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對外戰略

　　——2002年4月16日在清華大學的演講

　　如何看待中國的國際地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用說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最近兩年來，關於這個問題，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後冷戰”的終結與中國的回應》，另一篇是《在變化的世界上追求中國的地位》，這兩篇論文分別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月刊1999年第9期和2000年第1期上。第三篇《“世界大國”與“正常國家”——兼論再造中國的“世界觀”》是我上星期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一個國際會議時提交的論文，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美國、歐洲、俄羅斯的對外戰略與中國”。

　　中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而國際上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的20多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時期。這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特殊歷史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而在這20多年中，整個世界正好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變動劇烈。第一個時期是冷戰的最後十年，從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柏林牆倒退，兩德統一。這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十年。第二個時期一般被叫做後冷戰時期(Post Cold War)。現在有一種很流行觀點認為，後冷戰在“9·11事件”之後就結束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後後冷戰時期（Post Post Cold War）。我這裡沒有使用“時代”這個詞，因為“時代”在中國人的話語體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含義，所以我沒有用像“後冷戰時代”這樣的說法。這三個時期：冷戰、後冷戰、後後冷戰，我把它們叫做三個範式（digm）。

　　在考察中國的國際地位時，我們要考慮兩個因素：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我們生活在一個變化的世界中，這個變化既是我們自己在變，也是國際形勢也在變化，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這二十多年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一個變化的問題。

　　每個國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國際環境之中。國際環境是個國際關係學術概念，它不是抽象的，包括國際體系、國際制度、國際規則。比如中國在1996年就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去年又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可以說，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一步步的加入到了國際經濟組織中。而這些組織是什麼呢？無非是一些管理、調控和約束經濟行為的原則和規則。中國生活在國際體系中，這個體系從1945年之後就叫聯合國體系，世界上大多數國家，190多個，都是聯合國的成員國，都在這個體系之中，這個由國家組成的體系就叫做國際社會。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加利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國際共同體”，即International Community。我們所說的國際社會是International Society。我認為應該區分“共同體”和“社會”這兩個概念，“共同體”強調其成員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共同信念、共同的規則、共同的利益，命運與共，現在歐洲是一個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利益。而國際社會就像國內社會一樣，只是一個社會，其中有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組織，不同的機構，不同的利益集團，存在着差異性和多樣性。我更願意使用國際社會這個概念，而不願意像加利秘書長那樣理想化地使用“國際共同體”。

　　當然國際環境不僅僅是抽象的國際體系、制度、規則，也是具體的一個國家生存的環境，比如，中國周邊的國家，也就是亞洲就直接構成我們感知得到的國際環境。現在大家都很重視中美關係，中美兩國之間既有合作又有衝突。美國正是構成中國國際環境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國際環境包括國際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安全環境、軍事環境。

　　中國的國際環境如何呢？首先講政治環境。中國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上，俄羅斯是前蘇聯的繼承國之一，但它沒有繼承蘇聯的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才是蘇聯真正的“繼承國”。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美國的、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就存在很不小差異（雖然中國在市場經濟方面與西方的觀念差異在縮小）。再說經濟環境。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種全球經濟。注意，這裡指的是“全球經濟”，而非“國際經濟”，是global economy，而不是international economy。“國際經濟”已經是很過時的概念了，而全球經濟卻是一種現實。文化方面，從“9·11事件”以後，人們更清楚地看到了文明之間的差異性，看到了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特別是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江澤民主席曾經說過“世界是豐富多彩的”的話。我認為這句話講得很好。“豐富多彩”就是說世界上的各種文化是不同的。目前的國際安全環境、軍事環境，用我們學科的專業術語來說是一種“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大家都在想辦法保護自己的安全。這就引出了我想問的一個問題：誰來為21世紀的中國提供安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中國現在安全嗎？十年、二十年之後中國仍然安全嗎？我們還要問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來自何方？確定了威脅之後，就可以知道怎樣確保中國的國家安全。

