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個從不跟我說'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領導。相反，他在對我有些了解之後，曾對我說，你應該相信自己決不會不愛國，決不會‘立場不穩’，你只要把你所想的寫出來，就是好文章。那是改革開放初期，對於習慣於戴着鐐銬跳舞的我真有豁然開朗之感。這是一種返樸歸真的根本取向，不是對具體問題的觀點。我終於擺脫從大學畢業前夕就開始的永遠改造不好的原罪感，得以回歸常識，回歸自我，進入今天的境界，是受惠於他的。”

——資中筠

本文是資中筠為紀念李慎之先生而作，收入壹嘉出版的《李慎之與美國所》。李慎之是中國的美國研究的開創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美國研究所首任所長、中華美國學會會長。1923年生於無錫，194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經濟系, 後進入新華日報、新華社，負責編輯出版為高層內部閱讀的《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曾擔任周恩來、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外交秘書或顧問並陪同出國訪問。因倡導“大民主”，1957年被欽定為“極右派”。1980年負責籌建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並擔任美國所首任所長。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所所長, 1989年後離職，留下名言“絕不在刺刀下做官"。晚年致力於自由主義研究, 被譽為中國世紀之交思想領域的領軍人物。1999年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震撼海內外，傳誦一時。2003年病逝於北京。

資中筠1982年與李慎之在飛機上偶遇，1985年她被李慎之“挖”到美國所，1988年繼李慎之之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第二任所長。以下為資先生正文，原標題為：弘毅之士，任重道遠。

《李慎之與美國所》，是由李慎之當年在美國所的同事們自發組織撰寫的紀念文集, 作者包括美國所第二任所長資中筠, 第三任所長王緝思, 著名學者茅于軾、任東來等, 以及眾多由李慎之招入所內, 受其教誨與精神感召的學者和"年輕人們"。壹嘉2020年版，亞馬遜、巴諾及各網絡書店有售。

弘毅之士，任重道遠

資中筠

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在國境內外，引起的反應之迅速和強烈、惋惜之痛切，為近年來德高望重的老人、名人逝世所少見。這是來自一種思想和精神的感召力，同時也出自對他的境遇的同情和不平。與他生前有所交往的各輩人等對他的稱呼不一， 我一開始就稱他為“老李”，生前如此，本文也不再改口。他倒下得太快，去得太突然。直到今天我總是無法想象他已永遠離去。

老李的平生遭遇在他那一輩的有理想、有思想的知識分子老革命中頗為典型：少壯慷慨悲歌，滿懷救國之志，投身革命，為實現紫悠、敏注、共產主義理想（當時在他們心目中這幾項並不矛盾）；革命勝利初期被委以重任，意氣風發準備一遂平生志；然後就是一連串的打擊，有早有晚（有人在延安時期就經歷了政治審查的煉獄）；然後劫後餘生迎來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擔起一定的職務，又是痴心不改，再次鞠躬盡瘁。不過此後20年的風雨中各人的情況、取向就大不相同了。老李的貶抑從1957年反右開始，直到1979年復出，但是1989年的風波中又未能倖免。所以從1949年起到他於2003年齎志以沒，實際上正常工作的時間先後加起來只有18年，以共和國54年計，還不到1/3。能不常使英雄淚滿襟！這種生命的浪費當然不是他一個人的，是我們民族悲劇的一部分。

聽他家人說，老李在醫院中直到最後倒下不能開口之前，還通過電話與朋友討論世界大事，以至於給大家以假象，對他的康復一度估計比較樂觀。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不這樣，就不是老李了。我在4月上旬從外地回京聞訊趕到醫院看他時，他已進了監護室，探訪者不能進去了，從門縫中張望只見各種機器、管子，他從此再沒能開口。據說此時他腦子還是清楚的，只是不能說話。由於一切來得突然，他沒有留下遺言，最後一刻他在想什麼，永遠無人知道了。

但是他平生一直在想什麼，卻是昭然若日月的。概括起來就是中華民族的前途。毋容贅言，老李是堅決擁護開放改革的。在新的一輪“啟蒙”中站在思想前沿。世人皆知他上反專制主義，下反奴隸主義，倡導民主、自由，認為國人“啟蒙”遠未完成，並以此為己任。有人奉之為“自由主義”帶頭人，有人責以“全盤西化論”。知之罪之，他的文章俱在，不必我來置喙。我個人體會到他氣質的另一面卻是非常“中國的”。他有深厚的國學底蘊，給他個人的道德、文章兩方面都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他基本上是繼承了“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有兼濟天下之志，而決不甘心獨善其身，無論“窮”、“達”，都是如此。

