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自己反有理，革他人命有罪—反向思考五四 |
| 送交者: 潘一丁 2002年05月03日15:52:58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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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非但没有享受到任何“赔偿”，反而在有关的“凡尔赛和约”上，不顾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压力下拒绝签字的事实，强行决定将战败国德国的在华利益全部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北平（北京）的青年学生自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举行了游行示威，获得广大市民支持，在情绪激动中发生殴打官员、焚烧官邸的暴力行为，酿成一件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辉煌”一页。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件事所起的“带头示范”作用，形成了中国政治的固定模式—“五四精神”。不仅成为国民党统治时代後期的梦魇，接下来又成为共产党鼓舞民情、凝聚民心的大旗。现在，又有人想从不同角度来争夺这面大旗的“扛旗权”，理由总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现在八十多年过去，当我们在观察、讨论那个社会当前呈现的许多问题时，竟然发现无论从现象到原因、到反应，都给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仅还是言必称“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连社会生的病和“郎中”们开的“药方”都几乎一样。总而言之，历史似乎真是又沿著“螺旋形”地再转了一圈！所以觉得，完全应该从更深一点的层次去找一下原因。 本来，由于作为继承、传播、发扬民族文化的读书人，总是以不求甚解的态度，去对待自己那个博大精深，并且经过浓缩了的文化（类似电脑中的“压缩文件” 详请见http://home.computer.net/~pyd/czl210906.html），再加上自己一点也不比别人少的自私、贪婪等“天性”的作用，几千年下来，终于将那个文化解读成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封建统治集团服务的一套完整的规则，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智下愚”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圣贤）书高”“三从四德”“难得糊涂”“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之类，制造愚昧，培养小人和阴谋家。完全把民众的精神和行为，纳入了一种教条的模式。这难道不正是那个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日益落後的一个原因吗？因为那个领域里最需要没有约束的思维和想像力。这也坑害了大多数读书人自己，使他们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来报效国家，更不要说成为民族的“脊梁骨”或“代言人”了。不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读书人能够凝聚自己良知的共识，去对历史产生过真正正面积极的影响，他们身上好象长就一根“为反对而反对” 的“反骨”（所谓“文人相轻”，而不是马克思提倡的那种层次的“怀疑一切”）。文革中更证明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一部分坚持理念原则的人，得不到任何支持，只有采取自杀来表示反抗；另一部分“识时务者”马上见风转舵地去为虎作伥；剩下的噤若寒蝉，采取了“留得青山在”的策略；总之没有起到任何正面积极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让那些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民众和易冲动却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少年学生，在上面故意煽动、纵容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做出许多荒唐和後果严重的事情来，否则岂不证明“读书无用论”的正确了？（《文革的启示》http://home.computer.net/~pyd/ccl06.html） 这样的事实，可能也说明为什麽中国历代政权的更迭，总是要靠少数不得意的读书人，去领导发动农民或城市流氓无产者之类，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的原因，因为读书人的情况和“文革”并无区别，当然也不能指望对社会产生理论上有进步意义的改变。可以认为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所有政权的变更，都只不过是以武力强行进行的“重新洗牌”而已，而玩牌的戏规则几乎从来没有变过。这个道理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任何一次变革，都没有取得大多数读书人的一致共识，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再对民众起到团结一致的“脊梁骨”作用，看看今天他们在网路论坛上的表现就知道了。 其实一个文化就象电脑的操作系统，功能越强，对包括使用者在内的硬件环境的要求也越高，因操作使用不当产生的问题较大较多，也更容易受病毒影响而後果严重。对文化而言也完全一样，相对越是复杂的文化，可以训练出比较“聪明”的人，但是聪明人的“聪明”，即可以用来做对社会和民族有利的好事，也可以做损害社会和民族的坏事，而且无论正面的贡献或负面的破坏能量，都将跟“聪明” 的程度成正比。