　　中國處於怎樣的國際地位，這個問題直接關繫到國家對外戰略的設計和制訂。我們生活在一個變化的世界中，中國在變，世界也在變，那麼我們的對外戰略要不要變？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互聯網上也有很多討論。經過了“9·11事件”，已經成為WTO的一員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每個國家在國際上都有一個place（位置），扮演一種role（角色）。中國有句話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一旦處在一定的國際地位，就一定要發揮相應的作用。

　　我還要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應該是什麼樣的國家？日本有一位著名的右翼政治家小澤一郎，他曾經是自民黨總幹事，現在是自由黨的黨首。這位小澤一郎步美國國防部的後塵，也向中國進行核訛詐。最近，李鵬委員長訪問日本期間，小澤一郎在一次演講中說，日本可以在一夜之內造出3000到4000枚，或者7000枚核武器，如果中國不斷增加國防實力，那麼日本也可以變成核大國。這位小澤一郎在1993年的時候寫過一本非常著名的書，叫做《日本改造計劃》，這本書到現在也是日本的暢銷書。其中的主要觀點是主張日本要變得“正常化”。“9·11事件”之後，日本積極地參加配合美國的反恐戰爭，他們的軍艦已經到了印度洋，這似乎把小澤一郎的主張變成了現實：日本正在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日本的正常國家論其實應對我們中國有所啟示：21世紀的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經濟國家、和平國家、地區國家和全球國家。我後面還會一一詳細闡述。這個觀點可能要引起很大的爭論，我預計待會兒你們也會有不同意見。

　　以上算是一個導論吧。引出中國的國家地位問題。

　　下面我們進入第二部分，具體地講以冷戰為核心的三個範式：冷戰、後冷戰和後後冷戰。

　　大家知道，冷戰的最根本的象徵是柏林牆，它是東德和西德的分界線，也是東西方兩個世界的分界線。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就標誌着冷戰的解體，但此時冷戰並沒有完全結束。冷戰結束的標誌是1991年蘇聯解體。我認為，任何一段歷史時期的結束都有一個過程，不是一下子突然發生的。冷戰是在1989年到1991年這段時間內逐漸結束的。當然蘇聯的解體可以說是一個突發事件，美國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和研究國際政治的主流理論都沒有能預測到蘇聯的解體，蘇聯解體以後，他們（主要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也沒有辦法解釋蘇聯為什麼解體。

　　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結束徹底改變了20世紀剩下的這段時間的歷史。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國際關係理論。通過這些理論我們可以理解世界在冷戰之後發生的巨大變化。這些理論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能舉出多少，我這裡可以給大家舉幾個。第一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他認為冷戰一結束，人類的歷史就不用再寫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是黑格爾哲學中的一個術語。它不是說人類從此以後就不活了，它指的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將成為全人類普遍接受的價值；人類以前的歷史到此為止，以後的歷史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歷史。第二是亨廷頓在1993年接着福山的理論提出的大家最熟悉的“文明的衝突”論。亨氏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的範式發生了變化：世界的主要矛盾既不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主義之間的對抗，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國家政治抗爭，而是文明之間的對抗，是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儒教文明）之間的衝突，是兩大文明（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對抗。亨廷頓的理論大家已經很熟悉了，從1993年他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他的那篇文章到1996年他出版根據這篇文章完成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造》一書，“文明之間的衝突”論也就算提出來了。第三是“民主和平”論（democracy pace theory）。這是一個根源於西方自由主義與對外政策理念的理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由於整個世界是在不斷走向民主化，所以，世界將走向和平；但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會發生戰爭。這個理論有針對中國的一面，在西方看來中國是非民主國家，所以西方和中國之間存在着因為民主問題而發生衝突的可能。最後提到的一種理論就是耳熟能詳的全球化理論。全球化理論有各種流派，但主流是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在冷戰結束後做了很多的試驗，首先是在俄羅斯，最著名的就是“休克療法”：讓俄羅斯在500天內進入市場經濟。這就有點像我國50年代提出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希望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從前蘇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一步進入市場經濟。其結果是1998年俄羅斯繼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也爆發了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試驗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但在最近幾年也出了一些問題，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阿根廷，阿根廷因為經濟危機也陷入政治動盪。除了阿根廷，這段時間我們關心的還有委內瑞拉。

