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第三個大問題講中國的國家定位問題，也就是關於中國的“世界觀”問題。這個問題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息息相關。

　　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北京市又取得了奧運會的主辦權，中國作為東道主成功地舉辦了亞太經合組織上海會議。另外，中國和非洲國家舉行了“中非論壇”，現在這段時間中國領導人幾乎都在外面訪問。中國受到的美國壓力越大，我們和亞洲、非洲廣大朋友的關係就越好。（笑聲）這都得感謝美國！（笑聲）去年我們還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它是從原來的“上海五國”，“上海六國”機製發展起來的，現在包括中亞五國、俄羅斯、中國七個國家。其功能也發生了變化，現在的“合作”是在政治、經濟、安全方面的全面合作。順便插一句：現在有一種流行觀點說，美國在中亞的軍事存在與俄羅斯的親美國政策降低了上海合作組織的重要性。我不這麼看問題。上海合作組織肯定要受到後後冷戰到來的衝擊，但是，即使俄羅斯確實有100個誠意與美國建立新關係，美國並不真的把俄羅斯當作西方的一部分，何況，911事件後俄羅斯已經感到其對美國的讓步與姿態並沒有獲得回報，俄美關係中的一些深層矛盾與問題仍然存在。全世界現在有一個趨勢和潮流，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與地區之間、地區與國家之間，雙邊與多邊之間簽訂一個FTAs，即free trade agreements（自由貿易協議）。我們和“東盟”國家就簽訂了這樣一個AsEAN-China FTAs（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協定）。這是我們去年外交上的一個非常大的突破。去年7月16號中國和俄羅斯簽訂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是不結盟的，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從50年代以後，中國就很少和相關國家簽訂雙邊合作條約，但去年我們和俄羅斯簽訂了一個《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這在國際上也是影響非常大的。

　　列舉以上這些事件可以引出一個問題：即中國在國際的定位問題。現在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中國應該成為“世界大國”；一種認為中國應該成為“正常國家”，類似前面提到的小澤一郎提出的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日本人把它翻譯成ordinary state，日語是“普通國家”。去年中國加入WTO之後，學術界、輿論界都呼籲中國應該成為“正常國家”。正常的英文是normal，正常國家意味着局勢走向正常，國與國的關係正常化（normalization）。世界大國與正常國家就是對中國今後國家定位的兩種典型的意見，“世界大國”和“正常國家”這兩個概念之間有聯繫，但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

　　去年7月1號，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立八十周年大會上有一個重要的講話，其中有一段關於對外政策的一段話是引起了國內進行國際政治研究的學者和國際上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的高度重視：“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中國人民的一切奮鬥，都是為了實現祖國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徹底結束民族屈辱的歷史。這個歷史偉業，我們已經完成了。從二十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中國人民的一切奮鬥，都是為了實現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歷史偉業，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已經奮鬥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再經過五十年的奮鬥，也必將勝利完成。”這段話被解讀為：我們中國告別了一段屈辱的歷史，我們把屈辱的歷史放到一邊，中國人現在可以說是第二次站起來了，我們現在一心一意地走富國強民的道路，我們現在正處於變成一個世界強國，實現現代化和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階段。許多學者就根據這段話對中國下一步可能的對外政策進行探討。

　　我認為這段話講得非常好的，可以用“世界大國”和“正常國家”兩個概念來理解。“世界大國”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復興什麼呢？我們中國原來是世界大國、甚至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那是歷史上的輝煌。但現在我們離世界大國還有一定差距，所以我們要復興成為世界大國。中國要變成一個“正常國家”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中國以前總是覺得很屈辱，覺得這個世界秩序太不公平，老是認為我們應該重建國際新秩序；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這個秩序中，加入到一個並不是由中國發起的世界體系中。一個國家在一種世界秩序外和在世界秩序內的含義並不一樣。我們要正確地看待過去的屈辱，毛澤東曾說過：“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一種從自身找（挨打的）原因的正確態度。有一段時間中國人認為我們現在的落後完全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剝削造成的。把自己的落後狀態完全歸結到外部原因是不願意正視自身問題的表現。屈辱的那段歷史早已結束，我們應該把自己當作國際社會的一個後進的成員，用正常的心態去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這段話就引出了我們今天晚上的第三個話題：什麼是“正常國家”，什麼是“世界大國”？