这早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尤其被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作出的伟大贡献和能量相当效果完全相反的破坏（文革），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也是他去世二十多年後，至今不能 “盖棺论定”的原因。 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上面。它训练出来的人的确比较“聪明”，所以他们在国内过不下时，就想法跑到外国去，而这些在国内没有成功的人（当然不是指现在那些高干或高贪子女的移民），并不是去外国当乞丐讨饭，往往经商比当地人还要成功，甚至会引起当地人的嫉妒而产生“反华情绪”，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很快熟悉、适应新的环境，并找到自己的出路。可是很少看到其它比中国更贫困的民族能够这样做。 可惜这种文化没有提供能够集中发挥利用这种聪明的环境条件，结果合到一起反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当毛泽东接受到西方马克思的“造反有理”观点时，很快就和中国历史结合，创造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并且在文革中将其发挥到极端，变成了“诰任何反有理，革他人命无罪”观念，这种观念的典型代表，就是现在所谓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完全丧失了科学性，所以尽管在中国已经先後“发扬”过四次（五四、二战後反国民党政府、文革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好结果，所以也几乎可以断言，即使以後还要想“如法炮制”，也不会有好结果。 中华文化中有“吾日三省吾身”、“物极必反”之说，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造反”和“革命”，意义就大不一样了。在民主时代，民众是社会的主人，不仅理论上，他们要对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後果负责，事实上也是如此，尤其在媒体资讯传播迅速发达的现代，在竞争和利润的刺激下，任何不良风气，都会很快被扩散和传染。当我们一致鼓吹追求物质和金钱的价值观时，不难发现，贪污、腐败正是达到那两个目的的“捷径”。所以一旦当上官，具备了走“捷径”的客观条件，这时就很难拒绝它的引诱了。这也是为什麽对那些“贪官污吏”反来反去，总是“前赴後继”地不见少，现在连所谓有先进“民主制度”的国家，也好象有同样情况发生，道理是完全一样的。以为靠制度可以解决的想法，不是无知就是骗人（《从安然案看“制度决定论”的破产》http://home.computer.net/~pyd/czl0130.html）。所以很明显，真正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大众皇帝”躬身自问，造自己固有错误观点的反、革精神的命，从道德角度来“以身作则”，才能让“公仆”们有所畏惧。否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其实所有官员不都是大众皇帝的“儿子”吗？就算把这批儿子都革了“命”，又怎麽能保证在同样家庭环境和教育下的下一批去当“公仆”的儿子们，就不会重蹈覆辙呢？其实“人为财死”和“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这样的俗话，就已经回答得非常明白了。如果这些官员从小就在这样的“哲学”熏陶下，又怎麽能指望他们能有其它表现呢？这不正是那里社会的贪渎风气能够上千年地沿袭下来的原因吗？ 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样一来岂不是让有些人没有被“革命”的顾虑，将更加肆无忌惮起来。是的，如果单纯这麽做，当然是会发生这样的偏差的。只是他们忘记了法制和法律的存在，正是恰到好处、相辅相成地弥补了这个漏洞。因为今天人们之所以埋怨“法制不彰”，有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客观原因，那就是“法不治众”。基于上面的理由和实际感受，可以认为，今天社会中的反腐败呼声，起码有一部分的动机，不是对腐败本身的痛恨（网路上的部分论点可以证明），而是由于自己不能从腐败中分到好处、最後更要为别人的腐败使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满，就象笔者所处的年代，人人痛斥“走後门” 的不正之风，却又几乎大家都在“走後门”，比如不要说工作调动、孩子上学、以及找好医生看病、这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连自己这样没有太多关系户“後门”可走的普通民众，在凭有限的“肉票”买肉时，都想找熟人去买一块骨头少、质量好一点的肉。所以即使原来的腐败者受到惩罚下台，接替者上去，只要腐败的客观条件继续存在，就很难不受到引诱而避免“重蹈覆辙”，这难道不正是许多地方的现实吗？只要现象一普遍，法律就难以揍效了，因为可以“杀一儆百”，却不能杀一万去“儆一百万”，结果产生恶性循环，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有靠发动“革（他人）命”来解决，再重新进入新一轮循环，这正是中国历史表现出来的特征。 但是，如果多数人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性，从道德上加以鄙视、抵制和监督，那麽，再上去的官员，在家庭和社会舆论压力下，很可能就不敢再去做，就算有少数人敢继续，那时的法律，就可以在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压力下，放手对犯者加以严惩不怠，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一旦能够做到，这种问题的发生可能性，就怕比美国还要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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