　　僅僅從上述四大理論流派的出現我們就可以發現，冷戰的結束和兩極體制的瓦解給這個國際體系帶來的變化是多麼巨大。從1989年到2001年，這十多年中世界的變化非常迅速，其中的很多大事件幾乎都是突發性的，比如海灣戰爭。美國在海灣戰爭中打得相當漂亮，創造了所謂新軍事革命（new military revolution），進行了許多新武器的試驗。戰爭結束後，老布什總統立刻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理論。到了1997年，在高速增長與繁榮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卻突發貨幣與金融危機，這也是事前沒有人預計到的。1997年7月1號香港回歸我國，7月2號，泰國貨幣銖就開始暴跌，發源於這個亞洲國家的貨幣危機迅速傳染到了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甚至東北亞的韓國。亞洲經濟從60年代開始起飛，東南亞的“四小虎”經濟跟着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台灣這“四小龍”而迅速發展。那次危機從“四小虎”傳染到了“四小龍”，日本也受到金融危機的嚴重打擊，中國其實也受到很大衝擊。金融危機以後又有好多的突發事件，大家都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比如2000年6月14，韓國總統金大中和北朝鮮的領導人金正日的會見，使全世界都深受鼓舞，認為“兩金”的會晤將開創朝鮮半島和平的新時代。再比如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9·11事件”等等，這些事件都可以說是突發性的。

　　在國際關係史上，一般來說，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就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比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就意味着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二戰中，蘇聯是英美的盟國，二戰一結束，美蘇的矛盾就突出了。因為歐洲的殖民國家在戰爭中已經元氣大傷，紛紛淪為二流大國。國際政治的中心就從倫敦、巴黎、柏林轉到了華盛頓和莫斯科。從二戰到冷戰，其間沒有什麼我們今天所說的明顯的“過渡時期”。今天，我們大家都不清楚冷戰結束後接下來將出現什麼樣的世界格局。海灣戰爭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但他沒能建起來，他的世界新秩序並未出現，可以說，那種意義上的世界新秩序到現在也不存在。

　　所以後冷戰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幾乎在國際關係史上沒有先例（當然冷戰也沒有先例）。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特殊的情況？很多專業學者都在探討這個問題。冷戰之後我們沒有看到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如上所述，正是在這個後冷戰時期里，又有很多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和文化的重大的事件發生。

　　講到這兒我就想起了意大利的共產黨人，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哲學家葛蘭西曾經說過的話，它的大概意思是：從舊秩序向新秩序過渡的時期是一個相當危險的時期。這是他在《獄中札記》裡的一句話，這本書現在有中文的譯本。一個歷史過渡時期拖延的時間越長，世界就越危險，葛蘭西的這個判斷我非常同意。

　　從1999年到2001年這兩年多時間，世界上發生了三件比較大的事件。第一件是科索沃戰爭。當科索沃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有人就指出我們正在經歷的後冷戰時期由此宣告結束了。當時我也是持這種觀點。我還發表了一篇引起學術界很大爭議的文章《“後冷戰”的終結與中國的回應》。第二件是小布什總統的上台。他代表着美國共和黨中保守派的利益。從美國到歐洲，包括澳大利亞和以色列，主流的政治轉向中左轉向中右，甚至轉向保守。我們可以列出一個世界各國保守派政治領導人的名單。離我們最近的有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澳大利亞的總理霍華德、以色列總理沙龍。在歐洲有意大利的總理貝魯斯科尼，還有奧地利自由黨的領導人海德爾，法國政治中也出現了危險了右轉趨勢，而歐洲聯盟對右翼的抬頭反應不力。一句話，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在西方主流社會，或者說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中，執政黨轉向偏保守的政黨。第三個事件就是去年9月11號發生的所謂“恐怖主義”事件。美國總統小布什宣布美國進入反恐怖主義的戰爭狀態，而且把21世紀的第一場戰爭定義為反恐怖主義戰爭。布什將恐怖主義對美國的打擊看成是戰爭行為，所以，他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用同樣的戰爭手段回擊恐怖主義。這就是評論界說的“以暴制暴”。全世界現在有一個反對恐怖主義的國際聯盟，我們中國也是“反恐聯盟的”的成員之一。綜上所述，大家可以從這些事件中總結出後冷戰時期的一個基本特點：高度的不確定性、風險性。