1984年美國所在所全體人員合影

在政治思想上他強烈主張平等自由，而在個人修養、待人接物方面，卻有許多“舊道德”的規範和底線，許多已經成風之事，在他看來屬於“君子不為也”。他曾告訴我，他不止一次提到“動心忍性”，大概他委屈不得伸張的時候居多，這是他在高壓之下可以動用的一種道德倫理的資源。後來他看穿了各種在“革命正統”的名義下實際禍國殃民的荒謬政治，忽然悟出：以他們的這種標準，我就是“右派”，從此涇謂分明，也就心安理得，不再痛苦了。他主張平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又頗重“長幼有序”（不是指官位級別），在有比他年資長者在場時，我很少見他旁若無人高談闊論。這是一種本能的修養。他對人的第一印象很看重“談吐儒雅”，彬彬有禮。當然有時他也承認看走眼，因為有的談吐儒雅者其實文化修養並不高，情操也不一定儒雅。順便說一句，他不是詩人，也不常以詩示人，但我偶然見過他寫的舊詩，驚異於其格律之嚴謹，風格之典雅，方知他這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也就難怪他提起有些號稱會寫詩的高官常常搖頭了。他喜歡引的一段論語是：“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從他一生的行藏可以看到這段話已經溶入他的精神。

他也曾有過居廟堂之上的經歷。在他前八年後十年短短的兩次“出仕”期間，曾經三次隨國務院最高領導出訪，起過高級謀士的作用。尤其是第二個階段，在對外關係、對台工作方面他離最高決策圈是相當近的，而且曾參與十二大政治工作報告中有關外交方面的起草。他確實有中國知識分子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但在那個時候並沒有屈子的悲壯情緒，也不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基本上是樂觀的，我沒有感到他有什麼“心有餘悸”，而是照樣沒有戒備、沒有保留地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在當時的政治空前開明的氣氛下，他的見解、學識剛好得其所，本以為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988年12月，李慎之在中美建交十周年學術討論會開幕致辭。左起：資中筠，李慎之、洛德（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章文晉（外交部副部長、前駐美大使）

1980年以後他調到社科院，奉命創辦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隨後任社科院副院長，主管“國際片”的八個研究所。在那段期間，他基本上述而不作。他自己說對美國所“情有獨鍾”。但他又常說他其實興趣不在專門研究美國。這看似矛盾，我體會其中複雜的心情，一是美國所是他長年受到不公平的貶黜復出之後創辦的第一件事，凝聚了他的心血。但又不僅如此，他復出是與改革開放同時，也正是由於改革開放才由此機遇。可以想見他辦美國所決不單純是為了學術探索，而是與推動改革開放，促進現代化相聯繫的。美國對於他來說，並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符號，代表着一種價值體系，一種參照系。同時他又反對把美國研究定位於為政府寫對策報告，而提倡對美國本身各個方面作科學的、客觀的、深入的學術研究。我在馮友蘭先生的著作中發現哲學家是“全民族的智囊”之說，就在“中國的美國研究”一文中借用了這句話，認為同樣也適用於美國研究。此文登載於《美國研究》創刊號。老李對這一提法頗為讚賞，後來在很多場合提倡。從他後來的實踐來看，他不愧為民族的智囊，當然其範圍遠遠超過美國研究，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興趣並不在於研究美國。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轉折點。關於他那時的言行有許多傳說，不少是穿鑿附會。例如說他曾與學生一道上街到北京市委門前喊口號之類。這決不是事實。這不僅是一個細節的誤傳，我認為是對他為人的一個誤解。他的確不贊成戒嚴，更反對武力鎮壓，但是他從理論上對街頭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以他當時的實際職責，也決不可能去上街喊口號。相反，當時社科院多位領導都不在北京，他剛好留守在家，本着一貫高度的責任感，以保衛社科院，維持秩序為己任，一層樓一層樓地巡視。老李的文人氣使他不同於一般的“老黨員”，他的表達方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常常以言獲罪；但是他在行動上決不是魯莽漢（他在自述中說自己是“膽小鬼”，當然又是誇張語法，指行動謹慎則是符合事實的）。他在工作中有關政策問題的掌握從來中規中矩，我除了學術工作外，在對外交流，特別是對美、對台工作這一面與他接觸較多，他從來沒有出過格，犯過什麼“外事紀律”。有的只是比較靈活、藝術，重常識而反教條，能以識見服人，從不使人感到與言無味。他對1989年的風波的態度和情緒實際上代表當時大多數，有人比他激烈得多。不過他在高處，而且以他特有的鮮明方式表現出來，容易被人抓住，不像有些人事後可以悄悄地轉變，或沉寂下去，小人物更可以略去不計。這也是“嶢嶢者易折”吧。單是他的文人氣和語言習慣平時在“革命隊伍”中就不大合眾，由於他對人很少戒備，許多私下隨口說的話。運動一來處處都是話柄。“六四”以後，他在社科院領導層中為重點批判對象（那時的委婉語叫“反思”），一名原來對他常套近乎，尊敬有加的行政部門負責人，轉變了立場，參加了老李的反思會後表示不滿，說他檢討還掉書袋，用的成語典故人家都不懂。我不知其詳，但可以想見老李決不是故意“掉書袋”，是他自然的表達方式，而且用的典故也不見得太生僻。這個細節給我印象很深，因為那種氛圍我太能體會了，每當強調“階級鬥爭”時，讀過些書的人一開口就令某些人反感。就是他那篇著名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據我了解，原本也不是為發表的，而是自己發自肺腑的感言，應該與日記差不多，只不過印出來給幾個朋友看看。不知怎地被上了網，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後果：一方面，再次在體制內被打入另冊，進一步遭封殺；另一方面卻在海內外贏得了空前廣泛的聲譽。這是絕大的諷刺。

