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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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的批驳和打假，同时也是“Ralph S. Baric的病毒改造与人工合成”系列文章的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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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改造？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

谁设计、制造了新冠病毒，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

谁才是系统性掩盖新冠病毒来源真相的最大黑手？

我们需要真相。

明辨真相，最需要的不是高深的专业知识，而是基本常识、基本逻辑，或许还有对真相的渴望，及对谎言、欺骗、愚弄的深恶痛绝。

功能增益研究，奥巴马禁令，禁令撤销，疫情出现

功能增益研究，也称为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缩写为G-o-F）或增加功能研究，是指通过基因编辑、基因改造手段，人为增强病毒（及其它病原体）的致病能力或传播能力。

鉴于“功能增益研究”存在巨大的潜在危险，鉴于美国及世界各国多次发生实验室泄漏事故的一再警示，2014年10月17日，奥巴马政府颁布了一项“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暂停了对流感、SARS、MERS相关的功能增益研究的政府资金支持，并要求对功能增益研究进行广泛、健全、客观、严格的审议，确保联邦对功能增益研究的有效监督。暂停令全文参见：
http://www.phe.gov/s3/dualuse/Documents/gain-of-function.pdf

奥巴马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并没有绝对禁止功能增益研究，它允许通过客观、严格的审议，个别批准某些功能增益研究实验或某些类别的功能增益研究实验。

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也被称为奥巴马禁令。

时隔3年，2017年12月19日，川普（Trump）政府撤销了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允许美国科学家重新申请联邦经费，开展功能增益研究，即人为增强病毒（或其它病原体）致病能力、传播能力的病毒基因改造研究。

功能增益研究支持者声称，该类研究模拟了自然界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病毒突变，有预测、预防大流行病的作用。功能增益研究的重要支持者，Trump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的主力推手之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在禁令解除时说：“功能获得性研究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快速演化的、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病原体，并制定有效对策。”

2017年12月撤销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生，这只是个巧合吗？

自2017年12月到2019年，美国病毒学家们在功能增益研究领域难道一事无成，没有制造出任何一种危险病毒吗？美国病毒学家制造出的危险病毒中，肯定没有新冠病毒吗？

新冠大疫情发生后，对2017年12月Trump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对大疫情恰好发生于功能增益研究重启两年后，美国政界、科学界、媒体界上上下下一个个装聋作哑、讳莫如深、百般回避。

唯一的例外是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2021年6月8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办的“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听证会上，博明提出，美国应以身作则，停止功能增益研究，并恢复奥巴马政府的功能增益研究禁令。博明说：“功能增益研究旨在帮助预测当前的大流行病，但实际上可能反而为这次大流行埋下了种子”。

众议院共和党新冠病毒溯源报告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Rep. Michael McCaul, R-TX）所领导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公布了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有关内容为去年9月同一个研究团队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最终调查报告的补充延续。对报告内容的介绍参见美国之音新闻： 美众院共和党更新新冠溯源报告：“大量证据直指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house-gop-report-update-on-covid-origins-and-wiv-20210802/5987404.html

报告全文（中文版）地址：
https://docs.voanews.eu/zh-CN/2021/08/07/72135fef-0add-4ab0-adcc-f71b9ddabe24.pdf

本文是针对美国之音新闻介绍的报告内容，及新闻中美国之音对麦考尔的专访报道而作。

如果概要评价一下这份报告的话，那么，我的评语是：这是一份用谎言、伪证构筑的，偏执、低劣，毫无客观、公正、严谨、缜密可言的贼喊捉贼的栽赃报告。这样说或许会让你很吃惊，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的众议员们会集体撒谎、集体栽赃？如果他们没有说谎、栽赃，那就是我在说谎、我在栽赃他们了。究竟是我在说谎？还是这些位高权重，身份显赫的众议员们在集体说谎？我对报告的评价是否恰如其分？请诸位阅读本文之后自行作出判断吧。

美国之音新闻说，麦考尔在声明中称，“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进行‘功能增益’的研究，而且我们知道是在不安全的状态下进行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做过功能增益研究吗？

“武汉病毒研究所做过功能增益研究”，这是一个谎言，因而麦考尔所说“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进行功能增益的研究”是谎言。还有一个关联谎言：“美国某些机构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这些谎言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捏造出来的。基于如下两项事实：
a) 美国某些机构资助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搜集与研究；
b) 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过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研究。
将“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或“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研究”偷换为“功能增益研究”，“美国某些机构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这一谎言就捏造出来了。这一谎言有相当强的迷惑性，因为美国确实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武汉病毒研究所又确实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而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不会去认真分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或“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研究”，它们与“功能增益研究”是不是一回事。

