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辨析（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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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21-08-03 00:35:19

作者： 單世聯 (進入專欄)  【全文分作九段：*1-*8及其後】

　　 現代中國的危機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後達到頂點。1935年，著名報人張季鸞（1888—1942）沉痛地說道：“九一八”之後的中國，“一切事業，都算無基礎；一切生命財產，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話：不能混。國家現狀就是這樣，中國人不能混了，以四萬萬人的大國，落到這樣不能混的地步，……細想起來，焉能不羞愧欲死！”[1]國運維艱，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中國要走出這亡國滅種的慘禍，哪怕只是“混”下去，也須採取非常措施，直至放棄個人權利和自由。哲學家張東蓀（1886—1973）後來回顧這一時期的思想動向時指出:“當此十年中，思想界已視民主為落伍，自由平等皆認為古董，謂宜束之高閣。所有者以三民主義為可蘭經，另一手持劍護之。同時俯拾馬克思主義中攻擊民主的部分，益以納粹主義（德）與法西斯主義（意）群向民主思想進攻。至謂民主主義已屬過時貨，無復留戀餘地矣。”[2]無論是政治強人還是學界精英，大多對德國懷有好感。

　　 作為民族救亡的一種方案，中國也有過一場模仿“法西斯主義”的運動。而一些沒有直接打出“法西斯主義”旗號的運動、主張和實踐，實際上也具有法西斯主義的某些性質。無疑的，權威主義、國家至上、領袖崇拜、暴力手段等等並不一定就是法西斯主義，但在現代世界，顯然又以法西斯主義最公開地提倡這些政治主張並最善於使用這些控制方式。重要不是把現代中國的某些集權理論與行動套上一個“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帽子，而是在承認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時，考察中國的響應者是在何種情境中以什麼方式使用法西斯主義，又如何地使之中國化。由此所得，不只是抽象地總結出一些教訓，而是深化對現代中國的歷史理解和認識。

　　 1、法西斯的魔力

　　 1930年代是一個全球範圍內的民主與自由的政治選擇一再被拒絕、一人統治或一黨獨裁甚受歡迎的時代，當代史家稱之為人類歷史上的“黑谷”。[3]根據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分析，起源於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第一波民主化在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推動了30多個國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國性民主制度，隨後出現的是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主要發展是偏離民主，要麼回到傳統的威權統治形式，要麼引進新的以群眾為基礎的、更加殘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極權主義政體。這種逆轉大部分發生在那些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或之後採納民主政體的國家。”[4]回潮始於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分子向羅馬進軍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輕易廢除意大利脆弱且腐敗的民主，而以德國納粹1933年掌權為高潮。在此前後，作為一種能夠解決民族國家危機、迅速走向富強的有效途徑，法西斯主義在一定範圍內具有示範性意義。

　　 法西斯的崛起和衰落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但在有關“法西斯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大量的研究卻沒有達成某種共識。

　　 首先，有沒有統一的法西斯主義？1920年代後，西方主要國家幾乎都有法西斯主義運動，這時，法西斯主義因此具有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特色。比如以反魏瑪共和國、馬克思主義、左翼社會民主黨、凡爾賽條約、失業和經濟崩潰為主張的德國納粹主義（民族社會主義）就與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和英國的法西斯主義存在着重大差異，能否把它們包含在同一概念之中是值得討論的。法西斯的經典國家是德國和意大利，但納粹不像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那樣依賴‎，而是依賴那些害怕淪為無產階級下層的中產階級；也不像後者【意法西英】那樣以西方理性主義為前提而是自覺地堅持非理性立場；在獲得廣泛群眾基礎、實行恐怖和滅絕、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方面，前者【德國】也都遠遠超過後者。同為執政黨，意大利對農民和生態問題只是敷衍了事，而納粹卻把農民農業作為其政策的中心問題，把土地和生態問題視為意識形態的主題之一。德國哲學家洛維特（Karl Lowith，1897—1973）明確指出：“法西斯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親緣關係是有限度的，它們從來不曾在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根源層次上真正達到一致。……德國人把國家社會主義當成一種教條，從骨子裡對它嚴肅看待；意大利則把他們的法西斯主義當成一種達到目的手段，但是他們本身，作為獨立的個人，是不會讓任何東西嚇哧倒的。”[5]納粹德國的權威研究者哈夫訥（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甚至認為：希特勒的“權力基礎是群眾，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獲得絕對權力民眾領袖。……沒有把希特勒稱為法西斯分子更錯誤了。法西斯主義是上層階級的統治，以人為製造的大眾的狂熱為支撐。希特勒確實使大眾狂熱，但他的目的從來不是以此來支撐一個上層階級。其與墨索里尼的經典法西斯主義的區別則更大：沒有君主，因而獨裁不能被罷免與替代，在納粹黨或國家裡沒有固定的等級，沒有憲法（也沒有一部法西斯式的憲法！）沒有真正與傳統上層階級的聯盟，更沒有對它做出什麼服務。”[6]德意之外，還有種種“親法西斯主義國家”、“准法西斯主義國家”、“前法西斯主義國家”等等。按：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德語：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縮寫為NSDAP），簡稱國社黨，通稱納粹黨（英語：Nazi Party），舊譯南尖黨，是20世紀前半葉的一個德國極右翼政黨，創立於魏瑪共和時代，前身為於1919年創立的德國工人黨，於1920年更名。後由阿道夫·希特勒所領導。納粹黨在1932年的德國議會選舉中獲勝。希特勒也於1933年出任德國總理。

　　 其次，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起源，相關論說也差異極大，較有代表性的，一是把法西斯主義看做是從人類文明以來就存在於所有社會組織形式中的一種本能的心理狀態，二是認為法西斯主義尤其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來源於諸如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等歐洲文化運動之中，三是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看做是歐洲思想中對法國大革命的複雜的負面性所做的一個較為遲鈍的反應，四是認為法西斯主義與一代人的特殊經歷分不開，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和遺產、凡爾賽和約的影響、世界經濟大蕭條和魏瑪共和國的崩潰。[7]相對而言，第三、四兩說較為合理。儘管可以合理地認為，法西斯主義動員了人性潛藏着的破壞性，但它基本上是現代工業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是對現代性問題的一種獨特回應。“法西斯主義的出現首先是作為對啟蒙運動的一個總的回應，特別是對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價值的回應——墨索里尼曾反覆堅稱，法西斯主義反對法國大革命所反對的一切。”[8]強調法西斯主義的現代性，可以解釋法西斯主義的感染性和普遍性：它不但在1922—1945年間具有吸引力，而且也部分地、扭曲地反映了現代社會的一些核心特徵。按：馬克思主義是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的，據此則充分說明：法西斯主義必然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再次，關於何謂“法西斯主義”，界說也大不相同。它可以是一種制度和過程，也可以是一種理念和運動，前者存在於1922—1945年，後者則可追溯到19世紀以來思想與政治文化環境；它既可以如1924年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所說的是“大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鬥爭工具”，也可以被一些自由主義者擴展到幾乎所有非民主的運動和政權。如此等等，任何一種對法西斯主義的普遍概括都很難成為共識。當代學者文森德（Andrew Vincent）綜合大量研究後認為：“我們很難找到共同的基礎來對法西斯主義進行討論。共同出發點只能是法西斯主義這種消極意識形態‘反要反對的事物'。……大多數法西斯主義者是反自由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反議會的、反個人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9]因此，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史學家們“傾向於對單個法西斯主義政黨或運動進行詳細的研究，而不再作任何一般化的研究”。[10]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對法西斯主義作進一步概括完全是不可能的。作為現代極權主義的一種類型，法西斯主義在其抽象的、廣泛的意義上，是通過對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和現代技術專家的治理，實現國家對人類個人和公共行為的完全控制的政治體系，其特徵是：“單一的政黨，通常由一個人來領導；一支無所不在的和權力龐大的秘密警察；一套高度發達的意識形態以提供一個理想的社會，而這也是極權主義運動所致力於實現的；政府對大眾傳播媒介和所有或多數社會經濟組織的滲透和控制。”[11]就德國納粹而言，還應加上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合流。按：這就是為什麼鄧江胡習四修亂華的反革命特色黨屬於法西斯式專政的範疇的基本原因。

　　 在世界性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中，納粹運動的特點之一就是希特勒個人意志的主導，其來龍去脈相對清晰。1936年希特勒就聲稱：“民族【或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執政，不僅是由一個新政府接年管政權，而是意味着一種新的世界觀取得勝利。”[12]建立一種“世界觀”是納粹政治文化的基本目的。雖然不能因為這句話就以為納粹真的有一套完整自洽的“世界觀”，但從希特勒反覆使用“世界觀”這個概念來並結合納粹德國“一體化”的政治實踐來看，這個概念又確有所指。中國學者朱庭光認為，納粹“世界觀”由“民眾共同體”和“領袖原則”兩個概念支撐。“民眾共同體是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概念。納粹黨人要盡一切努力使所有德意志血統的人（共產黨人和反對納粹主義都被排除在所謂‘民眾'之外）都嚮往並致力於建設一個強大的大德意志日耳曼民族共同體，並將它的種族革命‘推向國外'，‘徹底改造世界'。”這一概念既反對馬克思主義也反對自由主義。“領袖是民眾共同體的人格代表和中心。領袖和民眾之間存在種族血統上的一致性，存在人格上結合的基礎。他是民眾利益及意志的代表者，是保持民族團結的維繫者，因而有權對民眾實行絕對統治。”領袖原則在實際行動上有三層意義：一是黨/國的領袖享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和無限的全權，二是領袖的意志和意圖必須貫徹到整個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三是黨/國從上到下的全部組織機構均按此方式進行組織和運行。按：特色黨幾乎完全對號入座了。[13]以此“世界觀”為基礎，納粹又有不同於一般極權主義的特徵，這就是強烈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歐洲長期以來的反猶主義傳統和猶太人所處的地位使他們成為最理想的扮演種族理論指派給他們的角色：他們是少數民族，對他們的偏見愈積愈深；他們強大得令人生畏，卻又虛弱得遭受攻擊無還手之力。種族理論使納粹得已把各種各樣的仇恨、恐懼、怨憤以及階級對抗轉化為對一個單一的活生生的敵人的恐懼，把社會所有的敵對情緒引向一個可以輕易消滅的敵人。如害怕共產主義變為恐懼猶太人的馬克思主義、怨恨雇主變為仇視猶太人的資本家、擔心國家不安全變為擔心猶太人統治世界的陰謀、經濟上的不穩定變為憎惡猶太人控制的大企業等等，反猶主義因此成為統一德國社會的心理手段。從擴大“生存空間”的國際競爭需要看，種族理論也為希特勒企圖實現特殊形式的帝國主義政策，即以犧牲斯拉夫各民族為代價向東方和南方擴張，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理據，因為這一地區是猶太人最集中的聚居地。[14]比較其他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納粹確有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組織原則和一系列具體的行動方案。按：特色黨不反猶是因為中土不存在顯著的猶太民族；將他們取而代之的是以反對恐怖主義為名，以反對少數民族為實的大漢族主義。但是，在海外，反猶仍然是落後和反動分子的法西斯主義的最愛，反白種民族次之；落後和反動的白種民族法西斯主義轉而反對猶太民族與有色族裔。他們之所以互相反對是由於資本分而治之的策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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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提下，進一步的討論必須充分考慮到兩個因素，第一，正如許多社會政治運動一樣，法西斯主義的實質不只表現在它的言論上，更主要的是表現它的行動上，其意識形態聲稱有時不如其實際政策重要，因此來勢洶洶、後果深創的法西斯主義又具有面目模糊、個性不彰的一面。卡勒爾（Erich Kahler，1885—1970）為：“納粹主義毫不猶豫地盜用任何可以為其目的服務的東西，而一旦那些觀點和思想不再有用，就拋棄它們。但民族社會主義沒有自己的觀點或意識形態甚至不能聲稱有最起碼的理性基礎。……納粹主義沒有意識形態的基礎，換言之，其意識形態基礎就是純粹的欺騙。納粹國家不是按原則而是依靠策略行事，因此之故，這可以把德國社會中存在的全部東西拿來使用：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專家治國、普魯士軍國主義以及官僚政治。納粹的整套把戲中僅有的持久的‘原則'就是種族主義、反基督教和反人道主義，所有這些東西作為摧毀人們的道德上的判斷力的手段，具有永久的價值。”[15]屈恩爾（Reinhard Kühnl）甚至認為：“它的意識形態可以作為動力之一，但也可以作為掩蓋其本質的工具。對此必須進行具體考察。但是，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便將其思想體系和自我表白當作其本質，那麼，可以說是再次輕信了它的宣傳。”[16]此說過於極端，因為重視意識形態、實施“世界觀”的統一至少是納粹政治實踐的特點之一，但區分法西斯的意識形態與行動方案仍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分析方法。一方面，這一區分表明，不同的法西斯主義運動都有大致相同的政治目標。1937年墨索里尼在柏林對希特勒說：“儘管我們兩國的革命過程可能多少有些差異，但兩者所追求和達到的目標則是相同的，即民族的統一和國家的偉大。”[17]另一方面，這也提示了法西斯主義傳播的一個特點，即在不斷擴散的過程中，它可以置換其意識形態而不改其行動方案。比如在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倡導者就可以完全不理會納粹的種族主義而努力學習、吸收其具體的行動方案，並使之與“吾黨宗旨三民主義”結合起來。

