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人助，我覺得剛開始外國人提出東亞病夫一詞，本身並無歧視意義，甚至有指出東亞人、中國人病灶、缺乏之處，希望我們補其不足，迎頭趕上，勉勵意義比較大，說的是事實中的精華之處，這是一家人及好朋友才能做到的事。

但是現實中，總有人會曲解、想歪，尤其是自卑感甚重，或是根本不求上進，自甘墮落，阿Q，醬缸文化精神勝利，不敢走到陽光處，反而逐臭之夫，以黑暗、邪惡為師，不以為恥，還造謠，指鹿為馬，今之為甚。可悲

自甘墮落、自瀆，早晚會有天理報應的，時候未到，歷史殷鑑不遠....

自我想像的「東亞病夫」恥辱，精神上的病灶卻是昭然若揭(ZT)

關於健康，世界衛生組織憲章（WHO Constitution）對它的定義是：「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是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值得一提的是，這句定義出自中華民國著名外交家，也是世衛組織創始人之一的施思明的手筆。我們今天依然能發現它的積極意義，健康除了我們熟知的體質健康，還包括我們容易忽視的精神健康和社會福祉。

政府和人民，誰是「病夫」？

聯繫到近期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大爆發，《華爾街日報》因為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文章惹怒中國，隨後中國政府取消了《華爾街日報》的三名駐華記者的簽證。

詳讀這篇文章，它其實分析的是此次疫情所暴露出的中國體制問題以及可能引發的全球性影響，並沒有觸及中國人敏感的「東亞病夫」。

根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對臺灣學者楊瑞松所作的一篇專訪，病夫這個詞早期曾用在19世紀中期的奧斯曼帝國身上，當大清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後，西方開始稱大清為「病夫」。當時改革派的知識份子康有為、梁啟超也認可這樣的評論，他們認為大清只有改革才能避免鄂圖曼帝國的命摺�

真正的轉捩點是在20世紀初期，當時梁啟超在他的《新民說》強調改造國家要從改造國民開始，也包括尚武論，談到中國國民身體素質太差。當時他在這段中有一個結論：「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 所以說，在梁啟超那裡，「病夫」這個詞從講一個國家延伸至國民。

楊瑞松認為：「隨著中國民族主義興起，這兩個就被混在一起，在中國境內發展出來的第二個層次的意義，被認為洋人就是在罵中國人，從『中國是病夫』變成了『中國人都是病夫』。」

楊還提到：「後來的教育體制和宣傳都在重複諸如李小龍折斷東亞病夫牌子的橋段，塑造一種中國人被外國人欺負的民族悲情。」

時評人長平也指出：「『歐洲病人』、『亞洲病人』、『非洲病人』在英語世界廣泛應用，多指國家或者政府而不是人民，也不含有對所涉國家的國民的歧視含義。中共喉舌媒體《環球時報》也曾發表評論稱埃及是『中東病人』，而美國《外交政策》也曾在標題中以『亞洲病人』來描述中國，中國政府並未吱聲。」

很顯然，中國政府模糊了病夫一詞對其的批評，一直以來中國、中國政府、中國人民這三個明顯有所區別的名詞，在中共的特有的敘事下被一鍋燴。

「病夫」的問題是身體還是精神？

中共黨媒《光明日報》近日也在其網頁發表了題為〈「東亞病夫」是怎麼來的：中國人的自我醜化〉的文章，文章提到：「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轉載倫敦某報一篇文章。文中首次提到『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但不是談中國人身體素質不行，而是談清朝官場腐敗導致軍事改革和政治改革失敗。作者雖然說中國是『東方之病夫』，但本意不是侮辱中國，而是希望『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汲汲，猶未晚也』。原來老外眼中的『病夫』是隱喻，意指中國的政治不行。 」

後來，嚴復、梁啟超經常用「病夫」來形容中國：政治不民主，甘於為奴，改革速度緩慢，官場積習太重，致使國家變成「東亞病夫」。嚴復曾提到鴉片和纏足影響身體健康，但他並未用「病夫」來形容國人的體質。

梁啓超在《新民說》中第一次用「病夫」來形容所有的中國人，說：「夫中國一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這裡的「病夫」並不是形容體質，而是用來形容中國精神落後、麻木不仁。

楊瑞松還在《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指出：「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不但求助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而且也求助於民族主義，創造出『中華民族』的概念，而且還創造出『炎黃子孫』這一『同宗同種』的意象。『東亞病夫』其實是中國人為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所做的自我汙名化。隨著民族主義的日漸高漲，被刻意闡釋成西方對中國人體質的侮辱的『東亞病夫』，也終於普及到中國人的內心深處。」

楊先生還在文中提到「東亞病夫」之所以在近代中國民族集體記憶 中「屹立不搖」的原因，是因為受害者的敘事故事。在這種歷史意識的薰陶下，一直強調西方的負面性，所謂的外來帝國主義者都是不懷好意的，二元對立式地看待中國與外來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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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依然是精神上的「病夫」

對今天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東亞病夫」的認知還侷限於國民的體質和外表，而忽略了在精神層面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奧邥�被中國人視為百年夢想，很大一個口號就是要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還訴諸於用身體來證明不是病夫。影視劇裡李小龍踢碎東亞病夫的牌匾、葉問一人單挑十人、霍元甲單挑俄國大力士等橋段，都是為了滿足中國人擁有強壯體魄、不受欺負的想像。