资助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机构、组织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生态健康联盟等等。美国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最重要合作项目是“预测：中国病原体探索”(PREDICT：China Pathogen Discovery)项目”，这一项目是“新发传染病PREDICT”项目的一个子项目。PREDICT项目是生态健康联盟等机构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下创办的一个全球性合作项目，始于2009年，该项目与31~35个国家有合作关系，中国是其中之一。美国通过这一国际合作在合作国家搜寻野生动物中的病毒样本，充实自己的病毒库。石正丽团队在中国国内搜集、分离蝙蝠冠状病毒，并研究它们的其跨物种传播能力，也是中美合作的内容，蝙蝠冠状病毒rsSHC014、rs3367（可跨物种传播的两种特殊蝙蝠冠状病毒）的发现，及石正丽团队、皮特·达萨克（Peter Daszak，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团队2013年10月30日联合发表的Nature Science论文（使用ACE2受体的蝙蝠类SARS样冠状病毒的分离和特征）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12711
，都是这一合作的成果。作为接受资助的回报，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要将他们在中国采集、分离得到的病毒样本提供给生态健康联盟，也就是提供给美国（生态健康联盟背后的金主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于这种合作，大批来自中国的病毒样本被生态健康联盟运送至美国，并用于美国科学家的病毒研究，包括功能增益研究。据统计，自2008年4月至2018年9月，通过PREDICT项目，美国从中国共获得了上万件动物及人体病毒。

美国之音新闻中说，“我们（麦考尔等）联系了达萨克，希望能获得尚未获得解答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但他从来没有回覆过”；新闻中还说，根据已公开的电邮记录，美国国家卫生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为福奇）通过达萨克所领导的“生态健康联盟”向中国提供了9项资助，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而过去15年来，达萨克一直将此资助部分用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

可以断定，提及的9项资助无一涉及功能增益研究，否则，麦考尔等人一定会将其作为指证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关键证据大谈特谈。事实上，他们没有这么做；事实上，麦考尔等人的报告没有提供任何一项确凿证据。麦考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如同这份报告所述，有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证明所有问题都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麦考尔的所谓的“优势证据”、“大量证据”、，要么是谎言、捏造、伪证，要么是谣言、流言，要么是想象、猜测，没有一项是确凿、可靠，富有说服力的。有关资助情况只能表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生态健康联盟等机构、组织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搜集与研究，包括跨物种传播研究。事实上，全世界的病毒学家都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包括美国病毒学家，包括美国功能增益研究的代表人物，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国际病毒学顶级权威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绝不等同于功能增益研究。

石正丽团队和Ralph S. Baric团队都在从事（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领域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Ralph S. Baric（团队）长期研究改造病毒基因，人为制造核苷酸或氨基酸的突变，使病毒更具跨物种传播能力和致病能力的各种方法、途径；相比之下，石正丽团队则在研究，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象SARS病毒那样的，可感染人类的动物来源的冠状病毒（即SARS病毒的溯源研究），哪些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它们为什么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Ralph S. Baric团队在研究主动地、人为地创造、增强、扩展病毒致病能力、传播能力、宿主范围的方式、方法，而石正丽团队则在寻找、搜集可跨物种传播的自然来源的蝙蝠冠状病毒，并对它们的跨物种传播能力进行分析和解读。功能增益研究是Ralph S. Baric团队病毒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核心内容，而石正丽团队的冠状病毒研究则是功能增益无关的。

这是基于两个团队的论文作出的判断。石正丽团队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或者说，他们没有任何人为增强病毒致病能力或传播能力的论文记录。造谣者们一再声称石正丽团队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但他们根本说不出石正丽团队哪一项研究是功能增益研究，他们根本提供不出任何一篇真正石正丽团队发表的功能增益论文，发表这次报告的众议院共和党人也不例外。提供不出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任何一项功能增益研究记录，提供不出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任何一篇功能增益论文，没有一项确凿可靠的证据，但这些了不起的诚实的众议员们仍然拍着胸脯，扯着喉咙，信誓旦旦说：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

葛行义（石正丽团队成员）、石正丽列名了Ralph S. Baric团队著名的2015年病毒嵌合-功能增益论文。二人是否参与了相关的功能增益研究或功能增益实验，这一问题应当得到澄清。