　　“9·11事件”是後冷戰的一個轉折點，它確實具有重大的歷史標誌性意義，以此為界，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就叫做“後後冷戰”。我們可能離冷戰更遠一點了，但我們仍然沒有離開冷戰。“後後冷戰”既跟“冷戰”有一定的相關性，又和“後冷戰”有一定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儘管走入了一個新階段，但是世界仍然處在葛蘭西所說的危險的過渡時期里。

　　當然了，美國人理解的後後冷戰和中國人理解的後後冷戰不一樣。因為中美兩國各自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與評價不一樣，各自的現實處境差別很大。美國一位助理國務卿最近在美國國會有一個證詞，他說紐約世貿中心的廢墟給他的第一個強烈衝擊就是後冷戰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在這個新的時代中美國發現了新的敵人：國際恐怖主義。美國要對恐怖主義發到一場新的戰爭，這場戰爭可以和當年的反法西斯和反共產主義相提並論，美國人把它叫做新冷戰。布什和拉姆斯菲爾德也是這麼講的。美國人理解的後後冷戰是：世界上只有一個超級大國，這就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必須建立一種以其自身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建立美國主導下的世界，英文叫Pax Americana，意思是美國統治下的秩序。我們中國呢？江澤民主席這個月剛在德國“對外政策協會”發表過演講。他在這次重要演講中再一次重申了中國認為不能建立單極世界觀點，主張人類應致力建立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是中國理解的世界新秩序。

　　我認為，後後冷戰是冷戰結束後開始的過渡時期的第二個階段。美國人認為後後冷戰已經是一個事實。他們現在最核心的一個概念叫“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在這種單邊主義之下，美國就退出了冷戰時代與前蘇聯簽定的確保相互毀滅但實際上維持了世界和平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美國人現在想讓所有冷戰時期的東西統統進入歷史。讓我擔心的是，美國和中國簽訂的涉及我們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台灣問題的“三個聯合公報”，這些政府之間的協議現在也被美國人實際上認為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就如同和前蘇聯簽訂的反導條約一樣。雖然美國人口頭上仍然說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並沒有過時（應中國的要求這麼說），但實際上卻已經把它們當成了三張廢紙。這就是美國人的思維。他們還認為誰也不能限制美國的作為，包括歐洲聯盟，包括中國，包括俄羅斯，包括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對於國際組織、國際條約、國際義務，美國人說：我不能受這些限制。雖然這些條約當初都是美國參與制訂的，但現在美國可以讓這些條約重新改一遍。舉一個例子，1992年在日本的組織下，簽訂了“京都議定書”，反對全球氣候變暖。談判費了很大的勁兒，美國也是參加的一方，克林頓政府是該議定書的簽字國。而現在美國新政府居然說：美國不認帳。不認帳怎麼辦呢？布什說：世界各國可以為此重新談判，重新制訂一個全球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但新公約一定要按照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原則辦事。這怎麼行？歐洲聯盟在這個問題上就帶頭反對美國。

　　我要強調的是，在看待中國的國際地位時，一定要理解以冷戰為核心的上述三個階段的變化：即冷戰、後冷戰、後後冷戰。在後後冷戰時代，美國是這個世界存在的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但同時美國自身也構成了這個世界的最嚴重問題之一。沒有什麼力量足以制約美國濫用霸權，它自己也不打算自我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