　　 與此相關的第二點是，儘管隨着希特勒“千年帝國”的灰飛煙滅、其種種野蠻行徑逐步公之於世，“法西斯主義”即成為一切暴行的代名詞、成為政治文化中的咒罵語，但是，納粹是憑藉其解決魏瑪共和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難題的許諾而贏得廣大選民的同意而掌權的。在戰爭、革命和國家恥辱給德意志民族造成深重創傷的危機時刻，希特勒出色地利用了這些條件，為選民描繪了一個嶄新而美好的社會，使自己成為德國新生的象徵。納粹德國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大將認為：“至於德國為什麼會接受希特勒的指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勝國的政策失敗。這個政策為納粹主義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基礎；它使我們產生了失業現象，要負擔着重大的賠款，割去相當多的領土，喪失了自由、平等和軍事力量。當那些勝利國起草凡爾賽條約的時候，他們沒有遵守威爾遜的十四點理想，因此才使得德國人民對各強國都喪失了信心。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政府在國外得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外交成就；在國內也不能解決德國人民的困難，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馬上就贏得了不少的擁護者。”[18]在其12年統治的前六年，納粹政權取得了一系列讓其敵人與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幾乎沒有人相信它能取得的成就。“正是這些成就在當時使希特勒的反對者（在1933年這仍是德國人的多數）感到疑惑，內心理屈詞窮，讓今天（1978年）的一些老年人仍然暗暗懷念。”比如3年內就解決了六百萬人的失業問題。哈夫訥客觀地指出：“我們無法想像當時的德國人，特別是1933年以後大批大批地從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轉向希特勒的德國工人階級，是以多大的充滿感謝的驚奇來看待這一奇蹟的。1936年至1938年之間，它完全主宰了大眾的情緒，它讓任何一個反對希特勒的顯現為一個牢騷不斷的挑剔者。‘這個人可能有他的錯誤，但他給了我們工作和麵包。'——這是那些年裡幾百萬原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選民的心聲，他們在1933年還構成了反對希特勒的廣大群體。”[19]當然，這一成就的真實性是可以質疑的，而且它付出了希特勒個人獨裁的不可替代性和有意識地摧毀國家功能的代價，付出了公民權利的喪失、公民成了政治廢人的代價，而且這一成就後來又在戰爭中葬送了。不過，在希特勒的無數暴行還沒有公開於世的1938年之前，納粹在重建德國方面的巨大成就確是顯赫的，不但多數德國人是滿意的、陶醉的，國際輿論也是同情的、羨慕的。因此應當以發動第二世界大戰為界，區分納粹的兩個不同階段，並對前一個階段有一定的同情性理解。

　　 深刻的社會基礎表明法西斯主義在當時具有示範性；而其意識形態與行動方案的可分離性又使得法西斯主義可以在德、意之外的國家地區蔓延。對於積弱不振的中國來說，納粹德國當然是新興強國的代表並值得中國學習和模仿。一些論者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與中國現實結合起來：“德國的地位，自大戰以來，殖民地的喪失，交通及軍事的限制，巨額陪款的負擔，和中國目下的受帝國主義者所宰割，如出一轍。因此更使我們不得不對於最近法西斯在德國突飛猛進，加以深切的注意。”[20]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這種觀點並不是不可理解的。這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追求富強、嚮往“整齊嚴肅”的最新表達，也是國難深重時節所作出的一種理性的選擇。納粹當政之初，國際社會基本上沒有認識到它隱秘的罪惡和潛在的危險，舉世矚目的，只是納粹的作為所導致的德國的重新崛起。這大體也是中國人的觀感。

　　 “法西斯主義”的正宗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不久，法西斯主義即傳入中國。1920年代後期，不但意大利法西斯黨人和德國納粹分子在上海等地從事宣傳活動，中國也有人組織了“醒獅社”、“國魂社”、“大江社”、“大神州會”、“少年自強會”、“獨立青年黨”、“國家主義青年團”等具有法西斯主義色彩的團體。在由曾琦（1892—1951）發起、成立於1923年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中，也有人主張墨索里尼式的一黨專制。1924年陳獨秀就針對這一現象指出：“意大利法西斯黨窮凶不法，世界上那一國不知道！”[21]但法西斯主義成一種社會思潮，則是在“九一八”之後。如陳穆如所說：“‘法西斯主義救中國'，自上海及東北中日戰後，我們就常常聽到這樣的話。自然法西主義經過無數的報紙與雜誌介紹之後，已成為大家所注目的東西了。”[22]從1929年到1938年，中國大量出版有關法西斯主義的論著，共有二百多種刊物對法西斯主義作了廣泛的介紹，相關文章每年有數百篇。既有對熱烈讚揚，又能嚴詞痛斥，較多的是同情性理解。如任豁盦指出的：“其實法西斯主義之本體，雖違反民主，而為集權政治，為領袖專政；但其精神，則在表現民族愛國。亦自有其特點。德意志所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領袖，意大利所謂多數人工作少數人研究一個人決定，其形式恰似東方之寶塔。其塔尖固為所謂領袖所謂一個人，而其塔基仍為民族為多數人，其建築之穩固，固自有其理也。領袖不能違反民族生存之要求，決定必須根據多數人之實際，其集權之精神，何嘗不寄於民主。今之醉心於集權政治者，當求其根本之原理，須知意大利德意志等國法西斯政權之形式，絕非偶然。而莫索利尼與希特勒輩之抓住群眾，更確能顧慮到民族存亡之要點，而代表其要求，雖時時行使其暴力，而暴力之動機，絕非純為個人，自有其民族生存之共同目的，與夫中心信仰。若不察情實，而強為學步，甚至徒及皮毛，以圖自利，日日以民族復興相號召，對於民族生存之要點，則又忽而不顧，其結果終必自陷絕境，以救國家民族共蒙其禍，不又與莫索利尼與希特勒之罪人耶。”[23]

　　 在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中，周毓英主編的《社會主義月刊》是專門介紹研究法西斯主義的雜誌。從1933年3月到1934年8月，該刊發表大量文章定宣講法西斯主義是世界最新潮流。“資本主義的沒落，民主政治的沒落，共產主義的碰壁，法西斯蒂的抬頭，已成了世界潮流，在這狂暴的潮流下面，各國都將先先後後趨向於法西斯蒂，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24]這是因為中國也有法西斯存在的內在原因和客觀條件。法西斯的嚴密組織、行動主義、唯力主義，都恰好是醫治中國重病的特效藥。冠三的“國民黨與法西斯蒂”一文認為，近代史上有4種民族奮鬥的方式：蘇俄的共產革命、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法國民主革命和意大利法西斯革命，其中只有第4是行得通的。法西斯蒂是“最積極最勇敢最強烈的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它成功地挽救了意大利、德國的命運，說明它是一切瀕於危亡的國家和民族起死回生的仙丹。所以中國“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奮鬥外，決沒有其他出路。”[25]作為刊物發起人的周毓英，更是鮮明地提出了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國情的關係問題。一方面，他認為中國需要像法西斯主義那樣有毅力、有紀律、勇於行動的鐵血組織來對付日本侵略，也重視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性質，以為中國的出路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符合儒家大同精神的國家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他認為三民主義已經包括了法西斯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理論，所以不需要引進法西斯主義理論。“中國的法西斯蒂除了組織上的有毅力有紀律外，無條件是該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內容。”“中國革命在根本的思想與主義上，孫中山先生的、所遺留的一切我們都應該無批評的一一接受下來，但在行動與組織上卻必須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更不能放棄黨的組織，而是要以更敏捷更毅力的黨組織來執行三民主義。故今後的中國革命便是要：三民主義+法西斯蒂。……即執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要注射法西斯的新血液才有生路。”[26]陳穆如將之具體化：“德謨克拉西早已沒落下去了，其沒落的唯一原因，是因它本身毫無能力。”“今後的中國革命無非是：‘三民主義（正確主義）+法西斯蒂（有力的組織）'。這個意思，就是說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要注射入法西斯蒂的新的血液，才有出路。換句話說，法西斯蒂是沒有內容的。它是以社會的內容為內容/因此，法西斯蒂除了組織上有毅力、有紀律外，無疑的是，是該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內容了。”[27]這就是說，中國需要法西斯式的嚴密組織與鐵血精神，但不需要法西斯的意識形；國民黨的軀體要保存，但要灌之以法西斯主義的血液，即民族熱情、鐵血精神、強力組織等等。“以三民主義為體，以法西斯主義為用”。

　　 法西斯主義本無系統的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以三民主義為指導的中國也不需要作為意識形態的法西斯主義，所以法西斯主義為中國人所欣賞的主要是其嚴密的組織技術、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堅毅的戰鬥精神等方面。在這個意義上，馮啟宏指出：“周毓英的法西斯主義觀——以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蒂為用，強調以三民主義的內容和國民黨的領導，再加上法西斯蒂的技術，來完成中國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理想的看法，正是30年代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特有論點。”[28]無疑的，1930年代的中國，依然有反法西斯主義的聲音。中國共產黨和左翼知識界一直堅持批判立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論新專制主義”一文和1930年代初鄒韜奮旅歐時有關對納粹德國的批判性報道。[29]

　　 2、政治人的策略

　　 法西斯主義之所以在1930年代成為中國政治文化乃至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思潮，重要原因是它所顯示出來的一些“效能”被蔣介石等人認為有助於解決中國面臨的嚴重危機。

國民黨的對外關係傳統之一是與德國的合作。孫中山曾關注過德國崛起的經驗，其“三民主義”部分地吸收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俾斯麥的社會政策。在演講三民主義時，孫把德國的成就歸功於俾斯麥：“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到歐戰以前，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執歐洲的牛耳；歐洲各項國的事，都惟德國馬首是瞻。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全由丕士麥（Otto Von Bismarck，通譯俾斯麥）一手締造而成。”此外，俾斯麥順應時代潮流的明智也令孫佩服。當社會主義在歐洲興起時，俾斯麥不是以權力來抵制它、壓迫它，而是因應時勢，主動地實施“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孫認為：“丕士麥用這種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沖打消的方法。用這種防止的方法，就是無形中消滅了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會發生革命。”[30]當孫一再聲稱他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就是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時，表明其“三民主義”確有德國政治文化的背景。理念上的部分認同之外，孫還認為德國是西方列強中對中國相對友好的一個。1917年，他在反對中國對德宣戰時，具體地從人民、土地、主權三個方面說明德國沒有或較少危害中國。以人民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德國並未損害中國人。“以土地說，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與現在，實可謂之侵犯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以割地言，則中國已割黑龍江沿岸最富饒之地於俄，割緬甸、香港於英，……法占廣州灣，俄占旅順、大連，又轉讓之於日，論其前事，德之膠州，罪無以加於他國。今者膠州已歸日占，再無德人危我領土之虞。”以主權說，德國確曾隨英、法之後侵害中國，但與俄國駐兵占地以起大戰，英國首設領事裁判權，首劃勢力範圍而論，德國“當有所不如”，是西方列強中“侵我較少者”。[31]因此，孫中山對德國長期友善，對中國政府於對德宣戰耿耿於懷。直到德國戰敗後，他還稱讚德國：“……以國際地位言之，其與吾國利害相同，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攜互助策略進兩國利益者，則德國是也。惜乎國人……徒以德國大戰失敗，為不足齒列，而不知其因有之人才與學問，皆資足助吾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也。”[32]基於這些認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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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德”是孫中山的一項重要策略。1917年發起“護法運動”時，他得到德方200萬美元的資助；1920年任廣州政府“非常大總統”時，他派員赴德洽商建立雙邊關係；1923年在廣州重建政權後，他又一再向德方提出合作方案，其理由是中德可以互補：“……中國以物資人力，德國以機械科學，共同合作發展中國之富源，改良中國之行政，整頓中國之武備。總而言之，即借德國人才學問，以最速時間，致中國於富強，此步達到，則以全國之力，助德國脫離‘華塞條約'（即《凡爾賽條約》）之束縛。如德國政府能視中國為一線之生機，中國亦必視德國為獨一之導師。以德國今日廢置之海陸軍人才及製造武器、組織軍隊各等計劃及經驗，悉移來中國，為中國建樹一強固國家，互於資助，則彼前戰敗而失去種種權利，必可由助成中國之富強而恢復之也。”[33]孫對德國是充滿熱情寄予希望的，但魏瑪德國受到《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且須顧及與北京政府的外交關係，所以除民間經濟合作外，德國政府回報孫中山熱情的是謹慎的冷淡。“聯德”既然無效，只好轉而“聯俄”，但在德俄之間，孫對德國更為心儀。

　　 孫中山的“聯德”政策是國民政府前期（1928—1937）外交政策的基礎。青年蔣介石在留日期間曾學習德語並兩度伺機赴德留學，雖未成行，但對普魯士的“鐵血政策”及德國軍事技術一直懷有好感。南京政府建立後，蔣實行了孫中山設想“聯德”方針，大量借用德國的“物質”和“人才”。從1928年到1938年，中德之間建立了較為穩定的軍事—經濟合作，留德學生、赴德考察的黨政軍高級人物（僅1930年就派出176人）、應邀來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先後共有142人（最多時達43人）等，其中包括澤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1866—1936）、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lenhausen，1878—1966）兩位上將，對國民政府的軍事、工業建設有重要影響。1936到1938年任中國駐德大使的程天放（1899—1967）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在抗戰發生，德國調停失敗，改變對華政策以前，中德關係很融洽，政府命令我做的事，沒有一件沒有做到”。[34]此時也正是納粹在德國由反對黨成為執政党進而成為獨裁黨的過程。1929年的經濟危機使納粹由一個邊緣小黨迅速崛起，一路凱歌迅速登上權力高峰。“從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33年8月初帝國總統興登堡去世和緊隨其後的‘羅姆事件'引起的危機結束之後，其權力之鞏固和擴展之迅速，不僅讓當時的人們感到震驚，即使現在回想起來，也令人震驚。……僅僅一個月，魏瑪憲法裡所規定的公民自由，就被取消殆盡。在兩個月裡，一切活躍的政治上的反對派或是被關進監獄或是逃亡國外，連議會也將其控制權拱手相讓。在4個月裡，曾經權力很大的工會被解散。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裡，所有的反對黨或被鎮壓或被解散，只留下納粹黨成為唯一政黨。在1933年3月已經事實上被打碎的邦，1934年1月被正式廢除。其後的夏天，來自希特勒運動內部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在1934年6月30日‘長刀之夜'被殘忍地消滅。”[35]這是一個充滿暴力、恐怖與血腥的過程，但極權體制擁有遮蔽真相而營造一種光明強盛的外觀的能力與資源，因此納粹德國呈現給世人的是振奮民族精神、統一國民思想的“整齊嚴肅”的氣象。中德人士的互訪當然也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東來的媒介。比如1928年11月至次年5月領導顧問團的鮑爾（Max Hermann Bauer,1869—1929）上校與納粹運動有密切聯繫，其繼任者克瑞伯（Hermann Kriebel,1876—1941）中校曾在1923年慕尼黑的“啤酒館暴動”中與希特勒並肩遊行、失敗後又與希特勒關押在一起。作為外國顧問，鮑爾、克瑞伯等納粹分子當然不可能直接在中國宣傳法西斯主義，但在他們參與中國軍事教育期間顯然是有機會中國軍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36]因此，蔣介石對法西斯主義及其在德、意的實踐並不陌生，他對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態度有兩個方面。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是“三民主義”，蔣介石也歷來以“總理信徒”自居，因此，對作為一種“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蔣是持否定態度的，他不認為中國有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必要，尤其是公開場合。在1931年5月召開的“國民會議”上，蔣評論了當時流行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三種統治理論，認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學說為根據，以工團組織為運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用與社會並存，而無先後，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這顯然是對法西斯主義“效能”的肯定，但他緊接着就說：“國家主權，既為神聖，縱橫發展，遑論其他，國際上之影響，是否符合大同原則，不待智者而知。”蔣意識到法西斯主義的擴張本性易致國際糾紛，不合中國“大同”精神。而且“每國各有其客觀的環境，世間決無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只有融合中外學說，根據中國情況所得的孫文學說，才是唯一適合中國的政治理論。肯定其“效能”而否定其“主義”，是蔣對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態度。他和法西斯主義的共同點，在於他否定中國可以實行民主政治：“英美民治，本其長期演進之歷史，人民習於民權之運用，雖有時不免生效能遲鈍之感，然亦可以進行，若在無此項歷史社會背景之國家行之，則意大利在法西斯蒂黨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為借鑑。他邦議會政治之弱點，已充分暴露，而予論者以疑難。自由必與責任並存，自由乃有意義，否則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法西斯主義、民主政治都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這就是先經“訓政”後入“憲政”：“所以致民治之道，則必經過訓政之階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領導素無經驗之民族，是非借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不可。況既明定為過渡之階段，自與法西斯蒂理論有別。至民族主義，必與民權民生相提互證，則絕無流於國際侵略之危險，而以大同為鵠的可知矣。”[37]就注重統治效能而能，“訓政”與法西斯主義有共同之處，但因為“訓政”時期的意識形態是“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受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制約，不會像德、意那樣惡性膨脹，而且“訓政”只是通向“憲政”的過渡階段，所以，借鑑法西斯主義的統治“效能”並不等於實行法西斯主義。1932年7月，針對蔣組織仿效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的傳言，蔣對記者說：“今日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者，即背叛總理之反革命分子，毀壞中國國民黨固有之組織與方式所致也。吾人既不不能恢復其固有惟一革命之組織，而又仿效意大利之所謂法西斯蒂的組織，來強行之於中國，是何異於共產黨欲以中國為共產化。”[38]此外，1934年3到11月之間，蔣多次以接受記者採訪的方式，公開聲明中國不需要法西斯主義。[39]就這些公開材料看，蔣介石並不認為中國需要法西斯主義。相反，他強調三民主義是現代中國唯一合法的意識形態，孫中山的學說有法西斯主義的優點而無其缺點，因此他要求其部屬“在思想上，言左，不能學共產黨；言右，不能學法西斯蒂。”[40]所有這些，不只是虛偽和謊言。據有關回憶，“很多力行社成員，包括蔣中正在內，對法西斯制度曾有過濃厚興趣。……但這種興趣自三十四年（1935年）起已開始減退。蔣中正在那些年對有關法西斯資料常批‘不值一看'字樣。”[41]縱觀蔣介石一生，雖然在不同場合也會逢場作戲、言不由衷，但他對各種外來的主義基本上不抱熱情，也沒有正式使用過“法西斯”這個名詞。“力行社”刊物《中國革命》的編輯蕭作霖也回憶說：“同時我們也實在對於法西斯主義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說也說不出個名堂來。並且蔣介石雖然在實際上把法西斯主義當作三民主義來實行，但是他口頭上自始至終都不談法西斯這個名詞，開口閉口也還是三民主義，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這個名詞了。”[42]蕭這樣說時，他的身份是中國大陸武漢市政府的參事，著名的民主人士。