2015年11月9日，Ralph S. Baric团队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病毒嵌合-功能增益论文：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产生人类流行疫情的潜力）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985
论文相关研究用SHC014（rsSHC014）的刺突蛋白和SARS-CoV-MA15的主干合成了可使人、小鼠致病并可使实验小鼠致死的嵌合病毒SHC014-MA15。葛行义、石正丽分别列名该论文的第9、第14作者（该论文最次要的作者）。

葛行义的贡献是提供或实施了（performed）WIV1（即rs3367）假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实验。这一实验其实是前面提到过的石正丽团队、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团队2013年10月30日《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论文（使用ACE2受体的蝙蝠类SARS样冠状病毒的分离和特征）的核心实验。葛行义是那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论文的通讯作者是石正丽和彼得·达扎克。葛行义的实验是2013年论文的核心实验，但对Ralph S. Baric团队2015年论文来说，则是一个非必要的关联性、对照性实验，因为2013年论文的病毒主角是rs3367（WIV1），而2015年论文的病毒主角则是SHC014（rsSHC014）。rs3367和rsSHC014同为可结合人类ACE2的，可跨物种传播的特殊蝙蝠冠状病毒，它们常被对照研究。我认为，葛行义毫无必要重做2013年论文实验，他应该只是向Ralph S. Baric团队提供了当时实验的有关资料。还要提醒诸位，2013年论文不是一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该论文相关的研究、实验没有对病毒进行任何人为增强致病能力或传播能力的改造。
注：新冠，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一文中有rs3367、SHC014、SARS-CoV-MA15等病毒的详细介绍。

石正丽的贡献是提供了SHC014的刺突蛋白基因序列和刺突蛋白质粒。石正丽团队已于2013年4月8日将SHC014（即rsSHC014）的全基因组序列上传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维护的基因数据库GenBank；SHC014刺突蛋白质粒很可能是石正丽团队先通过PREDICT项目的国际合作提供给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的生态健康联盟，再由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给Ralph S. Baric团队的。即，石正丽的两项论文贡献其实很可能都不是专门为Ralph S. Baric团队提供的，这应该就是她列名第14作者，也就是2015年论文最次要作者的原因。

以上二段说明，葛行义、石正丽虽然列名了2015年论文，但他们都没有参与相关的功能增益研究和功能增益实验，而且，他们的贡献很可能都不是专门为该论文而做的。类似的分析在 新冠，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一文中已经给出过。

尽管石正丽只是第14作者，论文最次要的作者，尽管石正丽和第9作者葛行义都没有参与论文相关的功能增益研究、功能增益实验，但造谣者们仍然宣称，2015年11月9日的《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著名病毒嵌合-功能增益论文是石正丽团队发表的。这是造谣者们用以证明石正丽团队做过功能增益研究的唯一确凿“证据”。

大量事实和论文证据证明，一再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不是石正丽团队，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甚至不是中国科学家，而是美国科学家和美国的病毒研究机构。美国功能增益研究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国际病毒学顶级权威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

注：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功能增益研究的论文记录，但不能说中国科学家都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2013年5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拥有中国另一P4实验室）陈化兰院士用两种流感病毒H5N1（甲型流感病毒H5N1亚型）和H1N1合成了一种可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人工病毒，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陈化兰还被英国《自然》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日籍教授河冈义裕（Kawaoka Yoshihiro，管轶的师兄），和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罗恩·富希耶（Ron Fouchier）教授两人2011年对H5N1进行基因改造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功能增益研究成果。

我们已经说明：麦考尔所谓“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进行‘功能增益’的研究“是一句谎言，是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构陷。

请问麦考尔，及参与调查报告的共和党众议员们，
美国众多病毒学家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你们不知道这一事实吗？
美国病毒学家发表过众多功能增益研究论文，你们不知道这一事实吗？
你们说，你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那么，石正丽团队或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过的论文，哪一篇是功能增益研究论文，你们能举出任何一个例子吗？
美国政府支持功能增益研究，你们不知道这一事实吗？
美国政府以联邦资金资助美国科学家的功能增益研究，你们不知道这一事实吗？
2017年12月19日，川普（Trump）政府撤销了奥巴马政府的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重启功能增益研究，你们不知道这一事实吗？

你们是如何看待上述事实的？这些事实与新冠病毒的产生无关吗？这些事实与新冠病毒的关系，不需要调查吗？这些事实为什么没有出现、体现在你们的报告里？这些事实，难道不应该是一份负责任的，无遮掩的，没有重大隐瞒、重大遗漏、重大缺陷的，全面、客观、公正、可靠、令人信服的溯源调查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麦考尔声称，有大量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内制造，并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呼吁，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展开全面调查。

