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一系列政策和文件，但是，現實中他卻並沒有加以貫徹，更沒有向老百姓傳達。為什麼？在如何對待中央政策和國家法規上面，李昌平與張德安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中央政策和國家法規到了李昌平手裡隨即被鎖進了抽屜，而農民張德安卻冒着種種困難和風險，自發、自費地通過各種渠道取得黨中央政策並加以認真學習和廣泛宣傳，他將中央政策視為保護農民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按照老張的話講，中央政策是農民手中寶貴的“打狗棒”。這其中的原由，頗值得深思。

一個鄉黨委書記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一個普通農民卻做到了。知識分子良知未泯的為民請命，帶來的最終結局不是農民負擔的減輕而是加重以及4條生命的無辜消失； 抗款頭子帶領農民團結起來依法鬥爭、抵制不合理負擔，帶來的卻是當地農民享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實惠。 在感到孤獨無援的時候，李昌平選擇了拋棄棋盤鄉農民獨自逃離改革現場的道路，但這並沒有妨礙他住進北京301醫院、着書立說、四處演講，處處受到人們英雄般的歡迎和尊敬，並高票當選《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一時間李昌平以“敢為農民說真話”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的形象而聲譽鵲起，甚至被人拿來與海瑞、彭德懷等人類比。

我們再來看看農民張德安，93年事件後，他依舊生活在那片貧窮而熟悉的土地上，與村民們一起，默默無聞地繼續進行着減負鬥爭和增收努力。地方當局暗中“搞他的黑材料”的傳聞甚囂塵上，鬥爭與較量至今沒有完結。10年來，只有2個知識分子對張德安和當地農民給予過蜻蜓點水般的十分有限的關注。張德安，作為縣人大代表，除了《人大代表報》之外，他至今看不到任何報紙。只能自費訂閱《半月談》，藉以了解政府的農村政策。

本文的目的在於，嚴肅地提醒所有富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們，要解決“叄農”問題，路徑選擇非常重要。僅靠說真話是不夠的，僅有同情心、正義感、良心也是不夠的，即使加上自賤式的下跪和自虐式的哀求，也還是遠遠不夠的！況且，9億農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別人的施捨而過活。 要解決“叄農”問題， 需要的是力量。 面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面對龐大的既得利益，什麼良心、正義感、下跪、乞求、流淚…所有這些都不能形成與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有效搏弈的力量。 要改變命運，9億農民唯有靠自身的團結、勇氣、智慧去努力爭取。作為良知尚存的知識分子，在研究叄農問題時，一定要高度重視和相信農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不能忽略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 因為，一切將農民的意願棄置不顧或將農民排斥在外的解決方案，都不會取得成功。

西烏拉帕 (E-mail:xwlp99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