　　 政治人總是複雜的。也是在1931至1934年期間，蔣在一些內部場合上確實表達了對法西斯主義的好感、對採用法西斯主義方案的興趣，並直接組織、領導了被認為是中國法西斯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對此，固然可以用政治家言行不一來解釋，而更重要的是，蔣對法西斯主義有自己的解釋。在1933年9月的一次講演中，蔣認為“法西斯主義共同的基本精神”有三條：“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認識自己民族過去的歷史是最光榮的歷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優秀的文化。所以我們認識‘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我們民族最高的文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就是‘禮義廉恥'，為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智仁勇三者為我們民族傳統的精神，三民主義為我們民族革命惟一的原則，而歸納之於‘誠'。因此我們要做革命黨員必先要以精誠來保持固有的道德和傳統的精神，才能復興民族最高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換句話說，統統要服從、犧牲、嚴肅、整齊、清潔、確實、敏捷、勤勞、秘密、質素樸實，共同一致，堅強勇敢，能為團體、為黨為國來犧牲一切。”“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除他之外，再沒有什麼第二個領袖或第二個主義，就是完全相信一個人。……法西斯蒂的特質，就是只有領袖一個人，除這一個人之外沒有第二個。”“我們那一天入了這個革命的團體，亦就那一天起將我自己的一切權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給團體交給領袖了……只有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真正叫做一個法西斯蒂。”[43]蔣把法西斯主義抽象化，使之脫離德、意的歷史情境而運用於中國。在現代政治思想中，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德國納粹雖以民族主義、軍事化、領袖崇拜等為特點，但民族主義等等又並非只有法西斯主義所獨具。這就是說，當蔣公開否認中國需要法西斯主義時，他實際上又肯定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之於中國的有效性；當他用自己的語言解釋法西斯主義時，他所說的其實是現代專制政治的一般主張。

因此，蔣對法西斯主義的態度和理解是複雜的，他所取之於法西斯主義的，是其抽象的、普遍理念，即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領袖崇拜。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對主義或運動的欣賞和採集主要基於現實需要。蔣之借重法西斯，既有確立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個人的統治權威的動機，也有整合全國力量準備抗戰的願望。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張學良歸順中央，中國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但國民黨內有以“改組派”（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西山會議派”（以鄒魯、謝持為首）、“胡漢民派”（以胡漢民、鄧澤如、古應芬為首）、“再造派”(即以孫科為首的“太子派”)的公開對立，蔣集團內部又有政學系、C．C系及黃埔系的明爭暗鬥，黨內、軍內“反蔣”的呼聲不斷。汪精衛、胡漢民都憑藉其雄厚的政治資本與蔣分庭抗禮，直至組織中央和政府來對抗南京的中央和政府；西南、華北的地方領袖也以割據稱雄為常，1931年竟然有三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上海召開。蔣既無“總統”之名亦無“總裁”之實，甚至兩度被逼下野。而且，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及其政府迅速腐敗，“軍事北代，政治南伐。黨軍可愛，黨人可惡”傳誦一時。黨國要人既乏執政能力，亦缺革命精神。黃埔系軍官騰傑1931年為籌組“力行社”而拜訪黃埔同學時，“幾乎每家都在打牌，還有些朋友在家抽鴉片的，人人普遍過的無非是醉生夢死的生活，沒有一點憂患意識。我每次和他們說起日本可能要侵略中國的問題，……他們動輒就說：‘算了吧，老滕，你是個理想主義者，所說的脫離現實，有誰聽的進去？'”[44]形勢危急，國家卻四分五裂；災難深重，國人卻酣睡如常。國民政府對內不能有效控制，對外不能堅決抵抗。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無論對法西斯主義有何認識和評價、無論是否採用法西斯主義之名，蔣介石都需要在其治黨、治國、治軍的實踐中貫徹民族主義、軍國主義、領袖崇拜等原則，以求得黨/國統一。因此，對於法西斯主義在德、意成功鎮壓共產黨時所顯示出來的效能，蔣當然懷有有濃厚的興趣。如滕傑所說：“回顧世界反共史，真正用內政方法打敗過共產黨的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及希特勒的納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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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932年初，在籌備成立“三民主主義力行社”的幾次小型會議上，蔣介石几次談話的大意是：“要攘外必先安內。就是必先要內部團結統一，全國一致來從事生聚教訓，以求具備對日長期抵抗的條件，然後再實行全面抵抗，那才有獲得全面勝利的把握。我們只有在這一次戰爭中能得到勝利，然後也才有機會去放手建設我們的三民主主義的理想國家。”[46]

　　 蔣介石的複雜性還在於，他所理解法西斯主義“精神”，差不多就等德意志崛起的歷史經驗。從北伐成功到抗戰軍興，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中心工作是1930年代初的“民族復興運動”（即“第二次革命”，包括“新生活運動”、“國民軍訓運動”、“勞動服務運動”、“經濟建設運動”），在運動的發起和推進過程中，德國及法西斯主義的某些實踐被援引為示範。“力行社”成員胡軌1932年出國考察時，很羨慕德國人的井井有條、整齊清潔，鑑於中國人生活的雜亂無章、毫無規律，他回國後即提出“新生活運動”的報告。這與1933年“福建事變”時蔣介石在前方看到一個小孩吸煙大為感觸而起“新生活運動”的念頭恰好一致。“國民軍訓運動”的實際負責者是“力行社”的重要人物賀衷寒，他認為德國能在一戰失敗後迅速重建，根本原因就在於它在解除武裝之際仍能堅持軍訓，因此面臨同樣危機的中國也要全力推行國民軍訓。“力行社”的滕傑考察德國回來後，草擬了《實行國民義務芻議》的報告，主張仿效德國通過勞動來培養國民踏實苦幹的優良習性。蔣採納了這個建議並改名為“勞動服務運動”而於1934年正式展開。“經濟建設運動”在“互助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和制度結構上均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相似。[47]與“新生活運動”相輔並行的還有“民族文藝運動”。《華北月刊》編輯林國材當時就指出：“1934年，是世界危機的新階段，世界各國都陷於經濟恐慌的難局，帝國主義又瘋狂地競擴軍備，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此時，因為法西斯主義之雄世界，各國先後實行統制政策；政治上，經濟上，文學上，都以民族主義乃至國民主義為中心，而加以強烈的保護，干涉，管制；結局，在政治上產生了獨裁制度的‘強力政治'，‘民族國家'在經濟上顯現了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統制經濟，集團經濟，在文學上體現了發揚民族光榮代表全國利益的民族文學，國民文學，乃至國社文學，法西斯文學。”[48]

　　 “新生活運動”是“民族復興運動”的中心。運動期間，蔣介石努力以中國儒家觀念解釋包括法西斯主義在內的德國文化，一方面把法西斯主義中國化，另一方面把儒家軍事化。

　　 “新生活運動”是以德國為典範的文化建設運動。蔣以武力取得政權，但他並未滿足於“馬上治天下”，而是以增進國民知識與道德為國家統一與強大的基礎。他以德國為例說明：“道德愈高知識愈好的國民，就愈容易使他們的社會一天比一天有進步，愈容易復興他們的國家和民族。”“我們曉得，德國自從歐戰失敗，簽訂凡爾賽和約以後，整個國家在各個戰勝國壓迫干涉之下，一動也不許動，尤其是關於軍備更受嚴格的限制。……但是還不到15年工夫，居然就能夠復興起來，與世界上最強的國家並駕齊驅。……德國何以能和其他各上強國平等，就是因為他們一般國民的智識道德，能和各國國民平等，或許比人家還要好些。我們中國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國平等，也就是我們一般國民的智識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國民平等，趕不上他們。”[49]“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國，他們何以能很快的完成革命建設新的國家，而我們的革命到今天反要失敗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般的國民知禮與不知禮。尤其是在德意兩國，他們一般國民，沒有一個不尊重社會的秩序，嚴守團體的紀律的。因此，不僅他們國內的敵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外國人見了這種情形，也不得不肅然起敬，望而生畏。”[50]在蔣的視野中，“知識”不是與科學文化相關的個體能力，而是個體對權威和秩序的尊重，“道德”也不是與自由相關的行為規範，而是對紀律和領袖的服從。蔣所推動的“新生活運動”以恢復固有道德、改良生活習慣為手段，以使人人準備為國犧牲為目的，對克服凌亂自私、散漫無紀的作風當然有一定意義，但因其所倡導的“知識與道德”更多是消極的尊重和服從且始終以“國家”為中心，所以這運動實際上並無助於國民知識與道德的增進。

　　 “新生活運動”是以儒家禮教為動員的全民軍事化運動。德意志的成功在其軍國主義，而中國要實行軍國主義，必須尋找本土資源，這就是儒家禮教。蔣在1930年代初的政治思想，就是儒學理念與德國武化，是道德化與軍事化的結合。“我們今後一切的教育要有一個中心目標，就是要養成‘軍國民'的風尚！……什麼叫‘軍國民教育'呢？照從前德國畢士麥宰相說的所謂‘鐵與血'為軍國民教育的精神；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古來的軍國民教育不僅是‘鐵與血'，還是重在‘武德'與‘武藝'，這才算是完全的軍國民教育。”[51]蔣當然明白，在強敵逼進之際，傳統道德是不夠的，所以要賦予它以新的內涵。從而，“禮”由“規規矩矩的態度”進為“嚴嚴整整的紀律”；“義”由“正正噹噹的行為”進為“慷慷慨慨的犧牲”；“廉”由“清清楚楚的辨別”進為“實實在在的節約”；“恥”由“切切實實的覺悟”進為“轟轟烈烈的奮鬥”。[52]這在下面的言論中有鮮明體現：

　　 六藝之中，沒有一樣不是軍事或與軍事有密切關係的東西。比方“禮”與“樂”兩樣，普通人或許以為與軍事沒有什麼大的關係，那裡曉得軍事教育最重要的第一就是“禮”，例如“立正”，是一切軍事動作之基本，也就是最簡單最基本的“禮”。……至於“樂”，可以說古今中外的一切“樂”，都是起於軍事。在上古發明弓箭的時候，因為箭發於弦，鏗然有聲，於是人類發明琴瑟。其實不止是樂，可以說人類一切文明，就是由戰爭而發生，因戰爭而進步！“禮”“樂”與軍事的關係如此，其他的“射”、“御”、“書”、“數”更不待言，所以我說孔子的教育，完全就是文武、術德兼修的軍國民教育。[53]

　　 應當說，蔣並不是單純地賦予“禮義廉恥”以軍事化內涵，他同時也想以“禮義廉恥”作為軍事作武備的規範。他的理想是統一道德與武備，實現文武合一。比如他指出：“軍事並不是專屬於那一個特殊階級的學業，在現代的國家說，全國各界民眾的一切事業的進行，可說都是為軍事，一切學術都是應用於軍事，……不過最要緊的，我們研究軍事，講究武備，一定要以禮義廉恥做精神的基礎，如果離開了禮義廉恥而講軍事武備，那這種軍事武備，便是野蠻罪惡，如果只知道人與人相互殘殺。所以我們一定要文武合一，六藝並重，一切的生活和行動，都是軍事化，都要合乎禮義廉恥……”[54]但是，既然文明因戰爭而生，“六藝”都是軍事，它們又如何能約束、規範軍事化的“野蠻罪惡”呢？所以，蔣的論述其實是禮教其外，軍事其內；文化其外，國家其內。