我在寫“平戎策與種樹書”一文（收入拙著《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時，常常想到他。他更像辛棄疾和李白，而不像陶淵明。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不必哀嘆“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他退居書齋筆耕不輟，卻不同於效悠遊林下以辭賦自遣。因為他可以放眼全球，從這個高度看人類命運，民族興亡，他的讀者遍及朝野。近半個世紀中他逆境多於順境，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與廟堂絕緣，處江湖之遠，倒能作更深層次的觀察與思考，他的本色，他的學養可能得到真正的發揮，特別是最後十年，應該說是思想最閃光的時期。其一貫的追求老而彌堅，想得更深、更透徹，從心態上義無反顧，在時間上也有了更適宜的條件，潛心寫作，留下了可以傳世的文字。實際上他“在野”的10年中接觸面之廣，影響之大遠超過“在位”之時，這是任何禁令無法封殺的。可惜天不假以年，使他言猶未盡。

當然老李更多是繼承了五四以來對科學、敏注的追求。這些見諸文字是大量的。但是還有一些是沒有形成文字的即興之論。他在社科院時經常就一個話題即興發揮，或長或短，有時演變為長篇大論，他有教無類，對各種水平各種年齡的人都一樣開講。那時他心目中的研究所可能有點像古代的書院。他退下來以後大約聽到他的宏論的圈子更廣了，包括電話談話。可惜沒有錄音也沒有記錄，其中有許多思想的火花和他親身經歷的有獨特意義的故事，還有許多警句，如水銀瀉地，無法收集。聽眾大概都各取所需，每人在記憶中留住一點，或無形中化為自己的思想營養。

李慎之與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在會標前

我個人有幸在上個世紀80年代（大約是1982年）在赴美的飛機上第一次巧遇老李，而且恰好座位相鄰。當時都是素昧平生，我孤陋寡聞，竟也不曾聞其大名，社科院有美國所也是那次才知道的。他知道我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美國，就單刀直入滔滔不絕地談起對各種問題的見解，許多看法在當時十分新穎。對於一個萍水相逢的人如此坦率，沒有戒備，使我吃驚，他完全不打官腔的獨特的語言也使我有清新之感。後來體會到這就是他作風的“特色”，也是少有的本色。那一席談似乎在我長久受到禁錮的腦子裡吹過一陣清風。隨後他把我“挖”到美國所，從此我得以在他領導下工作，以及兩人都退休以後繼續交往共20年。這20年中他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我們也並非在所有的問題上看法完全一致，但是我最初的印象始終如一：襟懷坦蕩，議論橫生。總是單刀直入，很少拐彎抹角。時常一語驚人，發人之所未發。他的思想財富當然是屬於眾人的。對我個人而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在關鍵時刻對我的點撥起了“再啟蒙”的作用。他是第一個從不跟我說“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領導。相反，他在對我有些了解之後，曾對我說，你應該相信自己決不會不愛國，決不會“立場不穩”，你只要把你所想的寫出來，就是好文章。那是改革開放初期，對於習慣於戴着鐐銬跳舞的我真有豁然開朗之感。這是一種返樸歸真的根本取向，不是對具體問題的觀點。我終於擺脫從大學畢業前夕就開始的永遠改造不好的原罪感，得以回歸常識，回歸自我，進入今天的境界，是受惠於他的。

當然受惠的不止我一個。他沒有研究員、博導之類頭銜，也沒有正式帶過研究生；但是許多人都稱他為自己的導師。他自己沒有固定的專業，卻推動了許多人的專業研究。人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但是他的一片憂國憂民的赤誠，追求真理的執着，至死靡它。這樣一個人，滿懷救國之志，強國之策而無所用；無“越軌”之行而有超常之見，卻屢屢以言獲罪，時至21世紀的中國仍未能免遭“誅心”，受到一種頗有中國特色的軟性封殺，可勝浩嘆！說明我們要在精神上實現真正現代化任重而道遠，還需要多少“弘毅之士”為之奮鬥。

（2003年）

資中筠最新作品集《夕照漫筆》上下卷持續熱賣中，亞馬遜及各網絡書店有售，點擊購買