　　一個國家是不是“正常”不是別人來評論的，別人說這個國家不正常其實並不重要，比如“文革”期間，外界就認為中國不正常；比如現在有人認為古巴、朝鮮、南斯拉夫不正常，甚至你還可以認為美國不正常，因為它是超級大國，搞單邊主義。這些都是別人的看法，我在這裡想說的是我們認識到了自身的不正常，我們要努力變成一個正常國家，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正常國家”這個概念也許是受到日本的“普通國家”論的某種啟發。小澤一郎提出這個概念的背景是1993年冷戰結束的影響在日本變成了現實，日本國內的政治發生了“大地震”，自民黨一時成為了在野黨，結束了所謂“1955年體制”。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是指：過去我沒有軍隊（只有自衛隊），現在應該有軍隊了。我的自衛隊應該變成國防軍，我的防衛廳應該變成國防部。中國要成為“正常國家”的含義當然不同於日本，在我看來，我們的“正常國家”首先是一種自我校正。

　　我把國家的正常化分為兩個類型：一種是抱負型，一種自我校正型。經濟實力不強大，軍事實力不強大，我要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發展是硬道理”，“弱國無外交”，貧窮是不正常的，富裕是正常的。都是這種抱負型的邏輯。自我校正就是認識到過去的行為方式是不正常的，所以要變成正常國家。這也是改革開放二十年中國與世界不斷的相互作用的一種比較成熟的結果。90年代初，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有一個口號喊得特別響，叫做“與國際接軌”，指我們要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所謂“入關”）里去。從“與國際接軌”的要成為“正常國家”，這個過程，印證了兩位國家領導人的話。一句是孫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另一句是江澤民主席在去年“三個代表”七·一講話中提出的新口號：“面對國內國外形勢的深刻變化，我們黨要緊跟世界進步的潮流，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勝利完成這三大歷史任務，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和落實‘三個代表’要求”。對比這兩句話，江澤民這句話中的“緊跟世界進步的潮流”與孫中山的教誨是一脈相承的。在外交關係方面，變成一個國際社會中的正常國家就是要順應潮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正常國家”論是中國近代國家對外戰略思想的自然延續。

　　說到這裡，我想講講國際體系中的“先進者”與“後進者”的問題。這裡的“先進”和“後進”不是指的“進步”和“落後”。比如我是80年代上大學的，在座的是90年代或者21世紀初上大學的，與你們相比，我是“先進”，是學長，而你們則是“後進”。歐洲國家是現存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先進者”，而中國則是“後者者”。請注意，我在說國際政治體系時用的是“國際”，而說世界經濟體系是用的是“世界”。“國際”是國家之間，今天的政治仍然是國家之間的，政治還不是世界的，即使使用“世界政治”這樣的詞，它的含義仍然是指“國際”的政治，但是，經濟卻是世界的，是全球的。美國的基辛格博士就不斷強調，現在人類所面臨的一個深刻困境是經濟越來越全球化，而政治仍然是各自為政，而且越來越分散，並且有許多新國家的出現，還有的民族則在為建立新國家而奮鬥。

　　我們還沒有完全進入以WTO為標誌的世界經濟體系，因為我們還有5年的過渡時期，5年之後我們也仍然只是發展中的成員國，我們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進入WTO的，亞太經合組織確定的貿易自由化的目標是發達國家成員國在2010年前實現貿易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國在2020年前實現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以關稅降到零為標誌，在這些經濟體系中我們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還需要時間。

　　在1911年前，也就是清華大學建立前，中國還是一個封建的帝國。1911年，中國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也是亞洲第一個名副其實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族國家是歐洲標準的國家形式，即國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上。孫中山給這個國家取名叫“民國”，而它和新中國的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含義是一樣的，所以學術界也把現在的中國叫做“第二共和”，這種稱呼是法國的傳統，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共和國，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從中國成為共和國以後，中國從變成了一個能夠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的民族國家。以前我們是中華帝國。不過，要指出的是，不是說我們建立了民國，或者是建立了共和國，我們就會自動變成民族國家，這還需要一個民族建設、國家建設的過程。所以，中國是國際政治體系和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地道道後來者。

　　什麼樣的中國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這裡，我提出五點看法，希望大家進行討論，你們有什麼意見歡迎反饋給我。

　　第一，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才是國際社會的正常國家。中國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歷史並不長，以時間算，從1912年到現在，還不到一個世紀，中國仍然需要民族國家的建設，讓中國真正變成一個民族國家。值得指出的一點是，中國要改正自己存在所謂“56個民族”的說法，而應該說中國存在“56個族群”，主體的中國建立在中華民族的基礎上。中國要不斷強調“主權在民”的民族國家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規定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一切權力是屬於人民的。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進步，我們可以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法治與民主的建設。通過這一點解決中國現在仍然存在的國家主權問題，例如台灣問題。