　　 “新生活運動”是以“軍國民化”為中心的現代化運動。蔣認為軍事化是現代性原則。“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呢？簡單的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是共同一致的習慣和本能，能隨時為國犧牲。……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國民。”[55]蔣所理解的“現代”，是中國的現代，是在國家危機達於頂峰的中國的1930年代。在這樣的背景下，以軍事化為現代化，自有其現實需要。但蔣似乎沒的意識到中國情境的特殊性，總是把中國經驗普遍化，在一般意義上把現代化贊同於軍事化。“我們知道現代是‘科學的時代'，所謂‘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地說，就是‘軍事化'。”[56]“我屢次說過我所要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就是要我們國民厲行戰時生活，而所謂戰時生活亦就是現代生活，凡不合乎戰時要求的生活，就決不能適應生存於現代的世界。凡不能實行戰時生活的國民，就決不配作一個現代的國民。”[57]如此等等，這就忽略甚至無視現代化與軍事化的差異，把應急方案作為現代常規。把國難時節所需要的舉國體制、國民軍事化等同於現代化，雖有準備抗戰的積極功能，同時也是藉助法西斯主義、建立糅合儒家禮教和獨裁政治的“新專制主義”。比如蔣一再要求其部屬：“……一般的革命黨員，尤其是革命團體的一切，都要集中於領袖。黨員的精神，黨員的信仰要集中，黨權力以及黨的責任，也要集中。黨員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給黨，交給領袖；領袖對於黨的一切，黨員的一切，也要一肩擔負起來！”[58]

　　 從上述三方面看，“新生活運動”的法西斯性質，也就是蔣所解釋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領袖崇拜，而軍國主義又是其核心。在近代以來被“瓜分”的恐懼氣氛中，文化思想界的反省多感國人缺乏血性、缺少勇氣、缺少力量，進而認為儒學禮教應對中國積弱負責，所以鼓吹尚武精神和暴烈行為。蔣介石的言論當然也是這一傳統與現實的產物。如果說引進德國人的“整齊嚴肅”以為中國文化的矯正和補充是近代以來若干政治人、文化人的嚮往的話，那麼蔣的特點在於，他對儒學進行了積極的、軍事化解釋，把德國及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傳統融合起來，以此為中國現代化的一種方式，並使之成為一項國家政策和社會運動。不能完全否認這一方案在抗戰動員中所發揮的作用，但第一，蔣對儒學的解釋只是一種解釋，且很難得到普遍認同；蔣對法西斯主義的解釋也忽略甚至無視納粹與德國傳統、中國文化的差異，似乎法西斯主義並沒有什麼特殊含義，無非就是尊重傳統、整齊嚴肅之類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可以提倡的東西，這種解釋也是對法西斯主義的抽象化、泛化。第二，這種現代計劃以國家壓倒個人、以責任取代權利、以服從取消自由為內涵，確實與法西斯主義有一定關聯。現代化當然需要一場社會動員並重建權力結構與社會秩序，但它所包含的政治民主、個人自由卻與領袖操縱的“整齊劃一”無關。

蔣介石對法西斯的矛盾態度也為其他國民黨人士所具有。陳立夫1933年在給蕭文哲《法西斯蒂及其政治》作序時認為“法西斯主義是由共產主義加上虛偽的民主政體過度猖獗而激出來的”，儘管法西斯主義“不脛而走遍天下”，但它不能在中國生根：“凡是極端的思想，左傾也好，右傾也好，在好時髦的中國或許如共產主義一般可以一時風行，但是不能持久。中國有中國的歷史背景，時代的需要，自有它獨有的革命方式和革命主義，抄襲和固拒是一樣的錯誤。”但1937年在為薛光前《意大利復興之道》作序時，陳又指出墨索里尼“努力於義大利之民族復興，不數年間，使義大利轉危而安，赫然與英、法諸國並駕齊驅，成功之速，世罕其匹。”且認為“墨氏之主張，與總理之革命主義，頗相符合。”孫中山“物種以互競為原則，人類以互助為原則”也正是義大利民族復興之關鍵所在。[59]蔣介石1930年代初在黨內的主要反對派胡漢民（1879—1936）及其領導的“西南政委會”也持類似主張。作為其反蔣鬥爭的一部分，胡漢民等人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借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和修辭嚴厲批判法西斯主義，指出其在政治上的反自由、反民主，在經濟上的反社會主義、反民生主義，在文化上的反進化和排他性，認為法西斯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不相容，而且中國也不具備實行法西斯主義的條件。[60]但胡對法西斯分子的精神也表示讚揚：“古人有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以身勞之'。革命黨員，固應人人如下如是，德義（意）諸國之黨員，則確有此種景象；其任務較一般人民為重，其工作較一般人民為繁，而權力無有焉。黨之主義精神，亦即在此彰顯。”[61]“平心而論：獨裁制度能推行，未嘗不可容許，姑不論德國，土耳其與意大利之獨裁，便已有著鮮明的成績。……觀察蘇俄、土耳其、意大利的現勢，可知獨裁與集權，並不算得一件壞事。假如做的得當，仍然是一種可採用的制度。”[62]陳立夫、胡漢民都是國民黨的黨務領袖，看重三民主義的正統地位，所以要在理論上反對法西斯主義，同時主張借用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德國納粹的語言和行動方案，所論難以統一。一些較少意識形態束縛的地方領袖則較少自由，如李宗仁（1891—1969）、白崇禧（1893—1966）領導的“革命同志會”、張學良（1901—2001）的“四維學會”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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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仿效法西斯組織秘密團體，加強社會控制，其中以張學良最為典型。1933年4月赴歐考察時，張對法西斯主義的效能印象極深，以為“意大利的歷史背景，有多與中國相似之處。為一老大帝國，羅馬的古典，影響了整個西方文明。迨至近世，受強鄰壓迫侵略，甚至內政上都受鄰國的束縛。政治腐敗貪污，外交上喪權辱國，可以與我國同病相憐。莫索里尼（墨索里尼）大聲疾呼，從事反抗奧國，組織法西斯黨，謀取政權。莫氏執政以後，努力圖強，躋於五強之列。當時我非常艷羨莫氏的政績，從而想到我的祖國中華，亦應該擁戴一位英明領袖，加以訓治。……在德國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個受壓迫的國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須萬眾一心精誠團結之外，還需要有一位能幹的領袖來領導。”[63]儘管回國後對記者發表談話時，張與蔣保持一致：“至於法西斯之能否適合於中國，則尚須加以研究。蓋一種政治制度之發生與確立，必有其歷史之背景，且須適合於一國之民族性，我人自不能加以抄襲，而將其貿然引進也。”[64]但他也認為，如果“將德、意二國所行之法西斯主義，略加修改，俾適合中國國情，然後以之行諸中國，實為達到中國統一之最良方法。”在可以行諸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要素中，“領袖崇拜”是最重要的一條。“中國今日之情形，與希特勒秉政以前之德國情形相同。當時德國需要一無限權力之獨裁者，以出人民於戰後紛擾痛苦之境。今日中國亦需要一領袖，以統一國家，復興民族。余反對中國之自由主義，‘自由'非為中國人民而設。中國人民素無民族自覺心，亦極淡漠於國事，吾人慾領導民眾出於當前無希望之紛亂之境，非以充分的之權力於一人而奉之為領袖不可。”在他看來，“中國實行法西斯主義時，最適當之領袖，非蔣中正先生莫屬。”[65]

　　 儘管從蔣介石到國民政府的黨政大員都曾在不同意義援引法西斯主義以為中國學習之資，但法西斯主義在中國遠遠沒有取得其在德、意的成果，主要原因在於國情不同。納粹史專家費舍爾指出：產生相似於納粹的運動須有五個先決條件：1、存在着半封建和半工業的混合社會，這個社會還帶有長期存在的軍事化和集權主義的傳統。2、作為社會控制和國際侵略的工具，民眾被國家化。3、生物—種族的信仰得到了尊重。4、軍事上的失敗和經濟上的崩潰引發了極端的壓力，這種壓力產生了創傷性的結果。5、反社會的任務和排外運動同時出現。[66]嚴格地說，現代中國只具備這些條件中的第4條和1條的部分（缺軍事化傳統），因此中國法西斯主義與德意法西斯有很大區別。蔣介石對此是清楚的。在解釋日本不能獨裁、不能法西斯化時，蔣認為：“一個國家要組織法西斯黨，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國內民族性不堅強，即民族性很散漫，然後法西斯組織才可以成功，使散漫的民族性組織緊張起來。第二個條件是國民教育不普及，一般國民的智識程度不夠，所以他一個黨能夠專政，一個黨可以組織智識階級，強迫的要一般國民受教育。必須這兩個條件完備，才可以成功法西斯蒂。”[67]德意志民族堅強，希特勒是藉助19世紀以來強烈的、復仇的民族主義並在1920年代末魏德國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中獲得成功的；德國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是西方國家中最高的。當蔣介石以民族性散漫和智識程度低來解釋產生法西斯主義的條件時，他想到的其實是中國的現狀：帝制中國崩潰後中國才開始建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國民的智識程度更不能與德國相比。中國不同於德意，蔣所理解的法西斯主義也與德國納粹有較大差別。比如當時一些法西斯主義的宣傳者還對其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作出批評，認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較適合中國。

　　 國情不同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在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在通過革命上台後都意欲對社會進行全面改革，而蔣介石與國民黨的“第二次革命”卻無意實行整體性社會革命。“法西斯可說是一場‘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質，在於其詞彙，那些自以為是社會受害人提出的動聽請求，也在其主張全面改變社會形態的呼籲之中。此外，它還刻意借用改造社會革命主義者的符號，越發體現其革命氣質。”[68]納粹的集權制度確是一種更有效的控制方式，但這種制度是一場革命的產物，在其“整齊劃一”的作風背後，是一種破壞魏瑪民主制的社會力量，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是失去財產的底層民眾。納粹主義的精髓是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其實質是獨裁領袖以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動員群眾以建立“一體化國家”，而蔣介石及國民黨不願也沒有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國民政府的社會整合力極低，“新生活運動”雖意在為國民黨的統治尋求社會基礎，但其真正的目標只是建設一黨專制、領袖獨裁的現代國家。正如柯偉林評論說的：“就法西斯主義崇拜者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各種不同感性認識而言，他們大多數唯一能夠同意的一般化標準是一種有用的控制方法，即對全民的控制（藍衣社所主張的），對黨組織和全民文化的控制（陳立夫所主張的）和對經濟的控制（政學系所主張的）。可以他們對於應該控制什麼和如何實行控制卻未能達成一致。”[69]

　　 國情不同的第三個方面，在政治經濟落後的中國，蔣介石追求的是軍事獨裁，與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一黨獨裁不同。墨、希都是憑藉黨魁的地位而上台執政、而統帥軍隊的，但蔣介石在黨內、國內都遠未達到希特勒在德國的獨裁地位。正如政治學家陳之邁說的：“現在中國當政的國民黨，不能和別國獨裁的政黨同日而語，因為他的內部組織不健全，派別是很分歧的，並且沒有一個集團有力量消滅其他集團，不特在各省如此，在中央亦是如此。”[70]只是在1935年汪精衛赴歐養傷、胡漢民去世之後，蔣才完全掌握了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軍隊的領導權，其標誌是1938年3月31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改進黨務度調整黨政關係案》，推蔣為國民黨總裁。這既是全民抗戰的需要，也是國民黨人、特別是具有法西斯主義性質的團體“三民主義力行社”全力推動的結果。然而，即使如此，蔣介石的權力也不能和希特勒相比。希特勒在國內當然也有敵人，但都是隱秘的、地下的反對派，而蔣介石不但在黨內仍然有公開的批評者，在國內還有共產黨這樣擁有武裝的對手，所以蔣的獨裁是打了折扣的。當全民抗戰開展之時，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等等至少在理論上就不能再堅持，所以中國法西斯主義運動也就悄然落潮。當然這並不妨礙蔣憑藉其獨裁地位和權威體制而在實質上繼續實行某些法西斯主義。

　　 需要補充的是，蔣介石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言論均發表於1930年代初，其時中德關係正處蜜月期。抗戰開始後，德國與日本結盟並承認“滿洲國”，中德關係迅即冷卻。1940年7月1日，在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上，孫科、白崇禧等人鑑於歐洲戰場上英法一再敗於德國的現實及中國的艱難處境，提出“親蘇聯德”、加強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提議，得到與會多數的贊同，但蔣表示：“此次則決不能因德大勝而更求交好，徒為人所鄙視也。” 1942年初，蔣還派員與德國內部反納粹的力量聯繫，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71]因此，儘管蔣曾對納粹一度好感並企圖借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卻奉行了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路線。由於蔣堅持聯合英美的外交政策，中國因此成為世界反法西斯主義同盟的重要一員，蔣也屬於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家。

　　 3、“力行社”的模仿

　　 1930年代中國最具法西斯性質的團體是蔣介石領導的“三民主義力行社”。與當時出現的“血魂團”、“鐵血團”之類的法西斯團體不同，“力行社”一開始就不滿於理論宣傳或技術模仿，而是緊緊抓住“組織”問題。

　　 “九一八事件”前後，在日本留學研究政黨政治的滕傑鑑於國難深重而國家渙散的現狀，聯絡了一批軍官，試圖在極端秘密的前提下，以黃埔為骨幹，結合全國文武青年精英，以民主集權制為原則，建立一個意志集中、紀律森嚴、責任分明、行動敏捷的堅強組織。此即俗稱“藍衣社”的“力行社”。在滕傑看來，這首先是組織全民抗戰的需要：“組織全民的先決條件是建立核心。而核心的建立，鑑於國民黨當時不能改造的情況，只有先以黃埔同學為基礎，以黃埔同學中留俄留日者為骨幹；再結合全國各大專院校青年，建立超幹部組織，由幹部組織帶動全國民眾；全國一被帶動，即能運用廣大空間與日本軍隊周旋。”其次是對付共產黨的需要：“共產黨人既有主義理想，也有嚴密的組織，它是立根於群眾運動之中，擁有群眾的力量，……針對共產黨此一特性，我們的設計必須超越他們。如何超越呢？我們除了要在思想教育、人民生活、社會習性等方面求改善之外，著力之點在於組織的攻擊；也就是把共產黨組織的隱形特性揭開，而把我們原屬公開的組織形態變為隱形，如此共產黨便無所遁形，必被我們一一破解。”[72]