新冠病毒源自没有功能增益研究记录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而不是源自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美国病毒研究机构，这是什么逻辑？没有开展过功能增益研究，没有发表过一篇功能增益论文的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需要被全面调查，而开展过大量功能增益研究，发表过众多功能增益论文的美国病毒学家们，如Ralph S. Baric团队，却无须任何调查，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你没做过功能增益研究，我们照样可以说你做过功能增益研究；就算我们做过再多功能增益研究，我们也不调查自己；我们只查你们，我们不查自己，我们就是要让你们背锅。各位共和党众议员，这不就是你们的逻辑吗？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撤销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2年后的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生，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自2017年12月功能增益研究全面重启到2019年，才华横溢、创造力非凡的美国病毒学家们难道一事无成，没有改造、增益出任何一种危险病毒吗？美国病毒学家设计、制造出的危险病毒中，肯定没有新冠病毒吗？这些问题，不需要正视，不需要调查吗？这些问题，不需要调查就能得出答案吗？美国政府，无耻的美国政客们，你们不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作出澄清吗？！

正视、检视、反思、反省自身的问题对你们来说太难了！所以，对美国科学家的功能增益研究，对美国政府支持、资助本国功能增益研究，你们一再选择性无视、百般回避。你们本可以主动自我调查以排除自身的嫌疑，向世人公示自身的清白，但你们始终没有这么做。为了逃避自我调查，转移视线，你们一再对中国科学家卑鄙、下作地栽赃、嫁祸。如果不心虚，如果心里没有鬼，你们为什么对自我调查避之唯恐不及？是不是因为，自我调查将展示的，不是你们的清白，而是你们的罪证？

美国之音新闻说，报告还引述了巴里克博士2020年接受意大利媒体访谈时的说法：“你可以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制造病毒。然而，您想寻找的答案只能在武汉实验室的档案中找到。”

可笑之极。
石正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技术水平比美国顶级病毒权威还牛B吗？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技术水平牛B到连Ralph S. Baric都自叹不如了吗？
中国的病毒研究水平已经超越美国，领先世界了吗？
武汉病毒研究所能不留痕迹地制造病毒，而Ralph S. Baric和美国病毒学家们却没能掌握这一技术吗？
石正丽、武汉病毒研究所能造出新冠病毒，Ralph S. Baric和美国病毒学家们却造不出来吗？
新冠病毒的来源答案在武汉实验室的档案中，却不在美国实验室的档案中，不在Ralph S. Baric的北卡实验室档案中吗？

共和党众议员们，你们的大脑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吗？

Ralph S. Baric不仅是设计、制造新冠病毒的最大嫌疑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病毒就是Ralph S. Baric或其团队成员设计、制造的，参见：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二）

Ralph S. Baric的证词可信度实在是太高了！以第一凶嫌为人证，以伪证构陷、栽赃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的举证招数，你们都想得出来？！你们的天才创意惊讶得我下巴都掉了！

美国之音新闻称，由共和党人组成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负责人麦考尔议员强调，这场疫情势必要让中国为其掩盖行为付出代价。

麦考尔称，“这将包括国会通过立法，制裁参与掩盖行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和中国共产党官员，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掩盖，造成了超过400多万人死亡，相关人员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中国共产党官员掩盖疫情真相的行为是无法回避和否认的。他们为什么掩盖？以后的文章会作出说明。但是，只有中共官员在掩盖疫情真相吗？美国政界、传媒界、科学界是不是全都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没有对新冠病毒的来源真相予以任何掩盖？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之所以成为民主国家的关键基石之一，但某个著名的民主国家，却在这次疫情发生后，悍然把言论自由原则踩在了脚下。在该国政府官员、议员、媒体巨头、科学权威们的共同努力下，该民主国家出现了如下奇观：言论被事先划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各大平台全面地封禁“不正确的”异议声音甚至封号；各大刊物普遍地压制论文发表或选择性地控制论文发表；将异议言论定性为不科学的“阴谋论”，打着科学的幌子，在全国范围内，打压、排斥、屏蔽、禁止关于新冠病毒来源和疫苗的学术讨论、学术辩论；不断散布关于他国的谎言、谣言、流言，包括一个又一个重磅现身，但将不了了之、没有下文的不实之辞。

以前人们认为，上述奇观只会在极权国家出现，断断不会在民主国家发生。看来这个著名的民主国家已经演化到了一种杂交阶段。是什么事情，让这个民主国家的当权者们如此心虚，如此恐惧，如此惶惶不安，让他们不顾形象，不要脸面，不惜代价，全力以赴、系统性地防民之口，将先贤铺垫、确立的，美国赖以为傲的言论自由基石践踏得面目全非？