今天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2019年的77歲，中國的GDP僅次於美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綜合國力都有了顯著提高，更對世界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對中國人來說，今天取得的成就可以一血曾經「東亞病夫」的恥辱，所以中國拍攝了《厲害了，我的國》、《戰狼》系列等電影來宣揚國威。也因為要追求更大的進步與成功，他們有時會急功近利，放棄了規則和道德。

最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就國際反興奮劑機構（WADA）起訴國際泳聯（FINA）及孫楊一案作出判決，最終孫楊敗訴，被禁賽8年。事件源於2018年9月4日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IDTM）針對孫楊的一次賽外興奮劑檢查，由於孫楊對檢查人員出示的資質證明存疑，此次檢查最終未完成執行，孫楊的保安用錘子砸碎了檢測瓶，孫楊撕毀興奮劑檢測表，結果被IDTM控告為「暴力抗檢」。

孫楊在收到國際體育仲裁院的裁決結果後，在微博上表示：感到震驚，憤怒，不能理解！隨後引來一大波網友的聲援，他們都和孫楊一樣認為洋人就是見不得中國人好，所以處處打壓中國。這樣的受害者敘事，或者說被迫害妄想症，近些年在中國十分常見。美國制裁華為、調查中國「千人計畫」學者，在一些中國人看來是因為害怕中國的科技太強大，所以要削弱中國實力。

但是也有網友對孫楊一貫以來的道德綁架、蔑視規則、不思悔改表達了不滿。有自媒體發表評論：「世界上很多體育邉訂T對孫楊不滿，中國媒體和體育界都沒有反思，反而理解成一種嫉妒。只要孫楊不斷勝利，就能證明他是有理的、正確的。最終，『反對的聲音』不但被忽視，也被妖魔化。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故事。如果中國體育界都像孫楊這樣，不尊重規則，沒有反思精神，會有越來越多的『不和你玩兒』的事情發生。體育首先是一種規則，然後是某種相互尊重的文明。很可惜，很多中國人認為講究道德和體面都是裝逼，他們需要的只是贏、贏、贏。」

就在中國的網路輿論風向轉向批評孫楊的時候，《環球時報》總編輯也委婉地表示：「我們支持孫楊依法維權，但無需讓這種支持變成一種和國家榮譽相聯系的情緒和戰鬥。」

但是孫楊並沒有放棄戰鬥，似乎打死也不會道歉。3月2日，他在微博上貼出了一張完好無損血樣的照片，否認砸毀血樣。但是IDTM公佈的照片顯示，當時有A、B兩個血樣，其中一個血樣沒有損壞，而另一個血樣有一角損壞。

鞠躬、道歉，對於正常人而言，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對中國人來說，卻像逼他們自殺。武漢肺炎肆掠全球之際，央視前主持人邱孟煌只因說出「中國需要向世界鞠個躬，說聲：對不起，給你們添亂了」，隨即遭中國網民圍攻，不但痛駡他「要跪自己跪」，還有人要他自殺謝罪。

3月4日，新華社還發文《理直氣壯，世界應該感謝中國》，文章稱：「現在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表示，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沒有中國的巨大犧牲和付出，就不可能為全世界贏得寶貴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時間窗口，可以說中國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將新冠肺炎疫情擋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真的是驚天地、泣鬼神！」

中國人在精神層面的問題，除了上面提到的被害妄想症（受害者敘事）、偏執症（拒不道歉），還有前文所述的精神勝利法則、饑餓性格、巨嬰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社會福祉方面的問題，則表現在社會信任度低，人際交往的成本高。

但是我們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依然有不少中國人有著健康的精神和高尚的靈魂。前中國國家隊隊醫薛蔭嫻，曾經頂著巨大壓力揭露中國80、90年代，包括足球、競技專案、游泳、排球、籃球、乒乓球、體操以及舉重等幾乎所有的體育比賽專案的邉訂T都被強制服用興奮劑。在中國言論自由的寒冬，依然有公知許章潤、公民記者陳秋實、李澤華敢怒敢言。

也有人拿姚明和孫楊做對比，認為他們有不同的思維模式。姚明的思維模式，是在行動上證明自己，同時在語言上充分給予對方臺階下，最後把對手變成朋友。比如，2002年，籃球邉訂T巴克利，曾在節目中放言：「姚明就是個菜鳥，只要他單場得到19分以上，我就當眾親驢屁股！」 ，姚明幽默地回應道：「那我就天天都拿18分吧！」

而孫楊則是不僅要在行動上證明自己，也要在語言上壓死對方，最後把對手變成死敵。比如，孫楊被霍頓拒絕合影後，孫楊的回應：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須尊重中國！

孫楊其實也是一個靦腆的大男孩，有著年輕人的魯莽和轟動，他不時的代表中國和中國人民，正是對官僚作風的邯鄲學步，他也確實代表了一個在思想上被官方積極型塑的群體。

回過頭來，我們發現體質上的「病夫」容易解決，國民和政府在精神上的「病灶」可能更加根深蒂固。

(以上轉自網路關鍵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