　　 “力行社”的創始人中只有桂永清（1900—1954）一人留學德國，但滕傑等多數人對德國都有一定了解且心存敬意。該社不但聘有德國顧問，還由酆悌、潘佑強（1898—1977）兩次率隊到德、意考察。滕傑等人出版了《德意考察記》；楊周熙在柏林寫了“孫文主義與法西斯蒂”一文以修正三民主義，還建議仿照希姆萊的“黨衛隊”建立蔣介石的黨衛隊。雖然楊的上書未被採納，[73]但康澤（1904—1967）組織“軍委會別動總隊”卻是一個仿效納粹黨衛隊的組織，比如要求其隊員都有“生的進來、死的出去”的決心；只能閱讀蔣介石的《領袖言行》、《力行哲學》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隊員服裝也模仿黨衛隊，一律灰色軍裝、灰布綁腿、白襯衫、黑鞋、黑襪。在“力行社”內部，康澤有“藍衣社的戈培爾”之稱、戴笠（1896—1946）有“中國希姆萊”之稱、劉健群（1902—1972）有“力行社的斯特拉塞”之稱。但這更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軍人的誇張性自我期待，而不是說他們發揮了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希姆萊（Heinrich鞋Himmler,1900—1945）、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1892—1934）在納粹運動中的作用。可以肯定的只是，“力行社”在模仿納粹黨人方面是自覺的，退回到1930年代，這也不是不可能理解的。鄧文儀（1906—1998）晚年回憶說：當時德國“不愧是歐洲的中流砥柱”，國社黨不僅擊敗了暴亂的共產黨，而且“運用國家社會主義武裝德國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國復興進步。”[74]即使在法西斯主義隨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垮台而人人喊打之後，劉健群後來也說：“當年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對於德義的振興，是彰彰在人耳目，被人喝彩的事實。……假如他們不是因為國力進步發生對外侵略的野心，以至於一敗塗地，到今日是非得失，也許還沒有一定結論呢？”[75]

　　 蔣介石直接推動了“力行社”的成立。從1932年1月21日到2月29日“力行社”成立，他幾乎每晚都召集其核心分子集會討論，希望通過這個組織來完成國民黨的“第二次革命”。1933年9月21日，蔣在江西對其成員演講“革命的心法——誠”時，“再三提出‘革命黨員'或‘革命團體'兩個名詞，而不說‘國民黨員'和‘國民黨'者，正以聽眾皆為力行社員，而力行社有別於國民黨也。但這種分別並非他有意要建立與國民黨平行的另外一個黨或團體，……既非新黨，又非派系，他用這些異於國民黨的名詞的意義何在呢？這是他對國民黨組織用的明暗配合的辦法。力行社是黨的秘密組織，用以應付當時的內憂外患，力行社與國民黨實為同黨，因為他們信仰同一主義，擁護同一領袖，也一樣採取‘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規則，其不同之處只在任務上而已。”但是，蔣反覆以“革命”為“力行社”的修辭，毫無疑問包含着對作為一個整體的國民黨的失望，所以要以新的組織來繼續革命。在1930年代中國政治運動中，“力行社”有三個作用，一是藉助現代傳媒參與宣傳法西斯主義，二是建立了一個最具效能的嚴密組織，三是藉助國家和軍隊的力量推動國民黨“第二次革命”即“民族復興運動”實踐。

“力行社”擁有龐大的傳媒系統，包括一個電影製片廠”、一百多種報刊和多種文化團體，它還廣泛利用廣場集會、露營等群眾性活動。必須指出，1933年前後，介紹討論法西斯是中國文化生活中的一種時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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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海的《申報》都連篇累牘地發表這方面的文章，所以“力行社”媒體上的法西斯主義資訊，並非蔣介石、甚至“力行社”核心分子的有意安排。有些雜誌，如蕭作霖（1908—1987）編輯的《中國革命》確有不少有關法西斯主義的文章，但多為報道和介紹，如“民族主義的復興與獨裁統治”、“論統制經濟”、“意大利法西斯黨組織之概況”、“德國國社黨之組織概況”、“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義下之世界”、“武士道之史的研究”等等。當然，“力行社”成員對法西斯多有欣賞，媒體上的言論確實也反映了他們的志趣。劉炳藜（1900—1958）創辦的《前途》雜誌第6期就是法西斯主義專刊，其中的文章不但具體介紹了法西斯主義的各個方面，而且將之抽象化、普遍化，使之適應於中國。如陳秋雲的文章將法西斯主義歸結為六點：組織健全之國家，設立強固之政府；服從領袖，擁護領袖；實行義務，不言權利；艱苦奮鬥，不求安樂；勞資協調，富裕民生；正本清源，安內攘外。重要的是，陳文不但將法西斯主義與蔣介石的“安內攘外”的國策聯繫起來，還與古儒相提並論：“……以法西斯蒂之精神，實行民族復興之偉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革命精神，此之謂法西斯蒂之精神。”[76]為了對抗共產主義思想，還有論者辨析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以為“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本同是從資本主義的歷史中產生出來的，其產生的歷史雖然相同，在其主觀的立場上卻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即是共產主義是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而產生的一種過激的空想，而法西斯主義卻是消滅資本主義矛盾的現實的方法。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法西斯主義主張階級協力；共產主義本着唯物史觀的見地，過於迷信自然，誤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法西斯主義卻不像共產主義那樣抱着機械觀念，而以人類的協力為社會進化的動力，人類能互相維護協力的關係，社會便能進化。”“馬克思主義者口口聲聲要打倒資產階級，高呼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請問沒有祖國，並且機械地打倒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又怎麼能夠存在呢？”[77]他們主張中國下最大的決心和毅力，順應世界革命潮流，充分地採取法西斯蒂的精神，實行國民黨的法西斯化。《前途》之所以公開為法西斯主義張目，重要原因在於這些作者已經突破了法西斯主義與三民主義隔隔不入的思想障礙，相信法西斯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一致的。陳秋雲的文章詳細比較三民主義與法西斯蒂，以為在外交手段的強硬上、在民族精神的提倡上、在民族道德之恢復上、在犧牲個人自由上、在社會經濟之協調上，雙方均有“同一之精神”、“同一之主張”、“同一之概念”、“同一之要求”、“同一之方法”。他因此提出“‘三民主義'之法西斯蒂”的提法：“吾人之所需者，在法西斯蒂之革命精神，與其行動手段，以實現三民主義，而挽救危急之國難，以團結渙散之人心，而復興亡之民族耳。換言之，吾國今後救亡圖存之上策，唯有實行‘三民主義'之法西斯蒂。”[78]在以三民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互釋的過程中，他們捨棄了三民主義中的民主成分而突出其民族主義，這既是三民主義思想的發展，也是法西斯主義中國化的必要環節。

　　 如果說“力行社”的媒體並不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陣地，那麼，“力行社”的組織也與法西斯主義大不相同。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都是正式登記的政黨，不但在街頭飛揚跋扈，而且公開參加政治活動，直至執掌國家權力。而“力行社”則始終是秘密團體，不但對共產黨、對日本人，即使在國民黨內，其人事、組織、活動也是隱秘的。滕傑等人意識到：“處在‘九一八事變'那個環境裡，力行社周圍簡直都是敵人，如果想生存，想發揮一點功效，就只有採取秘密路線一條，否則連生存都有問題。”根據“秘密就是生命，秘密就是力量”的原則，“力行社”的組織結構在橫的方面是3個同心圓，內圓是整個組織的核心“力行社”，中圓是“革命同志會”，大圓是“中華復興社”；在縱的方面分中央級的“總社”、省和直轄市的“分社”、縣市及的“支社”、區級的“小組”四級。縱橫交叉，“力行社”作為中央總社是“首腦”，“革命同志會”作為“分社”和“支社”是軀幹；“復興社”作為最基層的“小組”是手足。“先從最基層來說，由小組吸收的基層成員是‘復興社'成員，而‘復興社'的幹部則由高一級的會員（即革命同志會會員）來擔任的，復興社社員有一定的成績表現才能升為高一級的會員。再往上推一層也是這樣的，‘革命同志會'有其會員，但其幹部則是由更高一級的‘力行社'社員來擔任的；‘革命同志會'本身的會員有一定的成績表現方能升為‘力行社社員'。最高一級的‘力行社'社員每年開會一次，為最高權力機構，由此而產生幹事會與監事會。幹事會再產生常務幹事，常務幹事中產生一名兼書記。”其組織原則是“民主集權制”——各級組織均采會議制，一切決策以民主方式進行，決策之執行采書記集權制。“民主乃指其政策形成前的討論、選舉與表決階段；集權乃指政策的執行。決策形成後堅定不渝地去執行，是‘戰鬥體'的最根本的特質，而保障這種特質則靠森嚴的紀律。”[79]在結構嚴密、組織擴張方面，“力行社”取得了極大的成功：1932年月成立時只有20餘人，但在其存在的六年中卻發展到10萬人，在其鼎盛時期，力行社控制了一個50萬人以上的周密組織。“從新生活運動”到“中國童子軍”、高中的夏令營、大學的軍事訓練項目，“力行社”秘密地動員了數百萬人，幾於無形之中控制了整個中國社會，且滲出透到亞、歐、美三洲華人聚居之處。[80] “力行社”之所以被認為是中國法西斯組織，主要不在其宣傳法西斯主義、也不在其秘密組織，而在其主張和實踐的領袖崇拜、國家至上、暴力傾向、統制文化等等，與德意法西斯主義有相通之處。在賀衷寒（1900—1972）的《一得集》（4冊）、《學與干》，鄧文儀的《青年、戰爭、革命》，劉健群的《復興中國之路》及“力行社”大量出版物中，貫穿着四個主題。

　　 “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主張領袖崇拜以確立國家重心。“力行社”成員都是軍校出身，養成了在集體行動中注重效率、服從命令、接受等級制度的習慣。黃埔系軍官一直呼蔣為“校長”。“力行社”仿照法西斯的習慣一改而為“領袖”。騰傑回顧說：“為什麼要稱為領袖呢？我在組織計劃中早已確定，今天我們有很好的主義——三民主義，可是全國仍然是一盤散沙。連國民黨內部都是四分五裂，必須有一個‘領袖'出來。才能談得到團結民眾，才能實踐三民主義；一個‘領袖'的功能往往比主義更為實際。而放眼當世，沒有一個人的主管觀條件比蔣先生晚適合當‘領袖'的。”在回答蔣的疑問時，滕傑進一步說：“稱校長為領袖，這是革命的需要。如果沒有領袖，一切主義只是空談，一切組織也領導不起來。”[81]康澤主持的《中國日報》是第一家公開稱蔣為“領袖”的報紙。20世紀長期掛在中國人嘴邊的“領袖“一詞，原來是“力行社”從法西斯那裡引進的。賀衷寒從1933年到1937年，每年出版一冊《一得集》，在“救國”、“統一”、“復興民族”的旗幟下，大力宣講的獨裁理論，聲稱統一的力量源自對領袖的信仰：“蓋政治有組織，有系統，有範圍；而領袖乃是政治組織、系統、範圍的重心。”“在政治生活中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一個領袖的思想作標準，把領袖的思想，當作一種標準的思想，大家都服從這一個人的思想。”“我們要在人類政治行動不統一的當中，找出一個統一的行動，就唯有以領袖的政治行動當作行動的標準。”“革命領袖一定要是威德兼備的人物，然後才能統馭群倫。……德是要具備良好的品德，有寬宏的度量，有美滿的丰儀。……威即是力，要在學問上有權威，在能力上有權威，在統馭上有權威。換言之，即做領袖的要有感化的力量，同時要有有創造的力量。於此，我們就知道在今天革命陣線上，德力足以感人，威力足以創業的，就莫如蔣介石先生了！”[82]在這一方面，他們自覺承法西斯主義而來。方正庵強調：“法西斯蒂革命，從來就不拘拘然固執於任何一種理論，而只是以最堅強的組織與最敏捷的行動去完成社會所需要的革命。服從唯一的領袖，信仰唯一的領袖，沒有領袖便沒有革命，這是法西斯蒂革命無往不利的最大特點。國民黨的革命，一切條件早已具備，現在所缺少的就是全體力量的凝聚與最高領袖的信仰這在國民黨的法西斯化的大道上卻是完全可以挽救的。”[83]“力行社”追求的理想社會，是領袖意志和人民行動的完美配合，其中沒有尸位素餐之輩、沒有遲疑傍徨之態、沒有自由散漫之風，有的只是無條件的忠誠的和不假思索的服從。

　　 “萬能的政府，強力的政府”——主張國家至上以克服內部分裂。崇拜領袖是因為他是國家的代表。法西斯主義的第一要義是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和一個強有力政府，它的魅力也在於它榮耀了國家和民族。董文淵認為：“法西斯蒂是一種純的愛國運動，法西斯蒂不圖任何階級或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替整個民族求利益，同時它更是一種民族自決的運動，不作侵略其他民族的企圖，因之現在全世界每一個民族的自決獨立運動，都已傾向於法西斯獨裁。”為了強調國難時節國家生存的至上性，董文不但把法西斯的理想化純粹愛國、沒有侵略企圖等等，而且將愛國情感和行為非理性化：“只要能夠救中國誰管他是什麼政治，誰去反對，誰就是喪心病狂。誰不服從領袖的指揮，供認不諱便是頭等的漢奸，哪一個有血氣的革命青年，不肯為民族國家而吃一點苦？”[84]在“愛國”的旗幟下，“力行社”公開提出個人為國家服務和犧牲是“神聖的原則”，個人之於國家，只能盡其責任而不能言其權利。為此，他們需要徹底批判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主張議會政治的民主政治，不但是開倒車，並且不切於實際的需要。現在所需要的是強大的革命政權：強力的政治，是革命的獨裁政治，是科學的、統制的政治主張，是勞苦大眾的絕好武器，是羅曼的克的自由主義的死對頭。”[85]他們相信人民放棄他們的自由甚至生命，以便國家獲得自由，只有到那時，個人才可以有“真正的自由力”。

　　 “力的宇宙，戰的人生”——主張“鐵血”暴力以挽救民族危機。“力行社”深信是暴力而不是真理已經成為國家行為的原則，是權力而不是道德才是成功的保證。他們把列寧、斯大林、墨索里尼以及希特勒、秦始皇相提並論，要求仿效他們用暴力方式重建中國社會。劉炳藜指出：“革命為一種力（force）的推演，我們要造成偉大的力。我們要使此偉大的力發生偉大的作用。只有偉大的力發生偉大的作用才能使敵人懾服。不流血，以力的表示而使敵人懾服的革命是最偉大的革命。流血是不得已的舉動。當然這個不得已的澮是革命者於必需時所不能不採取的。”[86]針對國力衰落已趨極端，人民苦難已至深淵，而若干官僚、黨員在國難日益嚴重的時刻依然無思想、無感覺、無熱血的現狀，“力行社”主張以“極端措施”進行“持續的清洗”，不但嚴懲那些黨內或政府內不符合革命精英標準的腐敗分子，也使群眾知有畏懼，再也不敢違反法律。同時，這些暴力行為也將針對日本人、共產黨和政治對手以及所有被認為應對道德和文化衰弱負有責任的人。1932由鄧文儀在武漢主持“清流風暴”、1933年康澤率領“別動隊”在江西與中共對抗時，都以毫不留情的暴力方式進行的。“力行社”還直接組織了對楊杏佛等人的暗殺。當代作家丁三在其同情性的敘述“力行社”歷史的《藍衣社碎片》中認為：“他們都試圖以城市、‘精英'為基礎，締造一個事實上的農奴社會。他們一面以‘復興'、廉潔為口號，另一面卻以中世紀的編組保甲、五家連坐、監視社會、屠殺壯丁為手段，去鞏固他們的統治。”[87]