掩盖新冠病毒、疫情来源真相的最大黑手不是中国，恰恰是假扮无辜受害者，贼喊捉贼的美国。

为什么美国要极力掩盖新冠病毒的起源真相？
为什么川普要把新冠病毒诬为中国病毒？
为什么共和党人一再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栽赃嫁祸？
为什么川普及川粉要一再矮化新冠病毒的危害？
为什么川普要打破疫苗的正常推出程序，批准、推出未经过充分收益、风险评估，未经过充分安全性检验、验证的疫苗？
为什么油管要屏蔽mRNA疫苗发明人Dr. Robert Malone的疫苗负面言论并对其封号？对节目中的正常讨论，对异议观点，他们怎么会忌讳、恐惧到了如此地步？他们怎么会采取如此令人发指的侵犯言论自由手段？

因为川普共和党政府撤销了奥巴马禁令，全面重启了功能增益研究，揭掉了潘多拉灾难之盒上的大自然封印，导致了新冠病毒的人为产生；因为新冠病毒是美国科学家设计制造的，他们的功能增益研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需要千方百计地集体掩盖制造新冠病毒的罪行，他们需要转嫁责任，他们需要弱化灾难程度，他们需要用疫苗安抚人心。

他们不能让世人知道新冠病毒的来源真相，他们不想让世人知道，这样重大的错误和罪过，竟然是他们犯下的；他们不想、不敢让世界人民、美国人民知道，新冠病毒其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制造的，它其实来自美国，出自美国病毒学家之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过，承担应负的责任。

他们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的途径有二个，一是让动物背锅，二是利用新冠病毒首先出现于武汉，而武汉恰好有P4实验室这一关联，把制造新冠病毒的责任栽赃给中国科学家。

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这份报告还声称，根据2019年9月和10月武汉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武汉病毒所总部附近周围的当地医院就诊人数显著上升，同时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症状的患者人数也异常增加。

麦考尔在声明中说，“我们认为，病毒是在2019年8月底或9月初外泄出去的。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事情后，中国共产党官员和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开始拼命掩盖外泄，包括半夜将他们的病毒数据库下线，并申请100多万美元资金用于强化安全措施”。

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吗？我之前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绝对不是！参见：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是在2019年8月底或9月初外泄出去的吗？或者说，新冠病毒最早出现在武汉的时间是2019年8月底或9月初吗？极不可能，这一判断违背了无数的疫情事实。如果新冠病毒2019年8月底或9月初就已经在武汉出现，并暴露在人群中，那么：
为什么直到2个月之后的11月，武汉才有疫情迹象出现？（据南华早报的有关报道）
https://www.dw.com/zh/%E6%B8%AF%E5%AA%92%E6%B9%96%E5%8C%9711%E6%9C%88%E5%B7%B2%E7%A1%AE%E8%AF%8A%E9%A6%96%E4%BE%8B%E6%96%B0%E5%86%A0/a-52754452
为什么直到3个月之后的12月，武汉才有被确认的患者？
为什么直到4个月之后的2020年1月，武汉才出现疫情的大规模爆发，湖北以外才开始出现新冠患者？
为什么迟至5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才对武汉实施封城（1月23日），是中国政府嫌病毒在本国传播得不够失控，对本国国民祸害得不够广泛吗？
为什么2019年9月、10月、11月、12月这四个月内，一直没有疫情扩散到中国境外的任何报道或迹象？
为什么直至2020年1月13日，首个国际病例（泰国）才出现（确诊）？
为什么直至1月20日，首个美国病例（西雅图）才出现（确诊）？
为什么直至1月24日，首个欧洲病例（法国波尔多）才出现（确诊）？

报告的编写者们，你们考虑过如何解释上述事实吗？

麦考尔众议员，各位参与调查报告的共和党众议员，你们的报告充斥着谎言、捏造、伪证、谣言、流言、揣测、想象。你们的报告里有哪怕一项确凿、可靠的证据吗？你们的报告经得起最简单的推敲吗？你们的报告经得起基本常识、简单逻辑的拷问吗？交出这样一份残缺、偏执、委琐，自我遮掩、谎言、伪证俱全的肮脏、低劣报告，你们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吗？你们是想还世人新冠病毒的来源真相，还是要一直掩盖真相？你们是想澄清责任还是要嫁祸于人？你们是在展示你们的才华、智慧、坦荡，还是在秀你们的无知、丑陋、下作？你们的报告证明了你们的良知、正义，还是反证了你们的无耻、邪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