　　第二，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強大的經濟國家。中國以和平手段，主要通過世界經濟體系，也就是國際勞動分工，來實現自己的利益。1979年以來中國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應該長期繼續，中國以經濟立國，不是以核武器立國，核武器只是維護國家安全、嚇阻外敵的防禦手段。按照鄧小平的設計，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至少要持續到21世紀中期。這意味着中國要在世界充當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或者關鍵國家。中國已經決定與東盟國家建立自由貿易關係，特別是與東盟、日本、韓國一起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當然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了）。這個方向將規定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議題：加強自身的經濟發展、成為亞洲也是世界的主要經濟力量、促進亞洲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與維護世界多邊自由貿易體制。

　　第三，中國應成為一個和平國家。中國應在制度和規則上與與國際社會主流大體相近，但同時有自己的特點，具有內在的自我約束與克制的機制。我們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大家不要忘了，這句話可是寫入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獨立”、“自主”、“和平”這六個字是非常神聖的。但如何推進、也就是如何落實獨立自主與和平？我們的憲法、法律和對外政策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特別是，在後冷戰時期，國際上出現了“中國威脅論”，這是我們21世紀的對外政策中面臨的長期的大問題。中國是擁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只要中國維護了國內的穩定，就是對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對地區的和平有所貢獻，要承擔維護地區和平的責任，比如阿富汗的衝突、南亞地區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衝突。我認為中國的一些外交理念，外交政策要適當的調整，“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本精神不能改變，但有些具體的做法可以調整。中國要充分發揮自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作用，積極在國際上扮演維護與締結和平的角色。中國可以考慮建立一個“預防外交”中心，加強對聯合國維護和平事業的貢獻。有人批評中國總是在安理會投棄權票，當“和事老”。投棄權票等於放棄了自己的責任，中國應該考慮如何在維護國家利益和維護世界之間作出選擇，或者想辦法把他們有機地結合到一起。舉個例子，1998年馬其頓與台灣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就在安理會投票否決聯合國派維和部隊進入馬其頓。這件事促使我們思考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利益大呢，還是雙邊關係的利益大呢？這是需要權衡的。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應該分別處理，馬其頓與台灣建交，我們要堅決反對，並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雙邊問題；而作為世界大國，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不能放棄。

　　第四，中國應是一個地區國家。最近有評論認為，戰略上，中國現在是東西方位受到擠壓，在東部美國通過朝鮮半島、日本、台灣海峽從太平洋擠壓中國，在西部美國的軍事勢力已經進入了阿富汗以及前蘇聯的國家。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向北向南“發展”，向北和俄羅斯簽訂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向南和東盟國家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不管是機會還是挑戰，亞洲地區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中國不能把自己所在的地區簡單地作為外國，需要形成與建構一種地區認同。中國是亞洲國家，需要與亞洲在地區主義的框架下建立全新的關係。哪一個國家處於世界的中心？每一個國家都認為自己處在世界的中心。中國認為自己在世界的中心，而在歐洲人看來中國處於遠東（Far East）。但中國卻是處於亞洲的中心，這是無法改變的。作為亞洲的中心，中國卻長期以來並不十分重視亞洲。新加坡的許通美大使就曾經說過：中國在沒有受到西方壓力的時候一般想不到東南亞這些小夥伴。（笑聲）中國在清朝就有所謂“遠交近攻”，將周邊國家視為蠻夷之地，這樣的觀念到了20世紀才開始轉變。所以我們經常聽到東南亞國家的人說自己是Asian（亞洲人），可是很少聽到中國人、日本人說自己是Asian。我們就只是Chinese，Japanese。在日本人看來日本只是located in Asia。日本人只是住在亞洲，他們沒有所謂亞洲認同（Asia identity）。嚴肅地說，中國也有這個嚴重的問題。

　　最後，中國應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全球國家。我們常常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拿來當作我們是世界大國的標誌。我們也為自己是“五常”之一而自豪。但是，我們在觀念上想過沒有，我們是名副其實的全球大國嗎？我覺得，我們要通過與國際社會合作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解決中國面對的全球性挑戰，同時，中國要對世界、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需要國際社會，中國必須對國際社會做更大的實際貢獻。中國應是促進全球化進程的公正性與合理性的重要力量，努力促進全球化的積極影響，遏制全球化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