“恢復民族自信，復興中國文化”——主張民族文化以建立“統制文化”。1932年8月，“力行社”主持成立“中國文化學會”，規定其任務“首在闡明中國民族文化之本質，確立中國文化之獨立理論系統及根據；次則吸收近代文化一般經驗，借作復興中國文化之工具；終則肯定中國文化之前途，推進中國文化於新時代之新範疇中。”[88]1935年1月王新命等十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即是此一工作的一部分。該學會融民粹與暴力為一體，以“勞動、創造、武力”、“太陽、空氣、水”為口號，對當代都市生活、青春風尚、流行文化多持拒絕的態度。儘管“力行社”刊物中也有作者對“五四”作過較好的評價，但其基本主張，卻是指責自由主義毀壞中國傳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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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壞社會風氣，導致政治混亂。這些觀點，雖然反映了現實要求並表達了提高國家整合能力、建立現代社會控制系統的合理要求，但第一，他們對自由民主的拒斥缺乏理論邏輯。比如“力行社”把自由主義等同於無約束的個性、無視社會需要的消極態度，認為文藝上無方向的浪漫主義、“幽默主義”、藝術至上，日常生活中的頹廢輕浮、奢侈消費，以及上海大學生把時間花在去妓院和舞廳而不是去圖書館、女學生精通於化妝品和奇裝異服等等都是自由主義，這就把一種生活方式、個人行為與一種政治主張及其制度實踐混淆在一起。國家蒙難，上海學生的行為固然應當批評，但與主張通過民主體制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的自由主義卻沒有關係的。在現代中國對“自由主義”的眾多誤解中，典型之一是把具有各種表現方式的“自由隨便”與自由主義等同起來。第二，他們批判西方自由主義、恢復中國固有文化的努力蘊涵着改造人性的極權主義。極權主義不只是一套控制系統和制度安排，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其特徵就是以一種統一的“世界觀”重新塑造公民個體。“所有極權主義體制的本質在於鑄造一種新的、同質類型的人類存在，並且將這一人類存在用種族或意識形態術語加以概念化。”[89]當然，“力行社”的文化重建在學術理論和文化藝術界並未產生重大影響，除了“民族主義文藝”的作家黃震遐等人之外，他們很少有像樣的文化產品。

　　 作為一個政治/暴力組織，“力行社”的主要功能是以大規模的秘密活動而成為蔣介石的“第二期革命”的得力助手。在政治上，它以國家統一為中心，實施了“瓦解兩廣”（謝瀛洲、戴笠負責策反陳濟棠的空軍）、“穩定山東”（秦啟榮負責以百萬巨款收買韓復榘）、“安撫華北”（為防止戰爭提前爆發，劉健群負責聯絡華北五省，實現“華北中央化”）、“聯繫西南”（康澤領導“別動總隊”與西南地方建立密切性關係）等重要工作；也抓捕了包括代理總書記盧坦福（1891—1969）在內的若干共產黨人，破壞了包括上海中央在內的若干中共組織。“力行社”特務處的負責人戴笠在“力行社”解散後，長期成為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的主要負責人。在經濟上，它參與實施了“廢兩改元”統一幣制、“七省公路專門委員會”、“農村建設專門委員會”的建設工作。在軍事上，它一方面積極參與對共產黨紅軍的“第五次圍剿”。曾擴清的“反間計”導致鄂豫皖蘇區重要將領許繼慎（1901—1931）被殺和“白雀園大肅反”；1932年胡宗南領導的“河口血戰”迫使紅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根據地；康澤主持的“別動隊”在圍剿江西時開展碉堡攻勢、保甲制度的建設等。與此地時，“力行社”也直接推動了1933年的長城抗戰。當代學者鄧元忠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認為，“力行社”在民國史上的意義可以從3個角度判斷：從其對蔣介石事業發展的關係和意義看，“力行社”的組成是當時統一國家的需要，它擁護蔣介石，而且事實上建立了蔣介石“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從其與國民黨的發展關係上看，1930年前後，國民黨的組織鬆懈，革命精神渙散，“力行社”的出現，刺激了國民黨原來的組織，使其積極整頓，相互競爭，故而“完成了有理想，有實力之護黨救國的工作”。從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看，“力行社”負責和參與了安內攘外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國民軍訓運動和新生活運動等1930年代的重要運動，特別使當時青年的國民意識明顯增強，對國家處境的認識由懷疑進至諒解。[90]

　　 然而，即使不以批判“力行社”和國民黨為前提，鄧元忠的評估也偏高了一些。中國不是意大利，更不是德國。對於國民黨及蔣介石來說，“力行社”在其存在的6年中，雖有意仿效德、意法西斯，以其組織秘密、政治忠誠和暴力手段從事了許多確有利於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統治的事業，但其效能不能高估。1933年9月，蔣介石在與其成員的秘密談話中說：外國有法西斯蒂，現在我們中國也有法西斯蒂，不過，力行社並沒有資格被稱為“法西斯蒂”，因為“如果轉眼來看外國的革命團體，使可以知道他們實在是在硬幹實幹，他們的確有實在的精神和實在的本領和力量”，但“我們自問有什麼？我們那一個人真正能為團體犧牲，真正能為團體做了一件重大的工作，可以表現給全國國民看呢？我們自己如果測驗自己的內容，乃知毫無實際的成績。”所以“中國的法西斯蒂有其名，無其實。”[91]蔣對“力行社”是不滿意的，“力行社”的五任書記滕傑、賀衷寒、酆悌、劉健群、康澤，沒有一個進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領導核心。

　　 這是無可奈何的。西方的法西斯主義是公開的政治組織，可以以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在脆弱的民主政治的結構中取得政權，進而實施嚴密的社會控制和大規模的社會改造。而“力行社”始終是作為國民黨內的一秘密組織，既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國民黨的統治系統疏漏、意識形態粗糙的固有頑疾，卻又需要以黨政軍的若干組織和機構為依託和憑藉，這就使它常陷於矛盾和困境之中。自1928年掌握全國政權以後，國民黨及其政府在推行一黨制和中央集權方面始終遭遇到各種政治、社會乃至軍事力量的抵制，始終未能真正“極權”起來，國家整合能力極低，控制系統紊亂，“力行社”空懷法西斯主義的熱情而無法實現黨/國的法西斯化。同時，儘管極權主義在現代中國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但在現代激烈衝突的政治環境中，法西斯主義的主張畢竟不能成為社會共識。“力行社”的種種呼號與行動並不構成統一的“世界觀”，他們尚處於法西斯主義的“見習期”，所論所為多是集權體制下秘密組織普遍作風，更多是因緣時會借用法西斯主義口號。且由於其語言誇張、行動激烈，結果不但為自由主義、共產黨人一再批判，也受到國民黨內其他派別的掣肘和指責，沒有成為一個持續性的運動。在全民抗戰展開後的民主呼聲中，“三民主義力行社”於1938年4月正式改組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公開組織。

　　 確如蔣介石所說，中國自有國情，國民黨自有其意識形態，因此中國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德國納粹式的組織。在迄今為止研究“力行社”最權威的著作《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中，作者鄧元忠就完全不提法西斯主義而對之進行了完整敘述。當然，從其興趣和意識形態的自我表白來看，“力行社”與法西斯主義有相近之處。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Eastman）認為，法西斯主義一般有下列特徵：頌揚國家，贊成集權統治；一黨統治，美化領袖；民族主義；具有造就一支全新的法西斯隊伍的目標，參加者將個人意志和願望服從於集體的意志。“以上所有這些特徵‘藍衣社'（即‘力行社”——引按）均具有。藍衣社的意識形態中沒有種族主義，但所有公認的法西斯運動都強調這一方面的說法是令人懷疑的。藍衣社的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的‘理想模式'不同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是它贊成土地國有化和建立集體農莊。……我認為，這並不證明藍衣社分子不是法西斯主義分子。相反，這再次表明了在不同的國家背景中法西斯主義採取了多種多樣的形式。”[92]如果法西斯主義可以有多種形式，那麼把“力行社”歸入法西斯主義團體自無不可，但不能因此就忽略它與德國納粹的區別。從蔣介石到“力行社”，中國法西斯主義沒有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在行動上也無意擴大“生存空間”，他們之所為只是以集權主義方式追求一黨專制和國家強大。從根本上，這是一種以加強社會控制為核心的政治策略和行動方式。柯偉林（W.C.Kirby）指出，就“力行社”對中納粹德國的一般認識而言，他們所能同意的一般化標準就是一種有用的控制模式。“在中國，並不存在‘法西斯主義運動'，而只是一種與中德關係的出現相符合的風尚。法西斯主義和胡漢民的反法西斯主義一樣，都是根據國內的政治安排所做出的定義”。[93] 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判斷。

　　 4、知識人的無奈

　　 “民主與獨裁”政制的優劣比較是1930年代歐美政治思想界的論題之一。1928年7月出版的《東方雜誌》25卷13號，發表“關於民治主義成敗問題的討論”一文介紹了國外的有關觀點，並隨之在中國思想界捲起波瀾。與政治生活中的法西斯主義傾向幾乎不約而同，危局也導致了中國自由主義的分裂，其集中表現就是1934到1937年的“民主與獨裁之爭”。這一論爭具有全國性的規模，僅就發生在胡適等人編輯的《獨立評論》上的爭論而言，第一階段的主題是中國如何統一？第二階段的中心是中國應取何種政制？[94]這裡所能討論的，仍然是這場論爭的德國背景。這不只指蔣廷黻、丁文江先後遊歷過德國（實則丁在德國時間極短），錢端升早就寫過《德國政府》因此對德國政治情況比較了解，而是指他們在思想上對德、意（還包括蘇聯）等國“獨裁”體制的部分認同。

　　 論爭由史學家蔣廷黻（1895—1965）於1933年1月“閩變”後發表“革命與專制”一文開始。蔣的關鍵詞是“建國”，他以英法俄三國現代化經驗說明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二個階段，第一步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而中國“雖經過幾千年的專制，不幸我們的專制君主，因為環境的特別，沒有盡他們的歷史職責。”我們的國家仍舊是個朝代國家而不是個民族國家；我們的專制君主並沒有遺留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在專制政體下，我們的物質文明太落後了。[95]既然現代化必先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那麼也就必先經過一個“專制建國”階段；既然中國自古以來沒有真正的專制，那麼當務之急是建立這種專制。在受到胡適的兩次批評後，蔣進一步說明，他的惟一要求是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有了這樣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業、交通也就自然而然地會進步。而要實現統一，唯一的辦法是“個人專制”。因為第一，中國大專制的對象是小軍閥的小專制，而不是人民；第二，中國人私忠過於公忠，以個人專制統一中國有更高的可能性；第三，現代科技可以給傳統的封建制度一個新生命。鑑於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所謂“個人專制”即是用一個大專制來取代這些小專制。蔣並且認為，“士大夫階段的反對專制的議論，不是背西洋的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的恐懼心、忌妒心的反映。”[96]

　　 蔣的觀點得到政治學家錢端升（1900—1990）的支持。錢的關鍵詞是“發展”，他以英美民主政治的衰落與德意俄土獨裁制度的興起為由，說明“民治政治的衰敗及獨裁制度的比較成功絕不是一時偶然的現象。而是近代經濟制度所造成的一種必然趨勢。”“一切制度是有時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國尚為統治階級所視為不經的，危險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後，即保守黨亦視為天經地義了。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這些人對於反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為什麼要改變民主政治的“成見”呢？這是“因為獨裁是一種最有力的制度。苟不用獨裁則民治時代的一盤散沙式的生產制度將無法可以糾正過來。”獨裁制度會成為走向一種更理想的政治制度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過渡。“欲有一強有力的政府，則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緩不濟急，更是緣木求魚。欲求達到英美那樣的民治，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辦到的。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樣的民治後，國家也是弱而無力，不足與別的民族作經濟上的競爭。”“欲使國家工業化決非一二十年內能夠做到，但在一、二十年沿海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於下次世界大戰時一方給敵人以相當的抵抗力，而一方可以見重於友邦。欲達到工業化沿海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覺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不為功。”[97]未來的國際關係將以經濟民族主義的競爭為主，所有的國家若要發展工業，均須實行統制經濟；若要實行統制經濟，則獨裁國家無可倖免。中國應該適應世界獨裁主義的“必然趨勢”，應建立一個有能力、有理想“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98]

在蔣、錢與胡適等人論爭稍息之際，蔣介石與汪精衛於1934年11月就27日聯合發表“感電”，明確表示“中國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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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客觀上是對胡適等“民主派”主張的支持。但地質學家丁文江（1866—1936）依然發表異議，他的關鍵詞是“富強”，其關鍵經歷是1933年6—9月的歐洲之行中所獲得的“蘇聯經驗”。歐遊之前，丁認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與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號”，唯物史觀可能成為“恐怖殺人的根據”，且明確認為“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然而平等則完全不是。……蘇俄統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長的路。”但同時，丁又希望蘇俄的“空前大實驗”能夠成功。“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99]歐洲游期間，他看到希特勒在短期內打破一切國際束縛，把德國建成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也看到蘇聯地質探礦聯合局比中國地質調查報的人員和工資都多一百多倍，看到了蘇聯上下埋頭苦幹，建設工業國的精神。丁文江並不讚美希特勒，卻欣賞他的成功，所以歐遊歸來的丁文江在政治思想上開始向獨裁傾斜，他對民主與獨裁都有批評：“……人不但不是同樣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強弱相去得很遠。凡是社會上真正的首領都是宗教心特別豐富的人，都是少數。因為如此，所以我對於平民政治——尤其是現行的議會的政體——沒有任何的迷信。”“同時我也不是迷信獨裁制的。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重大了，任何富有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在這種制度之下做首領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時間問題。”民主與獨裁各有偏頗，不過在當代中國，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所以理想的選擇是不同於“舊式專制”的“新式獨裁”：“我以為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內少數的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並且這已經變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現象——羅斯福總統一面向議會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一面在政客以外組織他的智囊團，就是現代政治的風雨表。”[100]“新獨裁”不同於“舊專制”，其首領必須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徹底了解現代國家的性質、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要利用目前的困難問題來獲得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101]簡單地說，“新式獨裁”在政治上是領袖依靠少數精英人士維護國家利益，在經濟上與高效、廉潔、專業型政府聯繫在一起的“統制經濟”，具有鮮明的蘇俄社會主義內容，也是丁歷來倡導的“少數人的責任”的另一種說法。

　　 1930年代部分知識人對獨裁制的召喚，當然與世界範圍內獨裁政治成為時代潮流有關。但中國“獨裁論”並不只是趕時髦，而是應急方案。丁文江解釋說：“若是國家沒有外患的話，我們可以主張革命，可以主張……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府的路。現在這兩種方法都不能實現，都是緩不濟急的。”[102]國民黨固然實行一黨專政，蔣介石固然不循民主程序，但在1930年代初，國民黨及蔣介石都並不擁有“獨裁”的權力。“獨裁論”者的主要根據正是集權體制在德意俄等國巨大效能。1960年代回憶當時的論爭的時，蔣廷黻認為胡適“似乎對許多民主國家的貪污、腐化、浪費、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對批評19世紀的浪潮也不重視。”[103]在1935年2月發表的歐洲遊記中，蔣介紹了俄德獨裁的政治社會後果，還對俄德專製作了一個比較。同為一黨專政，但第一，專制的程度不同。德國有個人自由而俄國沒有，比如俄國只有黨報而德國卻有許多民報，且不受檢查，甚至猶太人也能辦報與納粹辯論。這是因為納粹所完成的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無須用恐怖的手段來維持政權。第二，專制的目的不同。俄國平等而德國反猶，俄國只知有階級而德國只知有族國。不過這只是兩個國家的宣傳，蔣認為實際上納粹也有其社會政策而俄共亦不忘國家。[104]遊記只是遊記，蔣對納粹的反猶主義認識嚴重不足，完全沒有預見到納粹後來的種族滅絕行動。儘管如此，這篇遊記並沒有表現出蔣對專制體制的特別欣賞。就在同一年，蔣還聲稱：“歐洲各國之中，社會的安全，政治最高常態的要算英國。英國不但是歐洲的砥柱，簡直是全世界的砥柱。”“我不是一個戀愛自由主義政治制度的人。我現在還是覺得這種政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但我這次到英國去看了以後，始知英國政治素養的國民實在是一個國家的至寶。它所代表的主義就是一個力的發動機。等到患難臨頭之日，自由主義國家的國民必能精誠團結起來。因為這種團結是自由的，其力量反而更大。”[105]顯然，蔣並沒有改變其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只是覺得它不合中國國情，因為中國國民不具有英國國民的“政治素養”。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專制論。在1930年代的“幾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近代化問題”和《中國近代史》等論著中，蔣一再指出近百年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近代化。總結中俄日土四國的近代化經驗，他的結論是“政權愈集中的國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績愈好。所謂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徹底、愈快速。”[106]蔣後來回憶：“對我說，中國人的貧困是個迫不及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我認定應該在經濟方面亦可採取行動，而無需等待中國政治的民主。我認為經濟應該先於政治。在經濟方面我認為有兩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現代科學和技術從事生產運輸；其二，社會化和公平的分配財富。我認為憲法和議會之有無是次要問題。我從未認為胡適反對向繁榮方面發展經濟，同時，我希望他從未有懷疑我反對政治民主。我倆的不同點不是原則問題，乃是輕重緩急問題。”[107]儘管蔣的回憶錄寫於法西斯主義失敗之後，有意淡化當年的“專制”傾向，但蔣確實只是在“手段上”而不是在原則上反對民主政治。

　　 同樣，論戰前後的錢端升的觀點也是一致的。他所謂理解的“民治”包含5點：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限制國家權力、設立代議機關、議會中存在兩個以上的政黨、政府實行分權體制。在1923年“評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29年“評立憲運動及憲草修正案”等文中，錢都認為民主政治不見得適用於現代國家，中國人也沒有具備民主政治的能力：“現代的經濟民族主義不容國家在生產方面進行遲緩，而通常的所謂民治則不利於高速度與大規模的生產。中國固然還不夠資格做一現代國家，但要成為現代國家，也萬無繞道民治的理由。而且中國人民現在也沒有實行民治的能力。成功的民主憲法皆先有民治而後有憲法，先於民治的憲法皆為失敗的憲法。”因此，中國立憲的目的應當在於樹立法治，而不是實現民主政治。法治與民治不同，民治可以暫不需要，而法治則不能無。沒有法治，政治則無從循軌而行。法治既可以和民主相結合，也可以同極權獨裁相結合。錢所要求的是有法治的新式極權，而非無法治的舊式極權，他希望人們認識到中國所急於實現的應當是法治局面，而不應有其他更高的要求。換言之，民治的事實為先，肯認與記載這一事實的法律在後，憲政不過此一事實與法律兩相扣合的成果。職是之故，中國如為奉行民權主義而立憲，則猶如置車於馬前而欲車行。錢端升此論只有“民治”的運作系統部分有些道理，至於民治不利於發展經濟、中國人沒有民治能力等等均經不起推敲。更重要的是，錢對獨裁國家的認識極為膚淺。比如他說：“民治國的憲法學者雖不承認俄意為立憲國家，但俄意的獨裁究尚不失為法治；因為俄意等國皆有固定的最高機關，這最高機關意志的變更必定有一定的表示，故無論政府及人民，皆有一定的法律可資遵循。”[108]作為一個政治學者，即使無法預見到隨後發生的莫斯科“大審判”、大屠殺，至少也不能對斯大林超越了法律之上的行為毫無認知。基於這些片面的了解和幼稚的認識，錢坦白地承認：對“有組織有理想，能為民族真實謀利益縱是獨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政治不能應付現代國家的經濟問題，而實施獨裁的俄、義、土、德不僅國勢有持久之勢，且在施政上亦有顯著的成績。而此成績不特優於俄義曩日之所有，即以比所謂民主先進國家的造詣亦無遜色。”[109]

　　 由民主而獨裁固然有因應救亡時勢的外在需要，也與這些“獨裁”論者原來的自由主義思想資源不足有關。這尤其表現在丁文江觀念中。其“新式獨裁”的4個要求的重點是統治者應是受過教育的官僚。費俠莉評論說：“沿襲孔儒遺產，丁文江仍然認為統治者和受過教育的官僚是任何一種政治制度的樞紐。可是，到了30年代，他卻賦予這些形式以新的意義：優秀分子變成了技術官僚，而首領成了智囊的頭目。”“像中國的其他西方自由派學生一樣，他只有在考慮到統治如何才能奏效時，才關心民眾參與政府事務的問題。而國家的目標不能通過民主方法達到這樣一個結論，使他在原則上對民主制度產生懷疑。對比之下，19世紀及其以後的大多數西方自由派是從理論上把個人立場當作考慮問題的出發點，而治理方法則首先要從對這個重要的價值觀念採取什麼態度來加以考慮。”[110]包括丁文江在內的多數自由主義者只從工具和手段的意義上理解民主的價值，一旦發現這一手段不能迅速達致國家富強、且有其他手段似乎更為有效時，思想就會動搖或改宗。針對胡適的“民主幼稚”論，丁文江批評說：“這話是不可通，的理論的根據姑且不論；事實上看起來，民主憲政相當成績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採用了獨裁政治制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111]獨裁體制對丁文江的最大吸引力就在於它建立了強大的國家：

　　 我少年曾在民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要作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地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或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和作日本帝國的順民了。[112]

　　 在英美的工人和蘇聯的地質師之間，丁承認英美工人比蘇聯知識階級自由得多，但在亡國危機在前，他願意放棄個人自由而完全服從國家，這一觀點大體是正確的。不過，丁文江是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莫斯科大審判之前遊歷蘇聯的。他意識到，衰弱的中國國民面臨着“自殺和作日本帝國的順民”的命運，但他沒有看到，強大的獨裁國家公民也可能面臨自殺和作專制魔王的順民的命運。納粹德國就把很多猶太科學家逼上流亡之路，蘇聯在逮捕和殺害科學家時也並不手軟。丁文江沒有考慮，在英美工人和蘇俄古格拉群島的“囚徒”之間，應如何選擇呢？他的判斷以“我能夠自由選擇”作前提，而個人能否自由選擇，則要取決於這個國家是什麼性質，並不是所有政制都允許個人選擇的。真正的問題是，強大的國家能不能保護公民權利？即使從科學來講，丁在游蘇之前就已經發現：“蘇俄的首領是最相信科學的，但是自由是養活科學最重要的空氣。今天說是資產階級的餘毒，明天說是與馬克思列寧學說相違背。科學如中了煤毒的人一樣，縱然不死，一定要暈倒的。”[113]

　　 雖然如此，丁文江的這段剖白還是真實地反映了自由主義者的困境。中國沒有自由的傳統，剛剛轉向現代之際又遭遇亡國危機，因此絕大部分中國人都贊成擱下個人自由而追求國家富強，這種愛國情懷是值得敬佩的，但其所包含的對個體價值的輕視、對公民權利的茫然，卻帶來了慘遭痛教訓。應當考慮的是，一個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獨裁領袖當家作主的國家，能否真正強大起來？後來的歷史給予了否定的回答。所以，現代中國的選擇不只是在自由/獨裁的兩極之間，而在於即使以國家建構為優先目標，也必須同時考慮追求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丁文江“新式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但如果沒有必要的公民監督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我們又如何能指望這個“首領”一心為國而不是無法無天、恣意糟踏國人的愛國感情呢？

當然，“獨裁論”者並沒有認同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更多是希望藉助專制、獨裁等有力手段實現國家的統一與強大。“獨裁”之可用，與1931年納粹德國的猙獰面貌尚未暴露有關。也正因此，論戰中的民主派一直沒有就納粹德國提出自己的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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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4月，民主派的杜光塤才著文指出納粹的另一方面。在內政方面，納粹興起源於黨爭和失業，但由於其他國家的工商不振和德國對外貿易的跌落，納粹只有採取減少現有工人作工時間、分給失業者的辦法，不但未能解決失業問題，反而加重了德國的工人問題。罷工確是沒有了，但“國家動輒以武力解決罷工”的辦法也總是妨礙工商發展。獨裁制取消了反對黨，但“希特勒之取締共產黨與社會黨轉使他們一齊加入國家計劃黨，以致造成了國社黨和衝鋒隊中共產黨和社會黨反對保守派的局面。”在對外關繫上，獨裁政府整軍經武，固然提高了國際地位，但其挑釁性言論和行動引起了很多糾紛。“獨裁政府的存在雖不依靠民意之擁護，但需要時時使人民喝采叫好，以壯他們獨裁的聲勢，而維持他們獨裁的存在。可是治安之維持，罷工之停息，和火車之按時等政治上的平凡問題，都不足使人民喝采叫好。而要使人民喝采叫好，必須拿着衝鋒陷陣，殺敵爭城一類動人聽聞的話頭，去刺激群眾，催眠群眾。”所以希特勒單方面廢止《凡爾塞條約》，支持奧地利納粹常人奪權，多次以戰爭威脅國際和平秩序等等。這樣的體制難道還值得中國去仿效嗎？而且“近二三年來世界上政治潮流，好像又有了轉而傾向放棄獨裁，恢復民主政治的趨勢。”杜還敏感地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是強橫無禮，還未致引起戰爭，然亦險矣。”[114] 3年後，希特勒就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對德意法西斯主義的後果研究不夠之外，“獨裁論”對中國現實也無真切認知。參與討論的胡道維針對“獨裁”論者的德意情結指出：“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向來就是猶如鐘擺一般搖擺不定俯仰由人的。從前歐美崇尚民治，我們也就主張民治；如今歐美發生了獨裁，我們要效法獨裁，這正是以證明效顰的西施，效法卓然自立的精神與能力。我們在滿清末年，在軍閥時代，為什麼不提倡獨裁呢？那是因為俄國不這麼大興無產階級的專政，意大利不採法西斯主義，德意志還未大興國社黨運動。現在我們為什麼要採用獨裁呢？為什麼連專制都不如前期袁世凱時代之被人唾棄與詬病呢？那是因為歐西現在又要發生獨裁專制的潮流了”。[115]以錢端升為例，他曾高度評價魏瑪民主制，認為它經得起最沉重的打擊，但當其《德國的政府》一書問世時，共和國已被納粹埋葬。1934年，錢又著文稱讚“集權政府”了。依此類推，則1945年後，錢當然要將其熱情獻給民主制了。

　　 在“民主與獨裁”的論爭中，民主派陣容強大，所論在原則上也更符合近代歷史的發展趨勢和民族發展要求，但由於他們未能充分正視自由主義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重心已失、政治未上軌道、社會政治生活仍充滿暴力的環境中面臨的各種困難，且在論爭中也多強調民主的工具性質而未能嚴格堅持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只有張奚若、胡道維、杜光塤等人堅持了這一點），所以，儘管“獨裁派”在當時的論爭中略顯被動，但民主理念並未經過這場論爭而更為普及，更談不上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就“獨裁”論的主張和理由此後又一再被人提出並在落實為政治制度而言，這次論爭是以民主派的失敗而告結束的。

　　 法西斯主義思潮早已消逝，但類似法西斯主義的某些行為並未在中國絕跡。如果30年代的“獨裁”主張在山河破碎的環境下還有抗日禦侮的合理性，那麼“文革”中的法西斯行徑則除了造成歷史的浩劫，沒有任何積極意義。200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丁三的紀實文學《藍衣社碎片》，提出了一個複雜的問題：“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怎麼會讓我們熱淚盈眶？十惡不赦的歷史罪人，為什麼讓我們盪氣迴腸？”從蔣廷黻等人的轉向來看，法西斯主義的“魅力”在於它對解決國家困境和社會難題的許諾。歷史證明，法西斯主義作為現代性的反動，只是現代性危機的產物，而並不是現代性的克服。當然，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依然有其內在矛盾，只是解決的方式不應當是法西斯主義式的，中國的出路也絕不在法西斯主義。因此，接下來考察1940年代的“戰國策派”的“重國”之論，重點就不必是法西斯主義如何不宜為中國所師法，而是其歷史哲學基礎。從這一個方面，或許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德國政治文化及其在中國影響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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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張季鸞：《我們有甚麼面子》，天津：《民聞周報》第12卷第2期（1935年1月17日）。

　　 [2]張東蓀：《民主化的機關管理·序》（香港：《國訊》1卷3期，1947年11月10日）。引自左玉河：《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頁。

　　 [3]參見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London:Pimlico，2001。

　　 [4][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的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6頁。

　　 [5][德]卡爾·勒維特：《一九三三—— 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1941），區立遠譯，台北：行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頁。

　　 [6][德]塞巴斯蒂安·哈夫訥：《解讀希特勒》（1978），景德祥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頁。

　　 [7]參見[澳]安德魯·文森特：《現代政治意識形態》》（1995）第6章，袁久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英]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義》（1997），袁柏順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9][澳]安德魯·文森特：《現代政治意識形態》（1995），袁久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頁。

　　 [10]S.L.Carsten，Interpretations of Facism，in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London and Ronceverte:：The Hambleton Press，1985，p350。

　　 [11][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的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1頁。

　　 [12]引自朱庭光：《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頁。

　　 [13]同上書，第10—13頁。

　　 [14]參見[美]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1973）下冊，劉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002頁。

　　 [15][德]埃里希·卡勒爾：《德意志人》（1974），黃正柏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07—308頁。

　　 [16][德]賴因哈德·屈恩爾：《法西斯主義剖析》（1988），邸文等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頁。

　　 [17]引自Martin Kitchen,Facism,New York,1976,P83.

　　 [18][德]海因茨·古德里安：《閃擊英雄——古德里安大將回憶錄》（1952），鈕先鍾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76頁。

　　 [19][德]德·塞巴斯蒂安·哈夫訥：《解讀希特勒》（1978），景德祥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2頁。納粹老兵也一直認為對希特勒要一分為二，認為戰前的希特勒及其納粹黨，把德國從“一戰”後貧窮、弱小、受欺壓的狀態中解救出來，獲得了人民的支持。假如希特勒不發動侵略戰爭，肯定會作為德國的一代偉人被載入史冊。而發動戰爭的希特勒則是“一個瘋子”、“戰爭狂人”、“專制者”。參見朱維毅：《尋訪“二戰”德國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78—92頁。

　　 [20]琳初：《法西斯蒂在中國的社會基礎》（1933年4月18日），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1987年印，第533—534頁。

　　 [21]陳獨秀：《法西斯黨與中國》（1924年7月2日），任建樹編：《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4頁。

　　 [22]陳穆如：《法西斯蒂與中國出路》（1933年9月1日），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450頁。

　　 [23]任豁盦：《法西斯主義·譯者自序》，廣州：民智書局1934年版。《法西斯主義》為意大利亞爾白特所著。

　　 [24]SW（周毓英）：《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1933年9月1日）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512—513頁。

　　 [25]冠三：《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1933年8月24日），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523頁。

　　 [26]關於周毓英其人及其《社會主義月刊》的情況，參見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十年代中國政治》，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史學系1998年印行，第67—77頁。此處所引周毓英“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文的言論即據該書第72頁。

　　 [27]陳穆如：《法西斯蒂與中國出路》（1933年9月1日），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454、456頁。

　　 [28]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十年代中國政治》，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史學系1998年印行，第73頁。

　　 [29]周恩來：《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論新專制主義》（1943年8月13日），《周恩來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鄒韜奮：《一黨專政與以黨治國》、《法西斯作風的罪惡》，1934年歐遊途中又據其實地考察寫了《所謂領袖政治》（1934年6月2日）、《褐色恐怖》（1934年6月3日）等文，上述諸文均收入吉少甫、陳敏之、歐陽文彬編：《韜奮選集》，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30]孫中山：《三民主義》（1924年4月13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0、311頁。

　　 [31]孫中山：《中國存亡問題》（1917年5月），《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45頁。

　　 [32]孫中山：《在摩軒號艦對幕僚的談話》（1922年8月），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17頁。這段話的最初出處是蔣介石所著《孫總統廣州蒙難記》。

　　 [33]孫中山：《致鄭家彥函》（1923年8月18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37—138頁。

　　 [34]程天放：《程天放早年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68年版，第138頁。

　　 [35][英]伊恩·克肖：《希特勒》（1998）上卷，廖麗玲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頁。

　　 [36]關於30年代國民政府德國顧問團的情況，參見傅寶真：《抗戰前在華之德軍事顧問與中德經濟及軍事合作之分析》，台北：《近代中國》第45期；馬文英：《德國軍事顧問與中德貿易關係的推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馬振犢、戚如高：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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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蔣介石：《國民會議開幕詞》（1931年5月5日），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104—105頁。

　　 [38]天津：《大公報》1932年7月11日。

　　 [39]如：“中正嘗以為革命之成敗，不在制度如何更張，而在主義之如何實現。如今日德、義之獨裁制為成功，而吾黨亦仿效獨裁，則昔日仿效蘇俄之合議制，吾黨革命早應成功，何以至今日反見失敗。……而況中國環境與事實，並非今日德、義（意）兩國可比乎。”（天津《大公報》1934年3月2日）法西斯獨裁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或許是很好，但是那些國家不能和中國相比，因為中國太大，不能由一個獨裁者作有力的統治。”（天津《大公報》10月13日）1934年11月27日，蔣與汪精衛聯合發表通電：“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同日在接受日本《每日新聞》記者採訪時又表示：“中國與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天津《大公報》11月28日）。

　　 [40]良雄（唐新）：《戴笠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頁。引自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十年代中國政治》，第95頁。

　　 [41]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版，第164頁。

　　 [42]蕭作霖：《復興社史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頁。1941年4月1日，戴笠在軍統成立三周年紀念會上也說：“我們的團體，決不採用蘇俄式的‘別格烏'，和德國的‘格殺打撲'特工辦法，來進行統治。因為中國自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精神，也就是總理所講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領袖所講的禮義廉恥。我們掌握團體，運用組織，即本此精神為出發點。”（章君谷：《戴笠的故事》，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69年版，第14頁。）但是，美國學者易勞逸卻引用了蔣介石“大約”在1935年對“力行社”成員的演講：“今日中國所需要不是來討論未來中國將實行何種理想的主義，而是需要眼下將能救中國的某種方法。”“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對衰弱社會的刺激……法西斯主義能不能救中國？我們回答：可以。法西斯主義是目前中國最需的。”“在中國現階段緊急形勢下，法西斯主義是最適合的一種奇妙的藥方，而且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思想。”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74），陳謙平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頁。）易勞逸沒有交代這一引文的出處。

　　 [43]蔣介石：《如何做革命黨員——“實在”為革命黨員第一要義》（1933年9月20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1“演講”，台北：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565、567頁。

　　 [44]滕傑口述、勞政武輯註：《力行社的創立》，台北：《傳記文學》第48卷第4期（1986），第36頁。

　　 [45]滕傑口述、勞政武輯註：《力行社的任務和改組》，台北：《傳記文學》48卷6期（1986），第26頁。

　　 [46]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第82頁。

　　 [47]參見上書第315、329頁。

　　 [48]林國材：《1934年世界文壇的總結算》，北京：《華北月刊》3卷1期（1935年2月）。引自倪偉：《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頁。

　　 [49]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行營擴大紀念周講演》，蔣中正：《蔣委員長言論集》，上海：中國文化建設協會1935年版，第318、318—320頁。青年毛澤東也有類似的見解：“國家有變化，乃國家日新之機，社會進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從前之日耳曼，土地猶是也，人民猶是也。吾嘗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是亦日耳曼而變為德意志也，無憂也。”（“《倫理學原理》批註”1917—1918年）“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1919年7月14日）兩段引文分別見《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305頁。

　　 [50]蔣介石：《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出席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講》，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68輯《新生活運動史料》，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5年版，第25頁。

　　 [51]蔣介石：《現代國家之之生命力》（1935年8月），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152頁。

　　 [52]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五周年紀念訓詞——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重慶紀念大會廣播》，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68輯《新生活運動史料》，第67—68頁。

　　 [53]蔣介石：《現代國家的生命力》，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153頁。

　　 [54]蔣介石：《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贛行營擴大紀念周講演》，《蔣委員長言論集》，第357—358頁。

　　 [55]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行營擴大紀念周講演》，《蔣委員長言論集》，上海中國文化建設協會1935年版，第327—328頁。

　　 [56]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的目的和工作的要旨——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在首都新生活運動二周年紀念會講演》，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68輯《新生活運動史料》，第49頁。）

　　 [57]蔣介石：《新生活運動八周年紀念告全國同民書——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68輯《新生活運動史料》，第85頁。

　　 [58]蔣介石：《革命的心法——誠》，《精神教育第二集——廬山訓練集》，中國文化學會印行（1933），第480頁。

　　 [59]蕭文哲：《法西斯蒂及其政治》，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版，“陳立夫序”第1頁；薛光前《意大利復興之道》，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序”第1頁。

　　 [60]參見胡漢民：《論所謂法西斯蒂》（1933年5月），廣州：《三民主義月刊》第1卷第5期。

　　 [61]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39頁。

　　 [62]胡漢民：《論均權制度》（1934年3月），廣州：《三民主義月刊》第3卷2期，1934年，第5頁。

　　 [63]張學良：《張學良自述》（1957），竇應泰編著：《張學良遺稿——幽禁期間自述、日記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64]張學良：《抵滬接見報界之談話》（1934年1月8日），畢萬聞主諞：《張學良文集》2，新華出版社社，1992年，第669頁。

　　 [65]張學良：《對世界電訊社記者之談話》（1934年6月7日），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2，第742—743頁。

　　 [66][德]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1998）上冊，蕭韶工作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67]蔣介石：《軍隊政治工作方法的改善》（1932年5月19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 “演講”，台北：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574頁。

　　 [68][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1994），鄭明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頁。

　　 [69][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1984），陳謙平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頁。

　　 [70]陳之邁：《政制改革的必要》，北京:《獨立評論》162號（1935年8月4日），第3頁。

　　 [71]參見楊天石：《聯德還是聯英美？——抗戰時期中國外交的重要抉擇》，載廣州：《同舟共進》，2010年第3期；《蔣介石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載廣州：《南方都市報》2010年1月26、28日RB15版。

　　 [72]滕傑口述、勞政武輯註：《力行社的創立》，台北：《傳記文學》第48卷第4期（1986），第36—37、43頁。

　　 [73]干國勛後來說：楊周熙此文寫成後送呈力行社本部審閱，“經幹事會決議：禁止其印發，並予警告，送他往星子特訓班受訓。”干國勛等著：《藍衣社、復興社與力行社》，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1頁。

　　 [74]引自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第196—197頁。

　　 [75]劉健群：《銀河憶往》，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234頁。

　　 [76]陳秋云：《法西斯蒂與中國》（1934年2月1日），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468頁。

　　 [77]S W（周毓英）：《世界大勢所趨——法西斯蒂》（1933年11月1日），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472、473頁。

　　 [78]陳秋云：《三民主義與法西斯蒂》（1934年1月1日），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490頁。

　　 [79]滕傑口述、勞政武輯註：《力行社的組織與成員》，台北：《傳記文學》第48卷第5期（1986），第38—39、51頁。

　　 [80]參見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第一章。

　　 [81]滕傑口述、勞政武輯註：《力行社的創立》，台北：《傳記文學》第48卷第4期（1986），第43頁。

　　 [82]賀衷寒：《領袖的認識》（1933年9月），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570、571、577頁。

　　 [83]方正庵：《中國急需建立獨裁的領袖》（1934年1月1日），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563—564頁。

　　 [84]董文淵：《中國能實行獨裁政治否？》（1934年12月1日），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546、549—550頁。

　　 [85]陳暑木：《萬能的政府，強力的政府》（1933年6月28日），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553頁。

　　 [86]劉炳藜：《中國革命的前途》（1934年1月1日），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478頁。

　　 [87]丁三：《藍衣社碎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頁。

　　 [88]田灌夫：《中國文化學會之成立》（1933年12月），劉健清編：《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一，第633頁。

[89][德]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1998）下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8

第373—374頁。

　　 [90]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第527—529頁。

　　 [91]蔣中正：《如何做革命黨員——“實在”為革命黨員第一要義》，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演講”， 台北：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561頁。

　　 [92][美]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74），第99頁。

　　 [93][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1984），第199頁。

　　 [94]關於這場論爭的基本情況及評論，參見張忠棟：《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顧昕：《民主思想的貧瘠土壤——評述1930年代中國知識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戰》，載許紀霖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95]蔣廷黻：《革命與專制》，北京：《獨立評論》80號（1933年12月），第5頁。丁文江也認為：“中國式的專制原來是不徹底的。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獨裁的利益。”他還認為國民黨的專制是假的，是舊式的專制，而不是新式獨裁——“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丁文江：“再論民治與獨裁”，北京:《獨立評論》137號（1935年1月），第21頁。

　　 [96]蔣廷黻：《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北京:《獨立評論》83號（1933年12月），第5頁。

　　 [97]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政治乎？》，上海：《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1934年1月）。

　　 [98]錢端升：《評立憲運動及憲草修正案》（1934年），《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462頁

　　 [99]丁文江：《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北京：《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0日），第10—11頁。

　　 [100]丁文江：《我的信仰》，北京：《獨立評論》第100號（1934年5月30日），第11頁。

　　 [101]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北京:《獨立評論》133號（1934年12月），第4—6頁。

　　 [102]丁文江：《再論民治與獨裁》，北京:《獨立評論》137號（1935年1月），第21頁。

　　 [103]《蔣廷黻回憶錄》（1979），長沙：嶽麓書社2003年版，第147頁。

　　 [104]蔣廷黻：《歐遊隨筆·俄德異同》，載北京《獨立評論》139號（1935年2月）。

　　 [105]蔣廷黻：《三種主義的世界競爭》，載《民聞周報》第38號（1935年）。

　　 [106]蔣廷黻：《中國近代化問題》，載天津《大公報》1935年10月10日。

　　 [107]《蔣廷黻回憶錄》（1979），長沙：嶽麓書社2003年版，第147頁。

　　 [108]錢端升：《評立憲運動及憲草修正案》（1929年9月10日），《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第460、461頁

　　 [109]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政治乎？》，上海：《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1934年1月）。

　　 [110][美]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新文化》（1970），丁子霖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頁。

　　 [111]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北京:《獨立評論》133號（1934年12月），第5頁。

　　 [112]丁文江：《再論民治與獨裁》，北京:《獨立評論》137號（1935年1月），第21—22頁。

　　 [113]丁文江：《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北京：《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0日），第11頁。

　　 [114]杜光塤：《請看歐洲獨裁政治的結果》，北京:《獨立評論》第146號（1935年4月），第9—13頁。

　　 [115]胡道維：《中國的歧路——為民治獨裁問題就商於丁文江先生及時下諸賢》，天津：《國聞周報》第12卷第6期（1935年2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